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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青史未能忘
―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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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肇政 |
有「臺灣客家文學第一人」之稱的鍾肇政，是臺灣文學的「國寶級」人物。鍾肇政以客家人「硬頸」精神，以民族大義和家族命運為歷史坐標，以時代艱難和刻苦求存為敘事母題，寫下了臺灣人高尚的性格與精神。《臺灣人三部曲》是鍾肇政的經典名作，由「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三部長篇所構成，小說經歷陸家三代，時間橫跨日本占據台灣到戰敗投降，是一部混合了抗日義舉、兒女之情、時代滄桑、家族演進和客家人文精神的民族史詩。
客家抗日史實
鍾肇政的先祖來自廣東長山(今屬廣東梅縣)，幾代人世居臺灣北部重要的「茶鄉」—桃園龍潭。其一生作品具有鮮明的客家認同，善於把客家人的自然風土、山林情感和民俗技藝，溶入在作品的情節與對白中，反映「臺灣客家」的人文本色。然而，鍾肇政的作品並不自限於民俗雜憶，而是充滿宏大的歷史縱深、深邃的歷史意識、濃郁的鄉土情懷，近而溶鑄成臺灣客家精神的典律標記。
所謂「三部曲」(Trilogy)，是指一種「歷史史話」，以民間故事和通俗話語所構成，旨在記錄、補充和再現歷史的過往和記憶。「三部曲」源自希臘三大悲劇，後來延用泛指三部內容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的文學作品。至於「大河小說」，則來自法國文學理論，意指「在動盪的社會、混亂的時代思想裡，以宏大的構想基礎，將與各階層民眾有互動的主人翁想法與苦樂體驗，詳細描述的長篇小說」[1]。
首篇「沉淪」座落於昔日桃園龍潭「九座寮」的望族「陸家」。陸家是一個客家大族，一百多年前移墾來臺，歷經艱苦創業和長期努力，建立了一大片莊園。百年來，陸家以種茶為業，過著耕讀傳家、與世無爭的生活。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敗之後將臺灣割予日本，台灣人一時成了亡國奴。在異族鐵蹄即將踏入家園之際，陸家開始商討「亡國應變計劃」。家族長者信海公決定，家族一分為二，二兒子陸仁智返回大陸原鄉，小兒子陸仁勇組織「陸家軍」，加入各地的抗日義勇軍共同抗日。
在一場究竟遠避內地還是守地抗日的家族會議中，鍾肇政塑造了一個智勇雙全的客家耆老—信海公。信海公早年自內地移居入臺，為人正直耿厚，在他身上，不僅見證了祖輩先民渡海來臺、劈荊斬棘的歷史軌跡，也彰顯了客家人忠國愛族的情操，體現「客家智者」的沉穩與堅毅。
年已七十高齡的信海公，有著一副鶴髮童顏、紅光滿面的外型，他非常關心時勢，密切注意亞洲變局。他把民族遺留下來的祖產視為生命之寶，豈能就此拱手讓予東洋日寇。然而，在國羸民貧、敵強我弱的時局下，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已成悲劇宿命。當割臺之議已成定局之後，他決定不計生死、保土抗日。但為了避免家族全部覆滅，於是決定「家分二路」，兒子仁智避走內地，為家族預留香火；小兒子仁勇則留台抗日。信海公就是稟持「陸家不能沒人」的信念，堅定地站在「保族抗日」的立場，表現了愛國者的剛正和勇氣。
據史料，在日本進劇臺灣之前，已知臺灣島內紛紛成立「義勇軍」，日軍參謀本部乃擬定攻台計劃，從北到南，實施「彈壓政策」。日軍自登陸一日起，就一路燒殺擄掠、片甲不留。日軍先遣部隊登陸後，在臺北與新竹之間的「大嵙崁溪」(現在的「大漢溪」)沿岸，遭到大嵙崁武生汪國輝、三角湧樟腦製造業者蘇力、樹林地主王振輝等人率領的「住民自警團」的自衛和抵抗。隨後，日軍的援軍到來，便展開燒村滅鎮的屠殺政策。日軍設定大嵙崁以東至三角湧之間的所有村莊，都是抗日的義軍，就下令焚燒大嵙崁街，於是4萬人左右的繁華市街連燒3天，火焰沖天、煙硝滾滾，20多里之內無物可見。當時的抗日領袖汪國輝則死於日軍武士的手斬之下。
