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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掃毒！
─薩米爾．阿明∕反自由主義霸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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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ir A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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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1931－ )是當代新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之一，長期至力於全球資本積累、國際不公平貿易、反美國霸權和自由主義批判的研究與實踐。阿明繼承並修正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延續階段」(不只是最高階段)的觀點，認為今日世界已進入「全球剝削化」的新帝國主義階段。作為一名左翼經濟學家，阿明除了長期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虛假與偽善之外，他還是一位反自由主義的健將。他把自由主義視為「跨世紀瘟疫」－自由主義病毒(liberal virus)，它消滅了人類累積了幾世紀的「倫理抗體」，造就了一門偽科學，形成了今日「精神分裂型」的現代∕後現代世界。
現代資本主義的新形式
阿明的理論發端於對現代資本積累模式的考察與論證。阿明依照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將世界分為「中心∕發達資本主義」和「邊陲∕不發達資本主義」兩種類型，於是資本積累模式也相應形成「中心積累」和「邊陲積累」兩種形式。阿明把中心與邊陲的關係視為一種「以不平等交換為機制，以資本積累為動力的支配∕依賴性發展」模式。阿明這一套向來被視為第三世界「反帝運動」的經典理論，是依據馬克思以歐洲資本主義為樣本的「自我中心積累」觀點，將之對應在今日世界的進一步演繹和推論。事隔多年之後，這一經典理論面臨了新而複雜的情況。這裡所謂的「新而複雜」的情況，我把它歸結到兩個方面：一是積累形式的全球規模化與美國化，二是不平等交換超出了世界市場的界線，走向一種以暴力和戰爭為支撐的「暴力帝國主義－布希主義」。
作為當代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研究者，阿明把資本主義視為全球不平等交換的擴張體系，他的三本代表作：《全球規模的資本積累》(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0) 、《不平等的發展》(Unequal
Development, 1973)、《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1997)，精細地闡述了這些理論內涵。在早期，阿明是從國際不對稱分工下的工資水平差距，來解釋「中心∕邊陲」的關係，這種以中心國家對外投資，帶有舊式殖民色彩的「城市∕鄉村」二元分工，形成於1880－1945年期間，它導致了邊陲國家的停滯性發展和貧困。然而，始於1945年之後的資本主義已產生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大型跨國公司塑造了全球化的生產格局，一方面高新技術革命改變了傳統的勞動剝削形式，進入了「技術剝削」的新形式，從而造就了新型的國際專業化的不平等形式。這裡所謂「專業化不平等」，是指「技術性的中心∕邊陲」形式，它包括中心國家將落伍的、淘汰的產業轉移至邊陲國家，而把高智慧的軟體開發留在中心內部，形成一種「開發∕加工」的新型分工；另一方面，中心國家向邊陲國家進行資本輸出，但這種輸出絕不是替邊陲國家提供開發資金，正好相反，它是為了創造向中心國家的利潤回流。而這兩者，正是邊陲國家貧困與不發達的根源所在。
阿明把後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稱為「後帝國主義」，它不僅意味資本剝削形式的全球性擴展，更是傳統不平等交換的深化和加劇。基於此，阿明駁斥了那種把「不發達」(underdevelopment)視為與「發達」相對應的落後狀態，認為「不發達」是所有國家必須經歷的「後發階段」，因而只要提升技術水平就可以解決貧困問題。實際上，「不發達」是「發達」的剝削與掠奪下的產物，它是「中心∕邊陲」不平等交換結構制約下的「效果結構」。固然，邊陲國家也進行資本積累，但卻是一種受制於中心結構的「依附性－剩餘剝削」積累結構。阿明也駁斥那種把「貧困化」(pauperization)歸結於落後國家政策錯誤、資金短缺、技術落後之結果的觀點，實際上，處於依附地位的邊陲國家完全沒有自主性發展的可能性，至於「資金短缺論」則是倒果為因，因為那種認為中心國家資本輸出將提供邊陲國家資金缺口的觀點，完全忽略利潤回流正是實現「資本抽出」的禍首：不是中心向邊陲資本輸出，而是邊陲向中心供應資本！
阿明在「世界的貧困、貧困化與資本積累」(World Poverty, Pauper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一文中指出，「貧困化」在古代絕無僅有，它是一個現代現象(modern phenomenon)，我們今天所講的「貧困化」，實質上是「貧困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poverty)，不能將貧困化簡單地理解為維生收入的不足，它實際上正是「全球兩極化」和現存資本主義擴張的產物，一句話，貧困就是帝國主義的本質[1]。阿明指出，占據第三世界國家一半以上的農民，正遭受著現代資本主義農業的劇烈剝削之中，資本主義農業獲利的地區，僅限於北美﹑歐洲﹑澳洲與拉丁美洲的「南錐體共同市場」(Southern Cone)之內，然而對比強烈的是，全球有30億農民從事小農地耕作，他們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能夠從綠色革命、良好的肥料、殺蟲劑和品種改良中獲益並有一定程度的機械化的農家，這類農民的生產率是每年可收穫1萬到
