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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清水出芙蓉
―林語堂 /《京華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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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語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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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向來以其閒適文學和幽默創作為世人所樂道。但作為一名重要的文學家與翻譯家，在20世紀整個前半業，林語堂曾被饑為不食人間煙火、心中不思革命的幫閒作家。實際上，在飽受左翼文壇的攻擊之餘，林語堂的代表作《京華煙雲》(英語版)卻獲得1967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從此人們才在從誤解中翻醒，重新審定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超凡貢獻。
道家哲理小說
《京華煙雲》洋洋70萬言，堪稱大師之作。全書分為三卷，從家族小說的範疇而言，像似現代版的《紅樓夢》，但林語堂擺脫了傳統章回敘事的格局，而是以鬆散、隨性的傳記、對話、行動為串場，形成一部揮灑如雲、走筆如煙的「家族—歷史史詩」。
小說以主人公姚木蘭的半生經歷為主線索，以北京城內姚、曾、牛三大家族的興衰起落為背景，以義和團到「七七抗戰」的四十年為時間跨度。小說聚焦於國家劇變下的家族生活，情節上至宮庭傳聞下至庶民疾苦，主題涉及哲學、政治、經濟、藝術、宗教、愛情、文學、傳統、民俗、禮儀，乃至封建陋習、革命新知和精神心理的分析等等。林語堂以道家哲學評史議政，以人文智慧寫人論事，評論家多以「道家小說」稱之，實則更是一部「中國現代人文主義」的哲理史詩。
人們向來以「文以載道」定位《京華煙雲》，可說其來有自，因為莊周思想與道家智慧在小說中處處顯跡、燁燁如光，舉凡道家思想中的隱士、真人、遁世、達觀、閒逸、豁然、順性等等人生智慧，既穿透著小說中的老少人物，也散發在歲月流離的感悟之中，時而潛隱筆心，時而躍然紙上。
黃老修身，樂生安道
小說開始，敘述了義和團「拳匪」已準備進京鬧事，八國聯軍蓄勢待發、準備接戰。在戰亂逼臨城下之際，姚家決定舉家逃離北京避走杭州。對尋常百姓來說，兵亂在即、逃難避禍，人人莫不驚慌失挫、恓恓惶惶，但姚家長者—
小說第一卷題為「道家的女兒」(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並以《莊子．大宗師》的文字為卷首語，主要在描寫姚家這一「莊周之家」的處事原則與應變態度，描寫
姚思安出身富裕世家，繼承了家族大筆產業，他本是一個紈絝子弟，「他喝酒、賭博、騎馬、擊劍、打拳、玩女人、養歌女、蓄娼妓、浪蕩江湖，交結公卿」[1]。但是在娶了木蘭的母親之後，性格與思想一夕丕變。這種驟然幡悟，顯然是受到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出自對時代乖厄和國難不休的一種傷感和體悟。「他同情變法的光緒皇帝，認為義和團的行動愚蠢無知，危險有害，不啻兒戲，……他也有他『反洋』的道理，那就是教堂是仗恃洋人優越的武力保護之下的洋宗教的表現」[2]。當他的愛女不解父親何以把逃難前埋在後花園裡的古玩視為「分文不值得的廢物」時，他的回答是：「你若把那些東西看作廢物，那就是廢物」[3]。在這裡，姚思安既表現了道家心寬豁達的思想，也表現出儒家允執厥中的中庸之道，這正是林語堂政治理想的最高表現。
