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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滅之門本原無
―李銳∕《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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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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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是當代中國文壇上兼具詩性與哲理的小說家，《舊址》則是他被翻譯多國語言的揚名之作。碎片化敘事手法和陰沉的歷史幽黯意識，是《舊址》耐讀不厭的特色，時間之長與生命之冷，一種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創作效果，則是李銳寫完《舊址》之後一種超乎預想的悵然體悟。
李銳以跳躍式的史實拼湊為手法，以來回穿叉的時間濃縮為特技，串起了一個有著兩千年歷史淵源的古老家族在半個世紀裡走向衰亡的複雜過程。歷史之寒、人性之涼、政治之臭，始終貫穿著這部半真實、半虛構的家族悲劇史。一口氣讀來，寒氣逼人、冷霜天降的氣氛籠罩全身，一種隱約浮現的歷史悲涼令人心寒髮指，一種昏沉雜亂的忿恨熱流令人力竭虛脫。
祖靈的告白
「舊趾」是李銳的眾多優秀作品中的一部長篇。它是一部「與逝者的對白書」，它寫一個故事，也寫一個時代(從辛亥到文革)；它寫一個延續千年的家族，在一連串歷史的錯誤和磨難中一夕之間土崩瓦解。對「寫自己的悲劇」的李銳而言，他看穿了歷史的愚昧和蒼涼，驚覺一切的意義早已凝固在冰封的歷史中；於是寫作就像掘墓，又像尋根，更像告慰祖靈，因為寫作既是對自己悲劇的重演，又是一場與先祖和逝親的隔世對話。李銳在序言中寫道：「真冷，是那樣心脾寒徹的冰冷……，看著我的人物一個個在筆下死去，看著我慘淡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風中結束」[1]。
就一部家族小說而言，李銳既發揮了「宏觀透視」的能力，也發揮了「微物敘事」的特長，實際上，這部具有西方「後設小說」特徵的作品，交雜著諸多「元歷史」因素。李銳將這些元歷史因素，拼湊成了一串死亡的符咒，符咒上寫著一堆「歷史玩笑」，貼在一個死神的命運之眼上；死神就像一個深仇未報的厲鬼，站在死亡符咒的背後，向你凝視和冷笑！進一步，李銳將種種歷史玩笑湊合在這部家族衰亡史之中，既有溫馨的家族情感，也有兇狠的權力相殘；另一方面，作為一部雜燴式的史詩小說，這些歷史因素既是中國古典式的，又是社會達爾文式的，既有農村貧下苦力的行動反抗，也有西方資產階級的酒肉文明：它既有諸如宗法、倫理、宿命、劫數、災難等等傳統因素的激盪，也有諸如新舊、中西、反動與先進之間的緊張與廝殺。
灰燼歷史觀
小說以一場(文革時期)的集體槍決為開場，它發生在
故事坐落在一個叫「銀城」的城鎮，這個城鎮幾千年以來與李氏家族的統治是分不開的。在城鎮裡，有兩個以鹽業起家卻相互敵對的家族(李氏與白氏)，這一世仇關係，體現了中國家族政治最腐敗的一面。近代以來，儘管當代「九思堂」族長李乃敬急於振衰起弊，但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國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像一曲接一曲的悲劇大合唱，高低不齊、五音不整地泣述白李兩大家族的苦難與折磨。
