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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經濟增長的迷思
─赫爾曼．戴利∕穩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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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an Da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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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綠色經濟」(Green Economics)受到重視以來，人們習慣把「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單地等同於「環保」，並把環保視為個人的品德與修養的產物。政府部門往往把環保和經濟發展視為「兩難」，認為最好的經濟政策是「兼顧環保的增長」。實際上，個人修養只是對生存環境善良但淺層的認知，它無法在整體上支撐一個永續發展的環境；而在增長掛帥的政策下，環保根本無法被兼顧！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的「穩態經濟學」(steady-state
economics)，是一系列具有革命性解惑的思想，它糾正了人們對環保的淺層認知，也廓清了經濟學對「增長」(growth)的偏執與盲信。
淨空世界 vs 滿載世界
隨著人類無節制的開發和對自然資源的濫用，人間淨土已經所剩不多。在「滿載世界中的經濟」(Economics in a Full World)一文中[1]，戴利指出，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已經出現巨大的逆轉，當前的世界已經從「淨空的世界」(an empty world)轉變成「滿載的世界」(a full world)。當經濟系統的消耗小於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時，世界是一個淨空的世界，如今經濟系統以「率土之濱，莫不開發」的姿態，把土地、礦產、森林、河流、海洋全部納入它的汲取和開發之下，世界就變成了「滿載的世界」。當今世界已經難以找到尚未遭到經濟系統染指的地區，經濟觸角已經伸入世界每一個角落。戴利指出，今日已經進入人造資本(man-made
capital)受制於自然資源的時代，這就好像魚和漁船的關係，在「淨空的世界」中，河裡的魚是無限的，缺少的是漁船，但是在「滿載的世界」中，漁船已經過多，缺少的是河裡的魚(如圖一)。
圖一
戴利將人類消費比喻為「沙漏」(hourglasss)，並將自然系統與經濟系統的關係通過「太陽能沙漏」(圖二左)和「地球資源沙漏」(圖二右)作對比。依據熱力學「物質∕能量守恆定律」，沙漏中的沙量是一定的，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兩座沙漏的上半部可以視為「低熵存量」，下半部則是「高熵積量」；在地質時代，太陽能流入底部的數量是有限的，它形成了低熵物質∕能量的地球資源狀態。由於太陽能流入地球的速率是固定的，其可利用率不是人類可以決定的(人類不可能生產或製造第二個地球或增加太陽能的能量)，但是地球資源是我們可以選擇的速率加以利用的(人們可以鑿開圖二右中間的細管來使用地球資源)；於是兩個沙漏之間的關係就像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關係，它呈現一種矛盾狀態：我們不可能提前開採明日的陽光供今日使用，但是我們可以過度開採後代子孫的地球資源供當代人使用。生態資源(太陽能)是無限的但無法過度使用，地球資源是有限的卻可無限使用，關鍵就在於人類對資源的使用率。一旦人類過度使用地球資源，而地球資源又受制於生態資源(太陽能)的有限性，這就會形成一種「高熵化」，最終，一種「非持續性」(unsustainable)的增長就會毀滅人類自身。
圖二
「淨空世界∕滿載世界」的對比：自然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辯證關係，是戴利思想的出發點，前者由物理生物因素所構成，後者依技術與勞動條件而演進。在戴利看來，經濟系統作為自然系統的「子系統」，它無可避免的服從三項生態規律，一是兩者的關係不是互補或替代，而是一種「互消狀態」，一種互為消長、你失我得的關係；二是自然系統的總體規模是有限的，人類不可能運用經濟系統去複製另一個自然系統；三是經濟系統依賴於一種「流量」－從低熵輸入源到高熵廢物輸出－而受到自然系統的制約。實際上，人類作為「自我維存」(self surving being)的物種，如果還沒有愚蠢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在目睹從「低熵」到「高熵」所出現的現實危害時，就應該對經濟系統作出社會倫理性的限制，它包括限制以地理和生態資源為代價的增長欲望；限制對其他物種生息繁衍權利的剝奪；限制犧牲集體利益而放任個人私利，限制技術統治主義的獨斷與專制等等。
穩態經濟學
人們目前熟知的「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一名詞，其前身稱為「穩態經濟」(steady-state
economics)，這是由戴利提出的。戴利將「穩態經濟」(SSE)定義為：「一種使人口與人工製品通過低比率之維繫流量 (low rates of