在姚思安身上，林語堂闡釋了一種「黃老修身、樂生安道」的生活哲學。他對財富與名利素來不癡迷、不眷念，他把家務委由妻子和乾女兒珊瑚管理，對於家事，「全遵照道家哲學，採取無為而治的辦法」[4]；他把家業和店舖託給舅爺經營，它自己則只與書籍、古玩、兒女朝夕相處。他從不怨天尤人，也甘心逆來順受。他最愛的是大女兒木蘭，最疼愛的是二女兒莫愁，他不滿大兒子的愚魯和放浪，他積極撮合莫愁與孔立夫的婚事；他雖不贊成但也不幹預小兒子阿非和紅玉的戀愛，對於阿非最終與寶芬結為連理也樂觀其成。他雖無力於救國圖存的民族大業，但也不是不關心時事與國政。這種政治疏離和無力感，並非懦弱或逃避，而是道家「無為」的另一種表露。
在自認兒女有成、了盡義務之後，姚思安便離家遠遊，一去就是十年。他遨遊江海，縱情山水，有如孤老放翁、閒雲野鶴。在放遊與浪跡之中，他體驗了自然之美、樂生之道。最後，他依然告老返家，此刻已是孫嗣滿堂，此刻，他體悟了個體生命雖有終老而死的一日，但子孫代代相傳亦是生命永續與不朽的傳承。在姚思安身上，人們看到的是道家隱士與儒家「君子」的綜合體，一種塵世中超凡入聖的生活藝術，一種亂局下自得其樂的人生哲學。
順天從命，近情明理
木蘭對父親十分敬仰，自幼就承受父親的教誨：「正直自持，則外邪不能侵」，雖短短一語，卻是木蘭日後生活上的指南針，從中獲取人生的樂觀和勇氣，因為，「一個萬惡不能侵入的世界，自然就是一個使人樂觀奮鬥的美好世界」[5]。在木蘭幼小的心靈中，很早就種下一顆「光明磊落」的生命種子，終其一生，銘記而受惠。
木蘭承蒙於父親之教養者，首重德育，但這裡的德育並非傳統禮教或舊式女德，而是處世的哲理與人生的智慧。當木蘭在逃難前憂心埋入地下的銅器玉寶是否會被盜匪偷走？來日是否能夠返家自己掘起時？她從父親那裡獲得的答案卻是：得失不在於處心積慮，不再於圖謀或運氣，而在於「有德者有福」。父親告訴她，人生的福氣不在於「外求」，而在於「內生」：
福氣不是自外而來的，而是自內而生的，一個人若享真正的福氣，或
是人世間各式各樣兒的福氣，必須先有享福的德行，才能持盈保泰。
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水會變成雪白的銀子。在不該享福的人面前，
一缸銀子也會變成一缸清水。[6]
這種「順天從命」的思想，還影響著木蘭對愛情、婚姻與家庭的態度。木蘭與立夫彼此欣賞、情投意合，但正當木蘭對立夫愛苗初長、充滿甜蜜幸福之感時，基於姚、曾兩家素為友好，兩家商議結果，就理所當然地將木蘭許配給曾蓀亞。對於這場長輩們約定而成的婚事，木蘭以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態度來面對，她既無怨言，儘管她接受的是自由婚愛的新思想，她也沒有反抗，儘管她心儀之人並非終生託付的伴侶。正是這種「近情明理」的態度，使木蘭被形塑成「中國現代女性」的理想典型，也使木蘭在亂世與變局中，自得一份安逸與恬適。
木蘭生於新時代，自幼接受新思想，如果依當時流行的自由戀愛、自主婚嫁的思潮，木蘭會選擇才高氣傲的立夫，她會解除曾家的婚約，婉拒平凡溫雅的蓀亞，還她的自主之身和自由之愛。但是木蘭不願冒犯千古名教，她只是將自由真愛私藏內心，把婚姻之道顯露於外。
基於對和諧、中道的執著，林語堂給予木蘭的婚姻極度唯美和幸福滿滿的描寫。「木蘭的婚禮，莊嚴而肅穆。新娘，為萬眾注目的中心，美如滿月。……除去她眼睛的迷人及低沉的音樂美，她的身段兒窈窕，令人目迷心蕩」[7]。對於木蘭略帶「殘缺之美」的婚姻，更表達了林語堂對愛情本是「心靈盟約」、婚姻本是男女互補、兩性增益的觀點。木蘭自己知道，她和立夫並沒有真正戀愛過，所以她嫁給蓀亞時良心上是一片清白，所以她決定在婚後再補修愛情的課。對於這種「先嫁後愛」的婚姻，木蘭正是以繼承於父親之「德教」—「順天聽命」的態度，坦然面對、誠心相許：
在這種愛裡，沒有夢繞魂牽，只是正常男女以身相許，互相敬重，做
將來生活上的伴侶，只是這麼一種自然的情況。只要雙方正常健康，
其餘就是順乎自然而已矣。[8]
辛亥革命雖是民國的誕生，但也是中國社會悲劇的起點，因為新社會的誕生，總要經歷脫胎換骨的陣痛，新時代的來臨，總會產生得失和混亂。人們應該以什麼態度來面對改朝換代、翻天覆地的變局？在舊瓶與新酒之間、社會現實與理想藍圖之間、在茫然的舊一代和同樣也是茫然的新一代之間，既有荒唐與滑稽的對比，也有家庭破碎、骨肉失離、人生無常的淒涼場面。青春最美，豈知花無百日，生命可貴，怎奈浮生若夢。