表面上，這個可以遠溯至春秋戰國名叫李軼的後代子孫，作者對其家族演進的描述是跳躍式的、拼湊式的，但對於這個家族的恩怨情仇，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敗亡因素則是歷歷可數的。政治鬥爭的侵擾、家族成員的背叛、妻兒子女的恩怨、世仇的傾軋、革命的肅殺……。在李銳筆下，歷史呈現一種風流雲散、是非成空的虛無景觀，人物表現為陰暗不明、起落不定的殘影破相。在這座「銀城」裡，在李、白兩戶豪門之間，有著許多兄弟、姐妹、伯叔、嬸娘、表親、樸傭、妻妾，他(她)們既有遠大抱負和家族品德，也有勾心鬥角、奸滑狡計的私人恩怨。但無論如何複雜，漫長的歷史演進總是要歸結到李銳的歷史觀：一切歷史都是傳說的製造史。
在李銳筆下，歷史是一座由無辜者構成的血肉長城，這裡既無必然，也無偶然，只有悵然！「舊址」一語意指歷史的遺蹟或命運的廢墟，但它還是一句怨咒，一句歷史籤語，它以「枉然」一字，捲縮在歷史長卷的內頁之中。在銀城這座小城裡，男人為「革命∕反革命」前撲後繼，女人為「愛情∕偷情」算盡心機。「那些所有的疾風暴雨，原不過是為這個傳說平添了許多耐人品味的曲折」，「那些花容月貌穿著入時的導遊員們噴珠吐玉，向所有不遠千里來到銀城的外國的和中國的旅遊者，起勁地複述著這個傳說」。這就是一種「灰燼歷史觀」，一如銀城山頂那座白雲佛寺的刻字：去來之路何處有，生滅之門本原無！
瓦解「革命」神話
在近代歷史中，「革命」一語被賦予啟蒙的進步意義；在中國，所謂「越窮越革命」更被浪漫化、聖潔化成為一種階級覺悟和道德情操。然而，李銳徹底拆穿了這個折磨了中國人一個世紀的革命神話，瓦解了所謂「貧民革命」的欺騙性，揭示出政治運動中人性殘暴和仇恨報復的本質，坦露了革命行動中愚昧無知的傾向。革命帶來的是對理想和口號的懷疑，換來了黃土墳上一杯冷酒，換來了城壁上風乾的僵屍！1927年12月的「銀城農民暴動」，是一場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兵革命，但「最後以三千八百多個農民被槍殺和遊街砍頭而告終。那五十七個共產黨員無一倖免，他們的頭顱被割下來分掛在五個縣城的城門上，歷時整整一年，直到頭髮脫落肌肉腐爛，變成了五十七具駭人的骷髏」[3]。前述的「一百零八人」是中國傳統故事「梁山泊造反」的影射，這裡的「五七」則是文革時期毛澤東「五七指示」的譬喻，但無論是梁山好漢還是革命狂徒，無非都是人性之惡的血印。
通過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赤衛隊隊長陳狗兒的敗行劣跡，李銳揭示了革命的落後性與愚昧性。儘管陳狗兒豪氣干雲，但他所謂「建立蘇維埃」，全然是骨子裡封建暴力的宣洩和爆發。陳狗兒以趕盡殺絕、提頭遊街的暴力行徑，雖然鼓動了農民的反抗能量，但處於這個暴力核心的不是理念的烏托邦，而是流氓主義和土匪造反。李銳指出了所謂「偉大的農民革命」，不過是饑餓與報復的產物。「陳狗兒說到做的，所到之處無不斬盡殺絕。於是，便有許多血紅的人頭吊在麻繩上，像過年的燈籠一樣穿遍四鄰八鄉的大街小巷。於是祖祖輩輩們受盡饑寒和壓迫的農民們，像迎來節日一樣的迎來了暴動」[4]。在這裡，李銳明顯地區分了「革命」與「暴動」的分野：槍桿子出得了政權，卻出不了新社會！在這理，「越窮越革命」以血的鐵證被推翻，「革命無罪」變成了姦殺擄掠的藉口，無產階級成了「人民暴動黨」：
那個功勳卓著的陳狗兒，除了斬盡殺絕分糧分產之外，有一天把老財