maintenance “throughput”)以滿足一定水平之欲望與滿足的經濟系統」，這裡所謂「流量」是一個內涵熱力學定律與「熵」(entropy)概念的物理學概念，它概括「從初始的生產(從環境中汲取低熵進行耗損)到消費階段(排出高熵性廢料與異物之環境污染)」的整個流程[2]。僅管「穩態經濟」甫經提出，就使戴利陷入至今尚未平息的論戰之中，但「可持續發展」已成為聯合國的「環境憲章」，戴利的生態經濟學也已顛覆了「增長」(growth)掛帥的主流經濟學，成為「另類主流」。
在《穩態經濟學》一書中，戴利一一指陳並反駁主流經濟學的科技神話與「增長癖」(growthmania)。所謂「增長癖」就是把經濟增長－物質生產在數量上的增加－視為治療百病的萬靈丹，視為社會發展至高的目標。戴利把這種偏執性觀念毫不客氣地稱為「增長謬論的教義」(catechism of frowth
fallacies)，它包括認為經濟增長有助於國家處理環境污染，「涓流理論」(trickle-down)，亦即經濟增長將有助於窮人，資本外溢效果是無限的，只要技術跟進等級式經濟增長就可以持續，市場可以調節資源配置，技術足以修正短缺，乃至所謂「越多越好」(more is better)，人類對環境依賴已經降低，零增長將是毀滅性的……等等。戴利指出，每一定比率的GNP的增長確實會使人們更富裕，但這種假設只有在不考慮成本與代價時才能成立。一旦將成本－特別是生態成本－考慮進來，GNP的增加往往帶來更大的貧窮[3]。如果人們認為通過「回收」或「資源再生」就可以解決問題，那就錯了，因為回收固然可以實現局部性的「熵循環」，但對於生態系統來說卻意味著投入更多的低熵資源並以更大的高熵損失作為代價。
於是，戴利果斷地提出了「零增長」的概念，這在新古典經濟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是駭人聽聞的。實際上，零增長(zero growth)並不是「無發展」。「穩態經濟」不是追求數量的增加而是質量的改進，不再通過消耗性的增長來實現穩定均衡的發展。「零增長」往往給人一種誤解，以為社會的演進陷入停格狀態，實際上，穩態經濟並不是指「流量」的恆定，而是指流量本身必須在生態承載的能力之內；零增長也不是欲望中止或技術停滯，它實際上是通過改善新陳代謝系統而建立的「地球護理學」：即使人類難免一死(一切生命體都無法免於能量耗盡)，穩態經濟尋求的是自然死亡，而不是在狂熱的「增長腫瘤」下突然暴斃。
人類既已進入「滿載世界」，就需要新而深刻的哲學闡述和宗教更新，來建立一種足以超越「增長癖」和以增長為最高目標的「增長經濟學」(economy of growth)。戴利提出了一種「否定並超越增長」的發展經濟學，它主張以質量性改進(發展)的經濟範式來取代數量性擴張(增長)的經濟範式。這一範式，被許多經濟學家視為「經濟學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s)，儘管這一主張至今依然受到多數國家與政府的抵制。
http://www.harvardsquarelibrary.org/beacon/2003backlist/images/28-daly-growth/daly.jpg
重新定義「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
「零式－超越」增長論不僅取代了「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而且還是一種徹底拼除「增長依賴症」和「科技戀物主義」的革命性思想。儘管人們已經對「可持續發展」朗朗上口，但「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人人喜歡但沒有人能明確其含義的詞」[4]，因為在戴利看來，可持續性依然是一個「增長」的概念，而不是發展的概念，因為可持續性強調的是「長久且繼續的增長」，它依然寄託於節約、再生、分配、技術更新等等改良式手段以維持增長，也就是以更多的、更有效的增長來解決增長趨緩或停滯的危機；戴利認為，只有拼除以增長作為經濟學的核心目標之後，才有可能產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
但問題不在於拋棄「可持續性發展」這一概念，而是重新定義並努力扭轉它被誤導的內涵。在戴利看來，只有在把經濟系統視為相對於自然系統這一「母系統」之下的「子系統」，承認子系統相對於母系統是永遠不可能無限制增長，永遠考慮到子系統對母系統的「依賴－限制」邏輯，並制定一種永遠「小於」生態條件的經濟規模，才能談到經濟系統持續發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因為「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太紅、太神聖，所以前述真正簡單而準確的定義，竟被埋沒在諸如政治可持續、社會可持續、金融可持續、文化可持續等等泛濫成災的時髦定義中。
「滿載線」與「影子價格」
戴利把傳統宏觀經濟學視為一種僅僅以交換價值作為循環之流－而且僅僅是從廠商到家庭之間－的封閉系統，因為宏觀經濟學僅僅把「地球對生命承載能力」看成外部性問題，僅僅將環境成本內部化成一種反映社會邊際成本價格，乃至無需考慮其「可持續性」的孤立性偏見。在這裡，涉及的是「經濟學的視野」問題，也就是作為經濟學知識體系之「前認知」並應得到基本分析的那個初始假設。在戴利看來，受到凱因斯主義支配的傳統宏觀經濟學僅僅把「經濟」視為一種交換價值的循環過程，而「穩態經濟學」則把經濟系統視為與自然系統息息相關的「母子系統」。前者把進行交換之各要素之間的價格變化視為「經濟過程」，在此意義上，傳統宏觀經濟學的目標就會落在如何在總體交換中通過最佳配置實現價值的最大化；穩態經濟學則相反，它以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永續平衡」為目標，在此意義上，穩態經濟學的視野就會落在如何在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如何通過「最佳規模」以實現穩態發展。