《京華煙雲》第二卷「庭園悲劇」，歷經辛亥革命至五四。舊朝傾覆、民國初立，幾個本來美滿幸福的家庭從此陷入悲劇連連、骨肉分手的際遇。姚體仁暴亡、紅玉跳水自殺、
維新與守舊
相對於姚思安是個維新派，曾家長者—曾文樸則是個剛強堅定的儒教信徒，在他看來，「革命就等於人類文化到了洪水猛獸的時代。……他是舊思想舊社會舊倫常風俗的堅強衛道之士」。曾文樸雖然喜歡洋物洋器，但無不視其為奇技淫巧，是低級思想的產物。民國建立時，他大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國家怎麼能沒有皇帝！『無父無君』，就表示無法無天，天下大亂」[9]，
林語堂雖不拒斥儒學，但卻痛恨儒生、昏官和財閥。他把孫文讓出總統大位給袁世凱一事，視為書生之見，把曾文樸寫成自私、懦弱的舊朝昏官，把牛家大小形容為欺良成性、傷天害理的惡狼之家。在林語堂筆下，曾文樸是一個心窄氣狹的老學究，他既不愛大清也不喜民國，守舊不成轉而厭新恨洋。他一向按照舊式觀念教育下一代，不准晚輩看電影、上館子、逛公園、觀光遊覽，認為這些新鮮事物，盡是邪門歪道。即使慧質蘭心的媳婦木蘭，也不免惹他生氣，一是民國一立，她和蓀亞迫不及待的剪去了辮子，一是領著曼娘去看電影，令他大發雷霆，「因為影片上有女人，渾身赤裸裸，觀眾都看得見，還有男女親嘴，在中國的戲臺上是決不允許的」[10]。
新舊交戰，命運殊途
時代動盪，新舊交織，林語堂不是直書歷史，而是通過人物的性格與思想來表達新社會脫胎換骨的痛楚，捕捉古風舊俗失落崩解的憂傷，描寫新價值的衝突與悲劇。牛家二少，不脫舊風惡習，以為財粗家大就可為非做歹，欺壓良女，強擄尼姑，遭至市民公憤和抗議，被斬首示眾。老一代女輩，莫不因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的滑落而憂心忡忡。至於新一代的，有崇新尚法的，也有腐敗沉倫的。不同的人生態度和世局觀，決定了姚、曾、牛三家不同的命運。
牛家的腐敗和衰落，是林語堂對中國沒落世家的嘲諷和批判，表達了林語堂對「舊式資產階級」的嫌惡，間接傳達了對「新青年世代」的歡頌。牛家二少斷頭伏法不說，
姚家大少體仁與銀屏的新式愛情，則演繹出一場此情綿綿、長恨作歌的結局。體仁是一個追求個性解放、社會革新的新青年，他把自己的先鋒思想和革命情感，投注在與ㄚ環銀屏的愛情苦戰之上。體仁自小與銀屏朝夕相處，兩人雖橫梗少爺、ㄚ環之別，但青梅竹馬之愛堅如盤石。但這場越軌之愛，遭到家庭上下的反對，一則視為家醜，一則百般阻撓，先是藉故安排體仁出國「避婚」，後則設法嫁出銀屏嫁，但體仁不計毀譽，以生米煮成熟飯向舊思想進行抗爭，無奈體仁騎馬撞樹摔傷而死，銀屏也一命歸西。為了一場自由愛情，夫妻雙亡，兩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人亡物存，浮生若夢
面對亂局，「明哲」成為一種保身哲學，遠新離舊、超然度外成為一種不攪世事的自處策略。新世界的來臨無法阻擋和抗拒，舊時代的逝去也無法挽留和固守，然而在新舊交戰之間，同樣令人憂煩與厭惡。小說中安排了民國之後木蘭與家人南遊杭州，既遠離北京的風蕭塵土，也藉此洗滌家務俗事。「南遊杭州」實際上是一種「歸隱南山」的隱喻，這正是林語堂一種離世避禍、置身事外的政治心態，也是他不惹塵埃、自求寧靜的心境流露。
木蘭婚前曾與立夫相約同遊北京圓明園廢基，想要體驗那遭受八國聯軍洗劫燒掠之後的殘美之感。「廢基之行」雖是昔日未竟之約，但今日思慕古物華美、沉戀昔日風華的諸多想像，依然裊裊在心。杭州之行，木蘭一行遊了老人祠，此祠雖非名剎古廟，但「老人」之名，不僅是林語堂一種思古幽幽、懷舊依依的心情表現，也是一種「迎新不忘古，今人不非舊」的思想傾向。
在返回北京途中，木蘭一家順道遊歷山東泰安，邀立夫共登太山。山頂見一「無字石碑」，眾人感念世事悠悠，無人常存，所以稱「無字」。這座石碑，雖已無字可辨、無跡可循，但卻屹立長存。見識深厚的立夫，面對這座無字石碑，認為沒有文字的碑文卻能說出無限的話：
