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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薩．恰塔吉∕後殖民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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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ha Chatterj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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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南亞歷史與「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主要的研究代表，印裔美籍學者帕薩．恰塔吉(Partha Chatterjee, 1947－ )長年致力於「亞洲後殖民性」的研究。然而，恰塔吉的研究並不侷限於區域歷史或文化政治，而是在超越東、西方界域之後進入超國家的「世界文化」研究。這裡所稱「世界文化」旨在超越和解構西方文化－一個帶著「啟蒙－殖民－霸權」之斑斑血跡的西方統治文化。恰塔吉理論令人激賞之處在於，他指出了東方民族自身被殖民、被決定、被統治的原因與命運，他呼籲重建一種「大眾底層的公民社會」－有別於西方資產階級公民社會－藉以改寫、重訂和自塑自己－東方民族－的命運。
解構「權力論述」的民族敘事
基於對「民族敘事」(national narration)的懷疑與批判，恰塔吉始終把民族敘事看成一種權力論述。這種「民族－權力論述」，作為一種歷史虛構與演繹，是指不斷運用種族優越、階級先鋒、國家中心、宗教至上、文明先進等等敘事元素，藉以建立統治之合法性與必然性。早先，在《歷史與民族》一文中，恰塔吉通過對「古印度史」的批判考察，特別是通過以達里尼查仁(Tarinicharan)為代表的「印度教知識份子」的歷史敘事策略，指出了印度自身的民族敘事是如何受到殖民者(英國)對印度之「異族敘事」的影響來書寫自身的歷史，進而誤蹈「自我殖民化」的過程[1]。
然而問題不止於此，西化的印度精英所操作的敘事策略，不僅複製西方歷史編纂學上「二元等級論」的典範，而且還進行一種在殖民想像框架下的本土操作和演繹，亦即「本土殖民邏輯」。實際上，這種敘事策略還將印度教塑造成「國教」，將具有雅利安血統的印度教徒打造成「優秀民族」，並在抹除印度其他族群特性與差異之下，建立了印度教徒主導的「階級－國家」政權。恰塔吉旨在揭穿民族敘事表面的神聖化和偽裝性，因為歷來以「仿西方中心」為基調的民族敘事既不純潔，也不公正，無不都在利用各種修辭、虛構和篡改，以建立敘事階級自身的統治權與合法性。
這種被稱為「精英史觀」的民族敘事，其與西方史觀的「複製－共謀」關係，不僅延續了殖民統治的後勁或續篇，而且還說明了後殖民社會「內部－二次殖民」的來源，這使得我們習慣將民族主義視為反殖民主義的觀點，遭到了質疑和挑戰。如果說民族主義一向是被定義為「反對外來統治」，那麼這裡所謂的「民族敘事的複製性與共謀性」就有兩個涵意，一是指在與一個龐大敵人的鬥爭中完全學習並借用了敵人的「敵對性」，也就是完全接納了「敵人－英雄」對「自己－土匪」的界定；換言之，這種反殖民主義的對立，依然是在敵人有關自己的認識論體系中展開，並且完全延用了敵人的語彙、敘事與判斷，並與敵人分享著相同的再現結構，運用相同的理論框架。對此，恰塔吉說道：
民族主義思想接受和採納了以「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差異為基
礎的同一種本質主義概念，接受並採納了由先驗的研究主體所創造
的同一種類型學，並由此而接受和採納在西方科學的啟蒙時代所建
立的同一種認識的「客體化」過程[2]。
然而，民族主義思想畢竟不同於薩依德(Edward Said)意義下的「東方主義」。在東方主義之中，作為西方本體論和認識論之「他者」的東方民族，是被西方認識論所界定和認識的，是被西方普遍理性所理解和任意擺佈的。但是民族主義思想則不然，它自認是獨立的、主動的、創造的，於是就形成了所謂「複製－共謀」的第二種涵意，那就是民族主義可能複製一個「本土殖民政權」，一個模仿並繼承先前統治者的統治形式來統治自己國內人民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一句話：趕走了一個阿里巴巴(帝國殖民者)，留下了40個大盜(本土殖民政權)！
一個以反壓迫、爭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竟然接納、延襲、繼承了殖民主義的權力論述與壓迫邏輯，這就是恰塔吉常說的「民族主義的弔詭」。問題是，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沒有殖民者的殖民統治」？是不是客觀存在一種「卑賤的民族性」，使得擁有這種自卑性格的民族，命中注定被壓迫、被歧視？是不是因為客觀存在一種「東方劣根性」，使東方民族因為無法與西方文明並駕其驅，因而註定落後、挨打？當然不是！問題在於，人們誤信了西方的現代性，人們以為只要照搬西方的科學、理性、工業與文明，東方民族就能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實際上絕非如此！通過對甘地未能實現之政治理想－徹底反對西方現代性和進步主義觀念－的闡釋，恰塔吉指出了這一難題的答案：