戴利通過航海制度中的「滿載線」(Plimsoll line)這一概念來說明，傳統宏觀經濟學關注的是如何將貨物「平均地」配置在一條船上，以免重心不穩而翻船；穩態經濟學則提出警告，即使再均勻的配置，一旦貨物過重，一樣會沉船，即使是均衡地的沉船！
在強調「最優配置」的傳統經濟學中，價格－市場中對稀缺性的交易成本－是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基本工具，但是「最佳配置」並不等於「最佳規模」，因為前者旨在追求最大的增長以解決最佳的分配，後者則以最優的平衡維持最低成本的生命收益，甚至說，以零增長－穩態為基準的規模論與追求無限增長的配置論，必然處於「永續衝突」之中。
戴利指出，傳統經濟學只重視實現最佳分配的「市場價格」，卻忽略或完全不去計算「影子價格」，即生態系統的耗損與高人口或高人均資源使用量的邊際社會效應，這是一種在耗散環境資源之後卻無法被支付性的隱性價格。戴利也指出，面對影子價格－一種根本無法準用商品之機會成本來確定和分攤的成本－人們至今依然採取不可救藥的樂觀態度：「人類集體性行為所造成的系統性破壞(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可以通過假定每個人都是經過良好的教育，懂得對環境破壞造成的損失進行自願補償來加以解決」[5]，但實際上，生態系統並不對市場價格作出反應。生態系統既不是服務業，也不是製造業，它並不因為顧客需求的提高而增加自身的服務和產出；相反的，人類對它的需索越多，它就越容易翻臉和反噬！
「影子價格」這一概念是針對以「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為假設的古典經濟學的翻修和重訂。相對於市場價格，影子價格不是基於市場交換下的「支付關係」，而是基於生命共存意義下的「信託關係」，也就是聯繫著貧苦者、未來子孫和其他生命物種於一種友善與慈愛的倫理共生關係。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的價格都是可支付的，例如生態資源，它一旦被耗損，就無法再付款買回。
「新稀缺時代」的來臨
在傳統經濟學中，「資本」通常指資金、技術、勞力、生產工具等等，但是戴利將傳統意義的資本視為「人造資本」，而作為人造資本之基礎的則是「自然資本」。正如如果沒有森林(自然資本)，再大的鋸木廠(人造資本)也毫無意義，如果魚源(自然資本)枯竭，再多的漁船(人造資本)也無濟於事；人們過去總是錯誤地認定，基於稀缺性原理，人造資本的增加和改進具有替代自然資本的作用。但戴利認為，人造資本與自然資本的關係不是替代性，而是互補性；即使傳統經濟學的「替代理論」可以成立，但正如每增加一艘漁船(人造資本)就必須有一定數量之魚群(自然資本)的增加一樣，「生產越多的替代物(人造資本)，物質上就需要更多的被替代物(自然資本)－作為其互補條件」[6]。由此可以看出，以「增長」掛帥的經濟學總是在破壞兩種資本之間的互補性－建造過多的漁船來捕撈日漸稀少的魚群－即使運用科技養殖來替代，也只是在更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本的前提下進行的。基於此，戴利認定，「最大限度提高人造資本的生產率和積累的現行政策已經不再是『經濟的』」[7]，這意味著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一種「新稀缺時代」－不是人造資本的不足，而是剩餘自然資本的嚴重稀缺。因此，人類應該告別對人造資本的投資，轉向對自然資本的投資，並使自然資本的投資規模始終大於或先於人造資本的投資，才能使可持續發展獲得真正的實現。
戴利將他的經濟思想最終歸結於一種可持續的倫理原則，但這一原則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一整套從宗教內涵到生命倫理，從經濟理論到公共政策的人類生存法則。與正統經濟學不同，戴利思想的核心不在於「最大」，而是「適足」，在於一種中國式的古典智慧：知止不殆、知足常樂。
[1] http://www.publicpolicy.umd.edu/faculty/daly/sciam-Daly5%20copy%201.pdf
[2] Herman Daly, Steady-State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with New Essay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1, p. 17
[3] Steady-State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with New Essays, p. 100
[4] Herman Daly, 諸大建、胡聖譯，《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2001，頁2
[5] 《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頁76
[6] 《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頁109
[7] 《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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