在這通無字的石碑上，他讀到了興建萬裏長城的
國的瞬即瓦解，歷史的進展演變，十幾個王朝的消逝—彷彿是若干世
紀的歷史大事一覽表。……那通巨大的石碑，是向人類文化歷史堅強
無比的挑戰者。[11]
藉由立夫之口，林語堂表達了「人亡物存、浮生若夢」的道家情懷：正是因為人性有欲所以得失無常，即使昔日的霸王帝國，車馬滾滾，風華燁燁，莫不經受不了時間的流轉而覆滅，無不春生冬滅、朝生夕死，唯有這座「無字石碑」，因為無欲，所以無情，因為無情，所以無得，既然無得，也就無失。正是因為無欲、無情、無得、無失，所以歷經千古，萬世長存。
就在體仁和銀屏雙亡，
姚思安剃去了頭髮，換了一件粗布長袍，向哭泣的家人告別。不許家
人相送，說十年後再回來探望他們。於是拿了一根禪仗，走出家去，
消失了蹤影。[12]
曼娘—封建與帝國主義的犧牲品
曼娘一生的悲劇命運，既是林語堂為無數中國婦女犧牲在封建禮教下的幽怨叫屈，也是對日本侵華暴行的嚴厲控訴。曼娘自幼喪父，接受的是傳統的女德教育。由於寄居曾家並受恩於曾家，基於封建主義「沖喜」的舊俗，曾家決定將她下嫁給瀕臨死亡的平亞，在還沒來得及進入洞房，曼娘就已註定一生守寡的命運。曼娘接受的是舊式「三從四德」的教育，養成了她自我限制、自我壓抑和自我犧牲的性格。即使自知「寡婦」之命上身，也自願「生是曾家的人，死是曾家的鬼」。她克制再嫁的念頭，壓抑自己青春的身體。不幸的是，苦守十幾年之後，日本軍隊進村燒殺擄掠，曼娘沒有倖免於難，她那潔淨一生的身體遭到了羞辱，「她那一生從沒有男人的眼睛看過的身子，現在掛在那裡，一半赤身露體」[13]。短短一語，道盡了人間「善無善報」的悲痛，反映了「封建吃人」的罪惡傳統，記錄了日本軍閥的殘暴邪惡，以及作者的悲憐、憤恨與哀痛。
《京華煙雲》第三卷「秋之歌」，續筆於描寫五四運動、軍閥混戰、政客竊國、黨派爭鬥和北京城一片風聲鶴戾的景象。此刻的木蘭已是三個兒女的母親，她努力承擔時局騷亂給家庭帶來的衝擊，一心期盼清靜無為、避世離禍的日子。無奈，狂風擾清塘，污水溺芙蓉，曾是百里繁華的北京城，如今成了野心政客的屠場，成了人性醜惡的展示臺。
軍閥亂政，北京變色
為了抗議「二十一條」，北京爆發學生運動，時值五四。木蘭最珍愛的大女兒阿滿，年僅十六歲，十足是母親木蘭完美無缺的複製品。年輕的阿滿心中愛國，熱情響應學生運動，卻在一次遊行中遭到軍閥槍殺致死；立夫也因撰文批評腐敗軍閥，被視為「共產黨」遭到逮捕；陳媽之子陳三、曼娘的養子阿瑄同遭緝拿。本是平靜的曾、孔兩家，陷入了喪女、被捕、審訊、繫獄的連串噩夢中。
立夫發表文章攻擊軍閥埋伏暗殺遊行學生，遭到軍事法庭的秘密審訊。起訴書寫著：「發表文字一篇，攻擊政府殘殺學生，措詞無禮，甚至辱及教育長官」[14]。在這場審訊中，林語堂發揮了他獨特的「林式幽默」，將一場肅殺凝重的法庭攻防，描寫成啼笑皆非的政治鬧劇，藉機悉落、挖苦和嘲諷北洋軍閥的荒誕與可笑。
法院庭長指控立夫文章使用「貪官污吏」、「軍人擅權」等字眼，立夫則回答，為官者或廉或潔，為吏者或髒或清，太平與亂世一概皆然；若說官無不貪，則「貪汙」一詞自屬不當，若說吏者不髒，則「污吏」一詞自屬失言；貪官也，污吏也，青紅皂白，非一概而論。法官無言以對，只好歪裡指控立夫著述因為主張「樹也有感情」，指控人與草木不分之說就是禽獸不分之論，指控主張就是「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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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不揣淺陋，引孟子「人獸之別」，指立夫的「樹木有情論」乃是「魔鬼般的共產主義」。立夫借力使力，順勢答辯，他引經據典，力辯《尚書》有云：「堯舜之樂師奏樂，而百獸率舞，聖人之德，化及禽獸。鳥獸若無感覺，怎麼能感於聖人之德呢？」，立夫更舉《周禮》「沉埋獻祭，以祭湖泊森林之神」為例[15]，證明人獸同感、草木有靈，從來就非子虛烏有。
好一句「聖人之德，化及禽獸」，這位身穿軍服的矮小法官，豈能招架？