實現自由的目標並不能通過為民族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文化來完成。
對甘地來說，恰恰是因為印度人受到現代文明耀眼光輝的誘惑才使
得他們成了附屬的人民。而使他們保持附屬地位的原因就是印度人
的領導階層接受了所謂文明的好處。的確，只要印度人繼續沉緬於
現代文明「進步」性質的幻覺之中，他們仍將受到「沒有英國人的
英國人的統治」……[3]。
追求「我們的現代性」
在《民族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一書中，恰塔吉努力闡釋這種「殖民複製」的危害性。恰塔吉指出，1947年印度獨立後，以甘地主義為代表的民族主義事業遭到了踐踏和綁架。在資產階級精英的領導下，民族主義被簡化為「建立國家」(nation building)，這些「西化的印度精英」意欲在仿製西方憲法原則和科學管理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歐式－印度」國家。這個國家實際上是英國政府的印度分身，只是一個由印度本地人負責管理的「新－東印度公司」罷了。在恰塔吉看來，在「進步」和「現代化」的宏偉訴求之下，印度的民族主義目標已被建構成一個淩駕在社會碎片之上集權主義式的「中心國家」；而脫離了宗教政治形式的世俗主義和原封不動地從西方搬來的啟蒙理性主義，則變成了後殖民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兵工廠，成為再製內部殖民和延續一切舊有壓制的來源。
恰塔吉之所以致力於民族敘事的研究，並呼籲重新思考資產階級「反殖民民族主義」如何複製了殖民主義不平等的權力等級關係，不僅為我們解說了為什麼民族主義最終走向了原旨教義主義和恐怖主義，也試圖證明「歷史敘事權」的爭奪在民族演進過程的重要性。然而，恰塔吉的貢獻還在於，他通過批判西方如何經由後殖民知識份子的知識轉譯和心理動員來滲透西方文明的支配性，藉以鼓舞人們將歷史眼光轉向被忽視的庶民階層。除此之外，恰塔吉還通過對民族敘事中權力運作軌跡的細膩描述，表達了殖民主義的禍害尚不止於軍事破壞和經濟掠奪，更在於一種「現代性的移植」。這意味著殖民主義從來沒有真正的遠離或消退，現代性依然以戴著普世價值的面具在全球化的框架裡四處漫延。面對這種「繼續殖民」(continued colonialism)－不只是「後殖民」－的處境，它催促我們必須走向真正的「心靈解殖」(spiritual
decolonization)－拋棄單一現代性－不只是「後現代性」－追求「我們自己的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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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
作為具代表性的後殖民理論家，通過對印度民族主義歷史的檢視和分析，恰塔吉對於民族主義自身的矛盾，以及能否徹底克服殖民主義的禍害與遺毒，抱持著質疑和保留的態度。在恰塔吉看來，民族主義既沒有完成殖民解放的任務，也沒有實現普遍民主的價值；民族主義是現代政治的「斯芬克斯(Sphinx)之謎。
在《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一書中，恰塔吉通過檢視印度民族主義三個階段的演進，指出了「殖民地民族主義思想」走進了兩個死胡同：一是它被建構成一種國家意識形態，被簡化為一種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模仿西方理性主義的工業進步模式；另一個則是以「認同」為基準的分離主義運動，「它經常表現為一種狂熱的反現代、反西方的政治潮流」[4]。然而在恰塔吉看來，兩種模式非但沒有整合它的對立面，反而聯手共同複製了「分裂領域」－精英與庶民、理性與非理性、科學與宗教、組織性與自發性－的工具性對抗。這種分裂性對抗不只是一種印度特徵，在今天，它已成為一種全球現象。
「911」事件證實了恰塔吉的憂慮與判斷，這促使像恰塔吉這種左翼知識份子轉向「非主流－底層」視角，從全球與地方的交叉論證，來面對類似的文明災難。對恰塔吉而言，世界的許多衝突與災難，來自於我們對「最大部方世界的最大誤解」。我們習慣於把「最缺乏理解的部分」視為愚眛、落伍而一概抹殺，而這正是世界上各種「誤解性災難」的來源。
一如當年尼赫魯(Jawahalal Nehru, 1889—1964)在《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一書走過的軌跡，恰塔吉致力於重新發現印度社會；當年尼赫魯極力糾正西方對印度的誤解，恰塔吉則努力展現一個「可能的印度」(A Possible India)。恰塔吉在《被治理者的政治》一書中指出，僅僅從「單一現代性」出發，輕蔑地將存在於大部分世界中的「大眾政治世界」(the world of popular
poitics)視為第三世界貧民區或阿拉伯街道而置之不理，這既是愚蠢的也是不負責任的[5]。