陸仁勇集結了少數客家子弟兵，投奔到位於平鎮以胡老錦為首的義軍集團。但因義軍畢竟是年輕的莊稼漢，既不懂戰術，也缺乏訓練，在與日軍血搏之後，仍告失敗。陸仁勇帶著殘兵退回九座寮，決定再與義軍統領吳湯興聯合，伺機反攻。
採茶與山歌
「沉淪」所描述的除了客家子弟英勇抗日之外，鍾肇政也以其鮮明的記憶，描寫了客家人日常生活的點滴，特別是客家人特有的採茶活動、民間習俗和「山歌競唱」等等。
小說敘述信海公71大壽，儘管「年頭不平靜」，割臺之議已成定局，但客家族人依然不改本色，決定擺出客家人獨有的「打採茶」、「吹八音」，以顯示隆重的排場。兒孫們決定殺兩條大豬，演幾場採茶棚戲，席開五十桌宴請客人。「打採茶」是世居山區、務茶為本的客家人重要的禮俗，其間必有「採茶戲」的表演。採茶戲是客家人一種原始質樸的歌舞小戲，或者由採茶「細妹」—意指小姑娘—單獨表演，或者男女同臺對唱。其中或者戲謔、調情、打趣之外，也間接流露客家人不畏辛勞、自得其樂的風情和性格。「粢粑」則是客家人每逢節慶必備的美食，每逢婚喪喜慶、慶生祝壽、祈福祭神時，就會「打粢粑」，一則齊聚親友於娛樂之中，一則聯絡情感，一則增加樂趣。
這些客家民俗的描寫，例如「滄溟行」的「做膨風茶」(今稱「東方美人茶」)，「插天山之歌」裡的「做料仔」、「拉木馬」，以及喪葬儀式中的「做齋仔」等等，旨在顯露客家人質樸、樂天、吃苦、團結的性格。但除此之外，所謂「大河小說」，除了取其浩浩殤殤、滾滾轆轆的胸懷與志氣之外，還在表達客家族群在時代動盪、民族多難的歷史變局下的生存境遇與狀態，展現客家這個民系頑強的生命力，不畏苦難和勇於承受的堅韌品格，也就是「硬頸精神」。
客家人文主義
通過小說人物的塑造，鍾肇政樹立了一種「客家人文主義」的典型與風貌。在他筆下，原本牧歌式的田野生活，被日本人徹底打破了，但客家子弟並不貪生怕死，陸家子弟有勇敢的仁勇，沉穩的阿昆、癡情的阿倫與略有稚氣的阿崇，這些人物都堅定地成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行動者。在一種歷史苦難的籠罩之下，人性並未遭受扭曲和變形，一種超越私情小愛的的情感，反而得到了至真至誠的昇華與純化。
陸家二代之間的愛情，在戰爭陰影下，越發顯得珍愛和可貴。陸家本是一個典型的氏族宗法家庭，但在世局紛亂之下，人們也自覺地尋求包容和寬待。男人們在敵前奮戰，傳統的宗法禮俗受到了時代的衝擊。陸家長輩不再堅持婚約古禮，也捐棄了門戶之見，他們接受了阿崇與桃妹、阿倫與秋菊等人的自由戀愛。儘管阿青與阿崇因同時愛上桃妹，一場三角戀愛使他們產生的妒嫉和忿恨，但阿青在抗日中英勇犧牲，情敵之恨乃消溶在同仇敵愾的氣氛中。另一方面，素行不良的阿岱在戰爭中醒悟懺悔，主動要求參戰以尋懺悔，也得到族人的贊許和寬待。在這裡，勇氣、犧牲、贖罪和寬容，交織在這個家族的情義生活中，表現出一種癡情般的愛國情操，人性中的溫情和厚愛，在國仇家難中更顯示出純潔與光輝。
本土親情與崇日情結
「滄溟行」以陸家第二代為敘事主軸，時局進入1920年代日本統治的穩定時期。在皇民化的影響之下，「嚮往成為日本人」，成為當時臺灣青年奮發向上的精神指標。哥哥陸維棟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小學擔任教師，他試圖通過自身的努力，突破臺日之間的種族藩蘺，但是族群差異的糾葛依然讓他無法心安理得。他雖然領取日本人的薪水，內心卻忍受著恥辱和不安的掙扎。
弟弟陸維樑無法像哥哥一樣繼續唸書，只好離家北上，在日本人開的書店裡工作。維樑因為在書店裡博覽群書，知識與閱歷反而更為增長。維樑對對農民的處境產生同情與關懷，心中萌生社會主義思想。他與日本老闆的女兒松崎文子之間，因種族隔閡而無法開花結果。他自覺做一個「入贅書僮」終將無濟於世，乃毅然返鄉推動農民運動。維樑結合地方勢力，與日本人迂迴鬥爭，國仇家恨與兒女私情，本土意識和皇民思想暗中較量，交織成一幅悲歡混雜、認同交戰的歷史畫像。