接著法官控訴立夫，在一座山頂上，在沒有媒人和儀式之下，把自己的妹妹嫁個一個苦力—陳三，指其是不分家庭秩序和主僕之分，此正是共產黨「共產共妻」的表現。最後，因陳三是個貧家孝子，當庭獲得釋放，但立夫卻以「提倡邪說擾亂人心」、以「也許不是共產黨，但行為近乎共產黨」為由，被判3個月拘役。
木蘭隻身營救立夫
在遭受阿滿槍殺身亡的沉重打擊之餘，再度遭受立夫被囚禁的噩運，木蘭幾近崩潰。但是父親道家哲學的教誨以及和立夫曾經共度的美好記憶，支撐了木蘭困中求生、力挽狂瀾的意志與決心。在一次探監之後，木蘭決定直闖直系軍閥司令部，單身營救立夫出獄。
木蘭利用奉系和直系軍閥之間的矛盾，在直系司令面前力陳奉軍傷天害理的行徑，以「保安衛民」的期許，極力吹捧、抬舉、誇讚直系司令。木蘭雖虛偽以對，卻博得直系司令心悅。木蘭當場面告，有一位奉系司令，逮捕一名抗議的教授，這位教授的太太前來求情，奉系司令要求教授太太「獻身救夫」，教授太太不從，奉系司令惱羞成怒，竟槍殺了教授以洩忿；木蘭察覺這位直系司令相當迷信，於是說服他「樹木也有感情」的道理，木蘭以中國素有「樹妖」的傳聞，說「多年老樹能成精，老樹砍倒之後會流血」[16]。木蘭的智慧和勇氣，讓直系司令激賞和折服，立夫終於獲得釋放，倖免於一場生死未卜的牢獄之災。
道行天下：生而有運、死也有命
有一天，一個白髮蒼蒼、目光炯炯的老和尚出現在木蘭家門前，離家遠遊的
在華山我從一個老虎前面經過，我望了望他，他望了望我，他偷偷溜
走了。我告訴你們孩子，我這旅行，一半是遊山玩水觀賞風景，一半
是自我求解脫。這兩個目的是分不開的。……自我解脫的基礎在於身
體的鍛練，人必須無錢無憂慮，隨時死就死。這樣你才能像個死而復
生的人一樣雲遊四方。你要把每一天，每一剎那都當作蒼天賜予的，
你必須感謝上蒼。……[18]
「隨時就死」，是一種生而有運、死也有命的人生觀，一種生亦無幸、死亦無憾的超然態度。一個人若看破生死，即使虎行在前亦無所憂懼，即使三日不食，亦不覺饑餓難敖，即使無磚無瓦，也能以蒼天為幕、大地為床。正如
國若亡了，家有何用？
幾經鋒火蹂躪、戰火荼毒的北京城，已不再是錦衣華服、文昌茂盛的古都，歷經軍閥混戰、文爭武鬥之後，北京已成為一個記憶中惆悵滿懷、燒心刺骨的傷心地。在木蘭苦心企求之下，舉家決定南遷杭州，期求遠離爭亂、太平度日。田園生活、牧歌橫笛，是木蘭這一道家女兒久久嚮往的生活，她厭惡都市的奢華和虛矯，她決定告別北京，遠離繁華，忘卻傷痛。
然而時局的騷動與不安，從不等待人們對寧靜度日的期許和等待，中日戰爭爆發了。國民政府在對日和戰的選擇中，經歷了最艱苦的忍耐，但也在忍辱不足以保全之下，作出了最艱苦的決定：全國一致抗日。對個人而言，究竟依附敵人、賣國求榮是「識時務為俊傑」的聰明與才智？還是置死生於度外、抗敵救國為「匹夫有責」的犧牲和奉獻？曾、姚、牛三家的第二、三代，有著不同的選擇，也有不同的下場與命運。
就在敵寇逼進、國難當頭之際，木蘭與蓀亞唯一的兒子阿通決定從軍報國。木蘭一知，猶如晴天霹靂。木蘭深知無法阻擋愛兒從軍報國，但亦知此去極可能從此絕子無後。為父的蓀亞力勸孩兒，報國雖應不落人後，但身為家中獨子，也應替父母著想，想想父母擔憂受怕、日夜思念的苦心。然而，阿通報國之心已決，答以：「國若亡了，家還有什麼用？」。父子之間的天人交戰，雖以阿通擔任通訊後勤為折衷方案，殊不知阿通服役的江灣電廠，正是中日兩軍交戰最激烈的地區！
一天晚上，木蘭夫妻看到阿通的留言，上面寫著：
父母大人尊前，敬稟者，兒已從軍。念及國若不存，家有何用？若
為人子者皆念父母之私情，中國將如何與日本作戰？祈勿懸念。不
驅倭寇於東海，誓不歸來。[19]
小說描寫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承受的苦難。成千上萬的中國百姓在敵機的落彈中倉惶逃命，無數的中國婦女在日軍的尖刀下慘遭姦污。來得及的尚且稱為「逃難」，來不及的就「逃命」，逃不了的則是「亡命」!小說描寫蓀亞與木蘭冒死來到上海接女兒阿眉返回杭州，在火車上遇到日機空襲，「機關槍在天空中喀喀鬼響，外面的難民鬼哭神號」……，「一隻人腿自窗外飛進來，落在通道上，正好倚在一個座位上，血流到地板上」[20]。然而，木蘭一家雖躲過這場災難，但終究沒有躲過阿通為國捐軀的結局。小說至此，所有中國人應該牢記，日本親華的血債千年難償，日本人屠殺中國人民的血恨，萬世難消！