三元一中心論
現代資本主義積累出現的第二種複雜情況，是指資本主義已走向一種以暴力和戰爭為支撐的「暴力帝國主義－布希主義」。阿明指出，資本的全球積累產生了一個新的世界中心－美國，這個中心之所以不同於傳統上的「中心國家」，是因為全球積累下的新資本主義已成為美國追求全球控制之霸權系統的附屬物，成為美國戰爭外交和美國文化洗腦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阿明在傳統意義上的資本－貨幣資本與金融資本，加上了一個「統治資本」(dominant capital)，這個統治資本是美國用軍事行動來實現「全球控制」(planetary control)的霸權計劃，但它不是像安東尼．內格里(Antonio Negri)所說的那種想把世界管理得井然有序的「帝國」(imperial)，不是藉之建立和諧統一的資本主義體系，相反的，它只是由華盛頓單方所規劃的、以「美國製造」(made in the U.S.A)為標記的無限戰爭計劃，它的目的只是在掠奪資源！它一心謀求最短時期內利益的最大化，把武力置於統治資本的指揮並毀滅人類的基本價值。阿明指出：「統治資本隱藏在資本主義天生的野蠻擴張之中，以絕對服從並取代本來用以體現人類價值的市場法則」[2]。
這種新體制稱為「三元一中心」(美國、歐洲、日本)，而美國則居於「中心的中心」。阿明在《自由主義病毒》(Liberal Virus)一書中指出，美國已成功地把世界性組織全部納入它的「霸權管理體系」之內，例如WTO就是美國的「經濟管理組織」，它不是為了保護市場自由，而是保護這個中心內的壟斷集團，IMF則是美國的「世界帳房」，它不去處理三大貨幣(美元、歐元、日元)的關係，而是聯手發揮殖民貨幣權威的作用。至於NATO則是美國的政治管理機構，它已經取代聯合國，成為美國全球軍事控制的組織。這個「三元一中心」並不是什麼「權力網」，也不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全球治理」或「全球新秩序」，它根本是「美國對所有外圍國家3/4人口的集體統治」[3]。
http://gfx.aftonbladet.se/multimedia/archive/00195/KULTUR-04s04-waller_195063w.jpg
啟蒙理性－平等的“漂移”
越過了早期對「中心∕邊陲」關係的經濟學論述，晚期的阿明轉向了對資本主義文化史－一種「文化經濟學」的闡釋。現代歷史的轉折發生於啟蒙運動，它帶來的是理性主義的解放承諾(promise of liberation)。這個解放承諾可以看成是一組「三聯式的革命公理」，其中包含尋求人的自由、平等、私有產權保障的社會契約協定。向來，人們把解放承諾稱為「現代性」(或啟蒙理性)。但問題是，由於受到了自由主義的誤導，阿明特別指出受到右派始祖巴師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 Bastiat)和他的徒弟海耶克(F. A. von Hayek)的影響，現代性走向了它的對立面，走向了征服世界、統治自然、瓦解平等和經濟異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對於此一歷史歧途，阿明稱之為「現代性的漂移」(the driftages of modernity)。
然而，什麼是理性？是契約？功利？科學？還是法治？人權？市場？民主？對於這一概念之基本規定的認知，決定了我們的「史觀」(或是「現代性立場」)。對理性之不同認知意味著「現代性」從來就不只是一種而是多樣的。阿明堅信，理性必須是解放的(Emancipative Reason)，否則就不叫理性。理性之所以是理性，在於它具有帶領人類走向多元發展的全部潛能，而不只是有產者和統治者的階級意識。阿明反對那種在科學上採取價值中立、在市場經濟中漠視公共倫理和平等分配，在社會生活中採取逃避責任、不顧倫理和無神論的「資本主義文化的現代性」(capitalist culture of
modernity)。因為這種「階級現代性」，將原先三聯式－自由、平等、私產(liberty-equality-property)－理性公式中的「平等」“漂移”(drifting away)了出去，簡化成了「市場－民主」的二聯公式：
以右翼為其立足基礎的資產階級理性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解放的理
性了。它只能靠它的兩隻腳來站立：自由與產權。任何對平等稍加重
視的願望，巴師夏和海耶克都公開表示反感，他們真正代表了墮落的
理性－這已經不是啟蒙運動所構想的理性了。正如這個被侷限於自由
和產權的資產階級理性就是美國的理性那樣，所謂倒退－從思想上消
滅法國大革命，當然也包括俄國革命－其實不是別的，主要就是表現
為全球的美國化[4]。
阿明重申了馬克思的「解放的現代性」，這是一種立足於批判資產階級理性而形成的「批判的現代性」(critical modernity)，阿明把它看成是西方理性進化的第二階段。在批判的現代性中，三聯式(triptych)之中的「私產」將以「博愛」(fraternity)來取代。但阿明不只是把「博愛」看成一種情感或善意，而是一種「社會所有制」(means of social
ownership)，不只是一種政治生活的管理形式，而是以平等為目標之社會所有制的管理體制。基於此，阿明呼籲一種全球大掃毒－掃除自由主義病毒，否則，人類只有自取滅亡。
全球的美國化
如果理性進化的第一階段－阿明把它視為受到「自由主義病毒」的污染而使啟蒙歷史走到盡頭－意味著理性的飄移與墮落，那麼今日人類所面臨的「第二次墮落」就是「全球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就第一階段來說，阿明把自由主義視為引發當代精神分裂(把人分裂成「市場經濟人」和「政治公民」)的跨世紀瘟疫與惡疾，並且至今依然對人類發出致命的威脅。阿明認為，自由主義有兩株最強烈的病蠹，一是把社會效益(social effectiveness)簡單地等同於「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進而把經濟效率等同於資本贏利的能力(financial profit