基於此，恰塔吉拋棄了安德森(B. Anderson)所建構的「普遍－同質－線型－公民權利」的民族共同體模式，因為這個模式並不適合東方社會，也無法真實描述世界上更大區域的政治生活。對於東方後殖民國家來說－恰塔吉把它稱為「大部分世界」(most of the world)，亦即未曾直接參與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演進過程的那些區域－所謂「民主」，還只是一個「治理」(governmentality)。這裡所謂「治理」不同於全球化理論的「全球治理」、「無國家政治」、「非政府治理」等等，而是指為了便利於或有助於行政統治而採行的知識和技術系統，而所謂「治理者」，也不是指「全民政府」，而是各種「人口處理機構」。恰塔吉把這種以「非公民身份」作為治理對象的政治稱為「被治理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被治理者的政治」不同於西方以「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為基礎的民主政治，而是以各種差異－宗教、種族、語言、文化、階級、性別－為異質性要素的政治。恰塔吉把它稱之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以區別於西方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民主政治 vs 治理政治
公民社會將天賦－而不是後生－的人權：自由、平等、產權……等等，訴諸於每一個無差別的、均質的、一視同仁的「公民」之上。在此意義上，民主被視為一種無論在任何空間、地點或時段，人人都能享有的普遍的公民權利。這種模式塑造了一種將時間空洞化－因而也必然抹除社會演進之時差與空間分佈之落差－的同質性空間；而所謂「民族」就是在此空間中生存與發展的公民群體。在這種共同體之中，每一個成員都以一種「共時性」體驗著超出親身接觸以外的匿名性團結，並享有彼此認同的民族身份(nationhood)。然而，恰塔吉認為，安德森的「同質空間」本質上是一種「資本的烏托邦時間」，只是現代生活時空結構上少數人的想像維度，而不是真實空間，因為世界上的多數人並非真正生活在這種同質性空間之中：
現代生活的真實空間是異托邦(heterotopia)構成的…...。在這裡，時
間是異質性的、非均勻分佈的。在這裡，即使工業勞動者也並非全
部內化資本主義的工作紀律……。政治在這裡並非對所有人都意味
著同一件事情[6]。
通過對印度史詩、多重民族誌、種姓制度中「賤民」(Dalit, the Untouchable)階層和「非資本化勞動者」真實生活的考察，恰塔吉不得不承認一種後來被廣泛稱為「後殖民史學」－「庶民研究」加上「治理政治」－的研究典範。這個典範不是建立在反對西方意圖將東方均質化與吸納化的「東方主義」框架之上，而是根本承認東、西方社會不可通約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是建立在區分「西方公民」和「東方臣民」的身份差異、區分「西方憲政民主」與「東方治理政治」的演進差異之上的。「我們在此遭遇到了一個對立，以大眾主權的崇高政治想像為一方，以治理行為的平凡行政現實為另一方；這是同質性民族與異質性社會之間的對立」[7]。
例如，印度「賤民」的存在，說明了後殖民政治主體並非憲法規範和公民身份定義的對象，而是一種「臣民」；而鄉村工人與城市手工業者也不是西方眼中的「勞工」(workers)，而是一個人口統計學的「範疇」和行政管理上的「單位」。試想，在一個充滿異教衝突與等級制度，在一條街上開著麥當勞速食店而對街卻擠滿流動攤販的城市裡，我們如何指望一種「大眾平等」的民主制度？我們又如何期待一種教育普及、資訊平等的參與型政治？在這種異質的政治社會中－存在著最大多數人口還處於法律邊緣的弱勢群體，還有待成為「民族公民」(national citizens)身份－民主根本不是「想像」(imagination)，而是「空想」(dream)。
理解政治社會
「政治社會」的政治不是採行西方的「選舉－民意」政治，而是一種「仲介∕動員」的政治。這裡所謂「仲介∕動員」是指有別於「代議」的、形成於議會論壇之外的、以動員其他居民、意見領袖、特定政黨為媒介，通過人口上的數量籌碼和利益談判所形成的「策略政治」。「治理行為總是在一個異質社會領域內運作，在各種各樣的人口群體中運作，通過各種各樣的策略運作。在這裡不存在公民身份權利的平等和普遍的行使」[8]。
然而，正如恰塔吉的實證研究顯示的，儘管諸如賤民、難民、無地農民、流浪者、城市貧民等等，在「政治社會」中總是處於非人、非法待遇，但是在人口群體與治理機構之間，依然可能通過一種「動員－談判－政策」的準制度性效果而達到妥善的安排。恰塔吉旨在論證，政治社會依然具備運行有效的機制，而不全是西方眼中落後、無能的狀態。如果能夠拋棄西方現代性的優越感，正視並理解大部分世界中被忽視的大眾政治形態，一種「異質－共存」的多元理解價值就可以產生，其不僅可以避免「911」的重演，也有利於從「大部分」到「全球」之世界和平的實現。
[1] Partha Chatterjee, 「歷史與民族」，載許寶強、羅永生(選編)，《解殖與殖民主義》，北京：中央編譯，2004，頁1-32
[2] Partha Chatterjee, 「甘地及其對市民社會的批判」，載劉健芝、許兆麟(選編)，《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2005年，頁82
[3] 《庶民研究》，頁84
[4]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範慕龍、楊曦譯，《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一種衍生的話語？》，南京，譯林，2007，頁238
[5] Partha Chatterjee,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田立年譯，《被治理者的政治》，桂林：廣西師大，2007，頁2
[6] 《被治理者的政治》，頁8
[7] 《被治理者的政治》，頁43
[8] 《被治理者的政治》，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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