走向民族靈魂的故鄉
年屆五十的木蘭，成了日日等兒來信、夜夜望子歸來的母親。她自知已是「無兒之母」，覺得自己的生命已進入秋天，生命的感悟正如那歷經春暖夏暑、秋涼冬寒的葉子，在生命的垂幕之際，一片一片的凋零落下。回想當年在北京逃義和團之亂，逃外國兵追勦，她還是個孩子呢。幾十年惚然流逝，不知那個少女木蘭是何年之事？如今只知一生竟是多事之秋！問世間，喪女、失子之痛，能有幾個母親可以承受，問蒼天，四處離散的家人，何時得以團圓重聚？
木蘭決定和所有受苦的中國人民一樣，撤走西南，轉向後方。她心中想著父親一生的智慧和教誨，想著與立夫初戀時的甜蜜與幸福，想著她心愛的兒子。她想著兒子就像身旁經過的大卡車上那些微笑的士兵一樣，「他們是去犧牲生命的，使後來的子孫才能有自由」[21]。木蘭走在一群面向西南的人群裡，那象徵「靈山」的天臺山，座落在遙遠的中國內地。那是中國人靈魂的故鄉，中國人將在那裡重生，中華民族將在那裡重新站起。
[1] 林語堂，張振玉譯，臺北：金蘭文化，1986，《京華煙雲》，頁17
[2]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13
[3]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19
[4]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155
[5]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11-12
[6]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20
[7]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371
[8]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370
[9]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392
[10]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423
[11]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568
[12]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648
[13]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888
[14]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726
[15]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728
[16]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753
[17]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777
[18]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777
[19]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905
[20]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921-920
[21] 林語堂，張振玉譯，《京華煙雲》，頁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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