家的男人殺光之後，又把所有的女人們趕盡了小姐的閨房，先逼著女
人們描眉抹紅塗粉擦香，又逼著女人們再把衣服一起脫光，然後，陳
狗兒大笑著把雪白的太太小姐們挨個都「嘗了一遍」。[5]
然而，這個把蘇維埃(Soviet)、布爾什維克(Bolshevik)和張獻忠混為一談，認為革命就是殺人造反的陳狗兒，下場一樣可憐和淒慘。他遭到「割舌剖心」的酷刑，成了一個「沒有了心臟，沒有了舌頭，沒有了生殖器的淩亂而淋漓的屍體」[6]。至於那個「身著長衫，鼻架眼鏡」的共產黨知識分子陳伯儒，在被斬頭之後，也被剷除了頭中的一切知識和革命理想。當時僅僅是個中學生的李家第二代李乃之，目睹了這場為革命灑血拋頭的盛會：
三個劊子手走上臺來，兩人擰住了老師的手臂把他按在一隻又髒又大
的木墩上，一人高高地舉起一把寬大的斧頭，在一聲鈍響之中砍下了
老師那顆滿裝了知識與理想，滿裝著主義和真理，滿裝著詩句和激情
的頭顱。[7]
儘管「家族的衰亡」是《舊址》的主題，但李銳志不在此家族內部，而是聚焦「政治事件」，也就是一連串引來死亡、絕望與毀滅的政治災難、理念騙局和價值悖反。《舊址》的主題，不是家族恩怨或興衰，而是歷史困惑與生存困境，是歷史權力對生存權利的壓制和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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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外」的書寫
在《舊址》之中，李銳提供了一個關於「文革」的民間化闡釋，擺置了一個對政治社會之激情表演的冷觀和側照；而這種民間政治的闡釋學，又是在李銳佈置了一個「非理性∕政治中國」和「倫理性∕鄉土中國」的隱形框架下進行的；在李銳筆下，家族倫理固然是傳統的、封建的，但卻是人性長治久安的心靈歸宿，國家政治雖然是熱情的、奔放的，但卻是對人性與文明的巨大摧殘，它表現出極大的盲目性與燥動性。李銳提供了一隻「心眼」，它穿透並直視那被政治華衣所覆蓋、被激情詞藻所掩飾的權力貪婪，一種以理性之名大行反人性之實的革命歪理，還原那被政治口號所燻黑的人性本質。正如李銳自己說道：「文學應該撥開那些外在於人而又高於人的看似神聖的遮蔽, 還人以一個真實的人的處境」[8]。
在此意義下，李銳不斷質問，在歷史、政治、烏托邦、新社會、社會主義天堂之外，在這些宏大敘事、革命烈燄、偉人風範之外，在一切以革新、改造為辭藻的政治王國中，到底有沒有人性與生存的空間？在李銳看來，中國幾千年來，這種人性空間是極其微弱和無力的，個人的「小生存」總是受到歷史「大生存」不斷地擠壓、排斥和脅迫。在這裡，李銳真正點出了中國人的苦難本質，它不是個人的生老病死，不是饑饉或荒災，而是「非理性的歷史理性」，也就是一切以理性之名行人性壓迫的權威和力量。換言之，一部中國歷史，儘管源遠流長，一如李氏家族代代相傳，但是一部中國史就是中國人的異化史，是一部永無止盡的「歷史對生存之壓迫」的苦難史。在李銳眼中，中國人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民族」，中國社會是一個「價值型社會」；這部被正典化、宏偉化的歷史，是一部「神話型歷史」，中國人在這個搭了又垮、垮了再搭的神話殿宇中，不斷地重覆荒謬、困惑、悲慘和尷尬。