弟弟的社會行動給具有「親日傾向」的哥哥帶來麻煩，最後，維樑被官方逮捕，哥哥維棟才真正體會出日本人絕不會善待臺灣人，殖民與被殖民的不平等關係難以化解和拆除，就在「親情無價」的體認下，維棟最後將弟弟從獄中救出。實際上，兩個兄弟的關係，一如日本與臺灣之間「殖民∕受殖」關係的縮影，但最終血緣親情克服了文化上的「崇日情結」，表現了作者民族本位的堅定立場。
維樑與日本女子松崎文子之間的異國戀情，是一場唯美浪漫但終告失敗的愛情。在「滄溟行」之中，松崎文子對維樑的愛情堅若盤石，為了抵抗家人的反對，也為了衝破日台之間的認同藩籬，文子甚至不惜與父親作對。當文子向父親吐露對維樑的愛情時，竟遭致父親的嚴厲責罵，質疑她知不知道維樑是個臺灣人？知不知道維樑是個「張科羅」？這裡的「張科羅」，意思就是「清國奴」！
松崎文子：代位贖罪的象徵
然而，文子對維樑的愛情十分忠貞和堅定，即使知道了維樑從事抗日活動，依然給予維樑極大的鼓舞和支持。當維樑質疑文子知不知道他是一個反對日本人的「危險份子」時，文子卻把維樑視為一個英雄，一個革命者，並應允即使十年、八年，她都願意等待。即使維樑已經放棄這段異國之戀並決心投入農民運動之後，文子依然尾隨跟縱，提出私奔的最後要求。顯然，鍾肇政試圖通過一種強烈對比—日本父親的殖民高傲和日本女兒的忠誠「下愛」，刻意將異國之愛與殖民關係交織成一張糾結難解的認同之網，將維樑與文子佈置在一個愛恨情仇的困局裡，思考一種從希望到絕望的感情世界，突顯台日之間那道無法跨越的種族鴻溝，柔性地突顯殖民主義的非人道、反人性。
文子的角色具有雙重的涵意，一方面，文子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她對「臺灣人」從未抱持歧視或鄙夷的態度。她要求維樑帶她參觀臺灣的古蹟與廟宇，她喜歡逛夜市、嘗小吃，顯示出一種在愛情光輝下泯除一切種族隔闔的高尚情操，在這裡，鍾肇政試圖表現日本人也有好人和善類，一如柔情似水的文子；另一方面，鍾肇政也試圖通過文子的人格與勇氣，進行一種「代位贖罪」的象徵性行動，藉由化解日本帝國主義的狹促和偏執，喚籲日本人從殖民狂傲的迷思中甦醒、回悟與贖過。
實際上，維樑與文子的愛情不只是一種「絕望之愛」，它還蘊含著臺灣人主體之殘缺所導致的認同碎裂化，一種不自由、不對等的身份障礙。對維樑而言，文子不只是一個「外國妹仔」而已，更是「頭家的千金」、「殖民者的女兒」；對一個試圖通過「異國戀」而獲得身份晉升的維樑來說，在缺乏主權地位和文化主述權的情況下，很自然就形成一種自我壓抑的身份演繹，從而導致一種「愛情主權」的失落與徬徨，這可以從維樑始終處於感情壓抑的狀態看出；另一方面，對文子來說，她對愛情的勇敢與執著，不只是一個女子的純真表現而已，她始終背負著殖民者的血腥和罪惡，始終擺脫不了臺灣人對日本統治者的復仇之恨。
玉燕：原鄉的皈依與認同
相對於文子，鍾肇政也塑造了另一個對立型角色，那就是表現傳統客家婦女美德的玉燕。在包括鍾肇政在內的客家文學中，經常充滿對家女子的歌頌，充滿了對客家女子「粗茶淡飯，老實衣裳」的讚揚，這種讚揚和稱頌，不僅是客家族群勤檢克苦的習性使然，是客族自我認同的一部分，也使「母性崇拜」成為客家文學的一種典律。
玉燕是一個童養媳，勤檢樸實，任勞任怨，她正是那種犧牲自我以成就男性事業與前途的傳統女性。維樑最終選擇了玉燕而不是文子，這不只是「二擇一」的婚姻選項，它還意味一種原鄉認同，一種象徵行動，一種通過愛情與婚姻的結合而實現對土地與家族的歸依與臣服。
在後殖民文學中，女性通常不只是女性，它的母性本質往往被隱喻作為國族寓言，它往往作為一種「女性—母親—原鄉—國族」的認同鍊，作為一種精神的歸宿與安息，成為殖民地文學的原鄉指標。實際上，就臺灣這一「移民社會」而言，就鍾肇政這一後殖民知識分子而言，始終處於一種「母國懷想」和「異族壓迫」的雙重壓力下，其所形成的認同結構既不是單一的，也不是完整的。在此意義下，「國族」從來就不是一個生活實體，而是一種掛串在「台灣—中國—日本」三重弔詭下的「離散認同」（diasporic identity）。在此意義下，「女性—母親」就成為一種具有情感皈依的「國族轉喻」，成為知識分子精神祖國的象徵。
插天山之歌：民族成長小說
