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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處在癌末之中
─亞歷克斯、卡列尼科斯的「反資本主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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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Callinic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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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形式的反全球資本主義運動
這場拉鋸戰的第一次正式交鋒，發生在1999年的「西雅圖示威運動」(Seatle
Demonstration)，4萬名以上的群眾試圖扭轉這場反人道的全球化議程，其實質內涵則是反全球化運動與直接對抗「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第二次交鋒發生於2001年7月在義大利熱那亞(Genoa)召開的G8高鋒會，總數15萬名的抗議者和數千個岸邊紮營的帳蓬，與停靠在熱那亞港灣聚集著頂級權貴的「歐洲視野號」郵輪遙相對抗。不幸的是，這場抗議以悲劇收場，它導致一名年僅23歲的義大利青年卡洛．朱利安尼(Carlo
Giuliani)遭到警方的槍殺。然而，真正給反資本主義運動致命打擊的是不到兩個月之後的「911事件」。這一事件使全球左派運動陷入了臥底內賊和國家暴力的雙重夾擊之中。一個稱為「黑色組織」(The
Black Block)的無政府主義組織，總是在反全球化和「反鋒會」運動中製造零星的暴力事件來破壞反全球化組織的名譽，另一方面，人們開始把恐怖主義和反全球化畫上等號，把恐怖主義和「反資本主義」串在一起，這使得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和左派人士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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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這種危機下，為左派重新「正名」至關重要。卡列尼科斯把「反對資本主義」視為一場從柏林圍牆倒塌那一日(1989年)起，就與新自由主義處於長期拉鋸戰的歷史過程。之所以稱為「歷史戰」，是因為反資本主義運動絕非只是示威遊行或街頭抗議而已，它是借助無數學者重要文獻建立了意識形態立場並重新崛起的社會批判運動。卡列尼科斯表明，反資本主義運動與「後現代主義」無關，實際上他還寫過一本《反對後現代主義》(Against
Postmodernism)，把後現代主義視為軟弱無力的失敗主義；反資本主義也不同於主張回歸社會民主的「文化左派」，一種由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所創立的資本主義文化批判。至於反資本主義運動和反全球化的關係則顯得相當複雜，如下的描述就可以看出兩者既不易區分又截然不同的關係：反資本主義支持全球化的全球反對運動，「因為這一運動本身就具有明顯的國際屬性，能高度有效地調動五大洲各國的力量」[1]；另一方面，反資本主義當然反對全球化，但不是反對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對以新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並在全球範圍進行剝削與掠奪的資本主義體制。換言之，反資本主義是一種「全球化形式的反全球資本主義運動」(globally
anti global capitalism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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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殺卡洛．朱利安尼的吉普車還蓄意輾過他的身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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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血泊中的卡洛．朱利安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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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全球癌細胞
「911事件」使反資本主義運動受到了恐怖主義這一標籤的污名化。人們把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反美、反霸、反戰等等一系列「反主義」(Anti[s])，統統戴上了黑色毛線面罩，甚至把賓．拉登(Osama
Bin-Laden)視為這些反對團體的行動代理者。卡列尼科斯宣稱，把恐怖襲擊事件和反資本主義運動混為一談是滑稽和荒唐的。「因為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一是秘密組織，它把大批屠殺公職人員、航空工作人員和消防隊員作為合法策略，而另一個則是公開的民主運動」[2]。卡列尼科斯要求人們更加關切「國家暴力」在維持全球權力分配上扮演的角色，這意味著人們遭受「資本全球化」的剝削時，還要遭受「武裝全球化」的威脅。在熱內亞槍擊事件中，國家有組織的暴力不是在保護公民，而是在確保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得以高枕無憂。