於是，《舊址》是在一種反神話、反革命、反烏托邦的命題下書寫的，是一部「歷史外」的書寫。這個命題的立足點，不只是鄉土、家族、傳統等等概念範疇而已，而是以小人物、小事件、小說、小文學等等小敘事所堆積、疊層而出的「大解構」，亦即以拆解歷史神話、剝開虛假理念為文學實踐的歷史大嘲諷。在此意義上，文學不是一種趣味或鑑賞，不是概念的遊戲或世事的嘲弄，文學的基本功用就是對遮蔽的敞亮、對蒙塵的抹拭、對遺漏的捕拾、對真實的打撈。一句話，文學是對人類生命經驗的真誠表達，一如李銳自己所言：「表達這所有的被『歷史』所遺漏的東西，這所有的被遺落在『歷史』之外的人的生命體驗」[9]。
誰在剷除誰的世界？
小説的主要人物：李乃敬、趙樸庵、冬哥、李之生、李紫痕、白楊氏、李乃之、白秋雲、李紫雲等等，一一死於非命。有的被自己堅持的理念所殺，有的則死於他人的偉大哲學。特別是小說主角李乃之，因為革命而革了自己的命，他死於莫名和枉然，死於自己編織的夢幻或理想；似乎，個人卑微的生命只有為偉大的理念獻身，才不會顯得輕於毫毛！
通過當代李氏成員之一的李乃之從投身共產黨、獻身革命事業、政治審查、勞改下放到孤獨地死去這一悲劇線索，李氏成員無不被捲入革命而一一被吞沒。先是1951年，32個李式成員一口氣被集體槍決，族長李乃敬在此慘死；之後是李之生和李家長工冬哥慘死在紅色革命群眾手裡，兩人是在紅衛兵定罪、群眾跟隨而被丟進紫雲橋下的，「十幾個人衝上去，把冬哥和之生仰面朝天的高高舉過頭頂朝橋上擁去。尖叫、唾罵、撕打、口號，剎那間混成熾熱的人流。……那股喧囂的人流上高舉著的兩具人體，遠遠看去，仿佛兩隻祭獻的牲畜」[10]。李乃之身陷共黨囚禁和審查時，一心想維繫家族延續的大姊李紫痕，在已知弟弟的性命無法保全後在祖宅內黯然自殺。雖然隨夫出逃的李紫雲躲過了屠殺的風暴，但卻孤苦伶仃地留在大洋彼岸，忍受著思鄉與怨恨的痛苦。
李乃之雖然在歷次事件中逃過一劫，但這種倖免並非免難，只是緩死。他做過中共地下黨銀城市市委書記，由於叛徒告密，包括李乃之在內的15名中共地下黨員被秘密槍決，但李乃之被身為國民黨軍長的姐夫楊楚雄暗下密令，子彈沒有擊中身體要害，他僥倖活了下來。「為了共產主義信仰而視死如歸的李乃之並不知道，按照楊軍長的命令，那顆本應打穿心臟的子彈，只打斷了他的鎖骨。當李乃之從昏迷中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一條運鹽巴的烏蓬船」[11]。
然而，在1939年12月銀城監獄的這場秘密槍決中，李乃之儘管在姊姊李紫痕的搭救下躲掉了索命的子彈，但卻終生躲不掉死亡的陰影和家族的懺悔對他的糾纏！對於一生追求共產主義理想，不惜背叛家族以示「忠黨愛國」卻受到誣陷至死的李乃之而言，他寧可死於「理念的槍管」，也不願死於「同志的陰謀」之下。但一切為時已晚，「除了自己的口述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證明李乃之的清白。李乃之沒有想到，自己捨生忘死一生追求的理想，到頭來變成了一件永遠無法證明的事情」[12]。最後，李乃之在自責與愧疚，在他所熱愛的「黨」的審查、批鬥之下，在藉酒消愁、疾病纏身和喪妻之痛的種種折磨中，痛苦地死去。
為了革命，李乃之付出了所有代價，包括犧牲了省立師範大學的學籍，犧牲了與白秋雲的愛情，犧牲自己的身體，最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因為「李乃之深信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們捨生忘死所獻身的這項事業，必將鏟除掉這個垂死的世界，必將帶給中國無限美好的希望和前途」[13]。正是這種「剷除垂死世界」、「無限美好的希望和前途」的癡夢與狂語，正是這種自欺欺人的獻身意志，使李乃之成為歷史罪惡的示範者和代言人。問題在於，誰有權力鏟除這個自認「垂死」的世界？誰能詮釋所謂「無限美好」？誰在決定誰的希望和前途？