capability of capital)，二是市場經濟統治了公民政治，並導致了民主成為市場的犬馬與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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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到阿明強烈批判的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 |
http://lvb.net/media/lvb2005/20050112-hayek.jpg
阿明指出，自由主義病毒也是三聯式的，它由「準科學」(para-science)－純粹經濟學(pure economics)－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所構成，但這些自稱為「理念」的東西根本是無稽之談(nothing and nonsense)[5]。因為這種理念只是「準理論」(para-theoretical)，只是「空想資本主義」(imaginary capitalism)，它與現存的資本主義(existing capitalism)完全是兩碼事。換言之，自由主義一直以其空洞的理論邏輯，為名不符實、羊皮狼骨的資本主義辯護，反過來說，現存的資本主義則運用這些空想的辯護邏輯來充當遮羞布。例如所謂「市場」，從來就不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而是「一隻資本贏利的手」，所謂「自由市場」其實就是不受倫理與平等規範的資本運動，所謂全球化，只是全球利潤向西方國家的流動與集中化。如果我們在觀念上接受在一種「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觀點，那麼在實際上「全球化=全球的美國化」之下，討論民主、參與、正義等等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今天所看到的，只是西方軍事強權和宗教基本教義之間的野蠻混戰，而民主實踐也已走向低級化和庸俗化。對此，阿明慨言道：
於是，民主的實踐沒有任何內容，出現了我所說的「低度民主」、用
少女遊行取代了施政綱領的選舉醜劇、「戲劇社會」的現象。被這些
做法取消了合法性，政治開始無所作為，失去了使替代性的社會方案
具有意義和嚴密性的潛在能力。
就當前階段來說，自伴隨著蘇聯體制垮臺的1980年代以來，世界正進入「民主大倒退」時期。這裡所謂「大倒退」具有三層漸近式的含意，一是指原先啟蒙理性中的「平等」原則已經被抹去；二是指二聯式「民主－市場」的公式進一步分裂化，亦即「政治生活的現代管理」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管理」相分離，而在此分離過程中，原先體現公共利益的民主被選舉所取代；三是指市場進一步統治了民主，準確地說，應是軍事資產階級(國家領導與資本大亨)統治了「大眾民主」的制衡與監督。在這個過程中，令人扼腕的是，民主與市場的分離－它帶來一種「低度民主」的高級形式－不僅沒有得到重視和反思，反而悲哀地成為今日多數人的「民主共識」。
民主在死亡之中
如果只是對「市場統治民主」這一形式膚淺的理解，那人們就不會憂慮，但嚴重的是，作為自由主義病毒的「末期病發」階段，「市場－民主」二聯式公式中的市場，還被「美國軍事」所取代，而成為「美國－民主」的霸權形式。阿明指出，美國作為當今的全球霸主，已經沒有了敵手。美國的國防白皮書取代了聯合國憲章，它那著名的「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就足以使一切國際法失效。「它選擇首先完全在軍事上控制全球的戰略來鞏固它的統治。與之相伴隨的政治戰略則為此準備了一些藉口，例如恐佈主義、反對毒品貿易與戰爭、或指責生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6]。但美國的民主從未帶來世界的民主，而是不斷培養基本教義派「父仇子報」的鬥志與戰力。
阿明在《帝國主義與全球化》(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一文中指出，民主從屬於市場，只意味一種「交換」(alternation)－變換執政者的面孔且繼續幹同樣的事(政黨輪流做莊)，而不是「替代」(alternative)[7]。在此情況下，人們今天已經無法指望通過「投票」來改變什麼。人們儘管可以自由投票，但你的命運決定在別處，決定於議會之外，決定於市場之中。因為，民主的解放潛能已經被掏空殆盡。處於「世界的美國化」的當前階段，傳統的民主已經失去原先具有的社會改革和促進平等的創造性潛力。一句話，民主在死亡之中。
[1] Samir Amin, “World Poverty, Pauper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55, No. 5,
October 2003
[2] Samir Amin, “Confronting the Empire”, Monthly Review, Vol. 55, No. 3, July-August, 2003
[3] Samir Amin, 王麟進等譯，《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頁16
[4] 《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王麟進等譯，頁85
[5] Samir Amin, The Liberal
Virus: Permanent War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pp. 9-11. 《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頁5-6
[6] 《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頁52
[7] Samir Amin,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53, No. 2. Jun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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