《臺灣人三部曲》第三部「插天山之歌」，以日據時代末期為背景，此時正處於太平洋戰爭激烈酣戰，日本軍國主義面臨垂死掙扎的年代。小說主人公陸志鑲，就讀於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一個受過日本教育和柔道高段的青年。陸志鑲原本計劃返台組織民眾抗日，不料卻在航行中遭到炮火擊中而沉船，同行的幾位同志因此失散。
志驤漂流到海邊被老漁夫救起，逃過一劫，因受到日本特務追捕，他倉皇躲進三角湧的山區，受到插天山上朋友們的支持與庇護。陸志鑲雖然死裡逃生、倖免於難，但壯志未酬先蒙難，在日本特務緊追不捨之下，他逃往深山躲藏，展開一場亡命之旅。陸志鑲雖抗日不成，但逃亡生涯的艱苦與求生，如伐木、鋸材、拖木馬、作料仔、釣香魚、勾驢鰻，練就他一身剛強的體魄與意志，他因此獲得了農民與原住民的推崇與信賴，也獲得奔妹的青睞和身許。儘管時局昏暗、前途未卜，但在幕黑中已看見朝陽緩緩昇起，在失意中已感受光明在望。
「插天山之歌」起初以抗日為雄心計劃，但卻轉向以逃亡為敘事主線，其中寓意於黑暗即將告別和光復在即的期待。小說形式像似一部自傳體的歷險作品，更像一部「民族成長小說」，它寄望於民族的新生和臺灣人精神的奮發向上。
逃亡生涯雖是躲避日本特務的追捕，但鍾肇政把個人的亡命歷程轉化成民族精神的淬礪、琢磨、考驗與昇華。實際上，陸志鑲雖無功於抗日事業，但通過「死裡求生」的逃亡，他從一個皇民化的日式青年轉化成本土式的莊嫁漢，其中的曲折和蛻變，正是臺灣人「轉奴為主」的寫照。山中歲月以及逃亡中一連串的苦工和硬活，像似一種「民族訓練營」，要求這塊土地上的臺灣人，要活出勇敢與志氣，活出尊嚴與熱力。其中的狩獵、耕作、勞動、生存，體現的是一種具有啟蒙意義的苦思、追尋和超越，就像「琢石成玉」，必須經歷漫長而單調的磨礪和鎚打，才能喚發五彩的光芒。儘管陸志鑲看似憂柔寡斷，因為他淡忘了抗日的雄心壯志，但是他那隱士型的逃亡，就像一場苦行和修道，一種「臺灣性格」的陶冶和塑形，一種靈魂修練的潛行之道。
奔妹：野性之愛，大地之母
一如在「滄溟行」那樣，鍾肇政也塑造了一個「革命型的客家女性」—奔妹。這裡的奔妹，要比「滄溟行」裡的玉燕更具活力和動感，更散發母性的慈愛和溫暖。她明知志鑲是一個亡命之徒，處於日本人追殺之下，但無論何等艱難險阻，奔妹都死心踏地深愛著志鑲。奔妹自幼習於山路小徑，她就像一個森林女兵，與志鑲共伴亡命鴛鴦，共譜革命情愛。在深山裡，奔妹像一個智慧女神，更像黑暗中的燈塔，就在志鑲不慎掉落懸崖時，奔妹伸手搭救，幾近捨命守護。在日本警察尾隨追捕時，她冒險奔來通告，並指引志驤隱藏在安全之地。在志鑲脆弱無助，強風暴雨突然襲擊而來時，他獻身相伴，像一個森林的母親，讓志鑲得以取暖、倚靠。在奔妹身上，人們體驗了一個客家女性的野性之美和忠貞之愛。
回憶先民，淚中有光
小說結尾於日本戰敗投降，臺灣重回光復的日子。志鑲激動難抑，唱起了《予科練之歌》：「插天山，你也來吧。我們合唱。來呀！」。這首歌，出自一首日本戰歌，歌詞中有：「走啊！向敵陣直衝過去吧！」的字語，此時出現在日本戰敗之後，顯得有點突兀。有評論者認為，這是因為作品發表於1973年「白色恐怖」年代，戰歌的出現意味著向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挑戰，或者因為鍾肇政當時列名國民黨「黑名單」之中，因而假藉「衝陣」一語，表達對國民黨政權的抗議。然而，究竟本意為何，如今已難以查考。
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用先民的鮮血和淚水，寫下了臺灣客家族群英勇抗日、堅毅不屈的史詩，特別是通過人物的刻畫和描寫，使「臺灣人」的精神與性格，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在此意義上，《臺灣人三部曲》不只是一部客家文學，更是一部臺灣人的精神史話，他讓今日後代回憶先民、展讀歷史時，總是淚中有光、心中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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