勞動改造：人性的墳場
誰該被剷除？按照「剷除者」的定義，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壞分子……等等。小說中，那座資產階級腐化的象徵——白瑞德的「白園」——「在銀城鱗次櫛比的石坊和古老的大屋頂之間，一座滿是廊柱和尖頂的歌特式建築」[14]，就是應該剷除的垂死世界。這個大戶人家收養的獨生女兒，一個受到西式教育、熱愛現代話劇的黃花大閨女白秋雲，在文革期間進了勞改營。一名叫張財的勞改隊管理員向白秋雲喝道：
我張財三代貧農，我爺爺是門頭溝下媒窟出苦力的，我爸爸是天橋拉
洋車的，我他媽是種菜的。憑什麼我們就得幾輩子出臭汗呀，啊？憑
什麼你們就成天吃香的喝辣的還他媽的多領錢兒？這他媽的理兒順嗎
？要不怎麼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吶，要不怎麼毛主席瞅著你們不順眼
吶，全他媽狗屎堆！幹活吧您吶，也他媽當當這勞動人民吧！[15]
死亡的詩學
在《舊址》中，李銳表現對死亡議題、死亡情節和死亡場景高度的細寫和渲染，表現了他集恐怖與詩意、驚憟與冷觀、殘酷與溫柔、惡意和抒情，外狂與內斂於一體的文字功力。在描述冬哥與李之生被「丟河」的場景中，李銳表現了其經營恐怖場景不疾不徐、不溫不火的文字藝術，展現了一種在恐怖登於極致之後又嘎然而止的意象效果：
隨著撲通而起的兩股水花，一切都平靜下來。一時間橋上岸上停止了
喧囂，人們都瞪大眼睛朝那一片深幽墨綠的水面望過去，都以為或許
會有什麼東西浮上來。但是沒有，什麼也沒有，幽深墨綠的銀溪像一
個緩步徜徉的詩人，依舊如往日那樣幽深墨綠，依舊如往日那樣緩緩
地沿著河水中升起的石壁在聽魚池靜靜地停留片刻，而後，又從容不
迫地從橋下靜靜地流去。銀溪這副古老而落套的樣子，和這個激流勇
進的時代顯得格格不入。[16]
在描寫1951年「霜降」的集體槍決時，李銳以一個女人內心的惶恐和無助，表達了一種陰冷和淒苦的生存世界：
執行槍決的那一天，銀城人傾城而動雲集老軍營校場。李紫痕沒去，
留在家裡守著孩子唱歌謠，窗外的濛濛秋雨淋濕了鱗次櫛比空無一人
的房子，淋濕了整座城市，淋濕了一個女人的孤獨與恐懼。[17]
個體生命在革命中無聲無息、無色無味、無名無由地死去，這就是李銳所說的無理性的歷史對於人性的殘殺，它是一種大悲劇、一種地久天長的悲涼。《舊址》是一樁歷史滄桑劇，一部家族悲劇史，一部中國人苦難的史詩。它寫出了愚昧的政治運動對人類文明和人性本質的戕害與摧殘，悲涼！淒厲！冷酷！
[1] 李銳，《舊址》，臺北：洪範，1993，頁1
[2] 李銳，《舊址》，頁4
[3] 李銳，《舊址》，頁13
[4] 李銳，《舊址》，頁12
[5] 李銳，《舊址》，頁12-13
[6] 李銳，《舊址》，頁15
[7] 李銳，《舊址》，頁14
[8] 李銳，《拒絕合唱》，上海：人民，199，頁67
[9] 李銳，〈曠日持久的煎熬〉，載於《不是因為自信》，長沙：湖南文藝，1998，頁6
[10] 李銳，《舊址》，頁209-210
[11] 李銳，《舊址》，頁172
[12] 李銳，《舊址》，頁223-224
[13] 李銳，《舊址》，頁143
[14] 李銳，《舊址》，頁172
[15] 李銳，《舊址》，頁234
[16] 李銳，《舊址》，頁210
[17] 李銳，《舊址》，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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