恐怖主義不是伊斯蘭人的發明，最早的恐怖主義國家其實正是美國。多數的美國人民也許不知，被美國視為萬惡不赦的敵人不只是中東沙漠上的駱駝騎士，也不只是紅髮碧眼的蘇俄狂徒，恐怖主義其實不是境外輸入而是「美國土產」。著名的非裔人權研究者曼寧．麥洛博(Manning Marable)撰文指出，「在20世紀早期針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大規模私刑處罰、公開處決和火刑燒殺就是土生土長的國內恐怖主義」[3]。麥洛博請求人們注意，自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 施行所謂「軍事凱因斯主義」(military Keynesianism)，將數千億美金用於「星際大戰」以來，美國早已不是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從1960年代的自由福利國家轉變成1990年代的「監獄－工業聯合體國家」(prison indrustrial
complex state)。「到1990年代末，有200萬美國人在坐牢，有400萬刑滿釋放者被終身剝奪投票權」[4]。沒有人否認「911事件」是一樁殘暴的犯罪行為，但事件之後在一場刊登於《國家》(The
Nation)雜誌的辯論中，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提醒人們，比起911事件，1998年8月柯林頓下令攻擊蘇丹一家製藥廠，摧毀該國最主要的藥品供應時，其所造成的死傷情況，哪一個才是更嚴重的犯罪行為？
借助於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在《反體系》(anti systemic
movements)一書提出「具體反抗」的觀點，卡列尼科斯把「反資本主義」定位於反抗一種建立在剝削和競爭性積累制度的邏輯，而其動力來自人們對一個不受市場統治(私有化與商品化)之自由空間的嚮往，這既是一場經濟鬥爭──特別是強調以金融管制來遏止吸血啃骨的全球金融投機與銀行醜聞，不是針對零星的政策而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缺陷──它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鬥爭，反對公共資產和服務的大規模私有化。反資本主義反對一個建立在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暴力基礎上的壓迫體系，因為正是依賴這種體系，資本主義把資本利益和資本統治的特權凌駕於人們的需求與願望之上。
反資本主義的戰略是一種從底層解構經濟基礎進而上升到剷除上層意識形態的實際行動。「(資本主義的)這些缺陷已經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才能將其(新自由主義)掃除」[5]。在卡列尼科斯看來，新自由主義是一群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擴散的「癌細胞」，它通過不斷使用「新病毒」來醫治「老腫瘤」而使世界陷入「癌化末期」的階段。資本主義是一種「把什麼東西都拿來賣」的制度，包括把藝術、文化也當作商品加以產業化、管理化的制度。這種制度迫使藝術家不再服從審美與人性的原則，而是利潤與俗氣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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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反對資本主義？
迄今為止，反對資本主義的觀點已如汗牛充棟，但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的擴張與發展，對於「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判斷始終處於必須重新定義之中。在卡列尼科斯眼中，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人類歷史上不斷重演的自然大屠殺的禍首，是今日全球地緣政治下的帝國剝削體制，更是今日資本科技宰制下的「星際破壞者」。
資本主義最不可饒恕之處在於，通過對「生命轉化機制」(transformative
mechanism of life-being)竭澤而魚式的「利轉」－利潤逆轉，來維持資本積累和排他性競爭。資本主義不惜破壞生態倫理與人類倫理，從一切生命體的原初奧秘與生命密碼上，汲取那最寶貴的、屬於整體人類共享的原始利潤。以基因轉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來說，全球科技魔頭不斷宣稱，基因轉作物可以解決落後國家糧食短缺和饑荒問題，但實際上，資本主義對「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盲目與燥進，經過無數次「雜交－基因交換」的瘋狂實驗之後，已經形成各種無法預測、無法控制並且散落在自然野種上的「流氓基因」(rouge gene)，形成一種「人為淘汰自然」的逆反效應。無數種根本無法命名的「超級品種」和「超級病毒」的出現，證明了全球性基因污染問題已經不是忠言警告，而是末日災難，一個全球性的「弗蘭肯斯坦世界」(Frankenstein world)已經近在眼前。
資本主義自許為上帝，但卻是一個瘋狂的上帝。卡列尼科斯列舉了世界「五大基因巨頭」在開發生物科技－基因轉作上對自然生態的嚴重破壞：
他們的行為會引發難以預測的，並且很可能是災難性的後果，包括過
敏性食物的擴散、物種對抗生素的抗藥性的增強和新式病毒的產生。
生物公司對控制整個食物鏈的無恥欲望通過其研發的「終結者」
(terminator)技術表現的淋漓盡至。「終結者」技術使得轉基因種子培
育出的植物體失去繁殖功能，於是農民不得永遠依賴於種子的供應商
[6]。
「終結者」俗稱「自殺種子」，它隸屬於美國最大生技公司孟山都(Monsanto)所開發的基因轉作稻種。這種種子雖然具有強力生長和抵抗病害的能力，但卻沒有生育能力。這是生技公司試圖以「種子壟斷」的方式控制第三世界國家農業生產命脈的帝國主義行徑。
歷史中的巨大災難一再說明，資本主義是自然環境主要的「威嚇源」。卡列尼科斯引用生態學家麥可．戴維斯(Mike Davis)的名著《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大屠殺：聖嬰饑荒與第三世界的形成》(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對「聖嬰」(西班牙語為El
Niño)現象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東部和中部熱帶海洋的海水溫度異常地持續變暖，使整個世界氣候模式發生變化，造成一些地區極度乾旱而另一些地區又降雨量過多的異常現象。1877－1878年間，世界發生巨大的「聖嬰大饑荒」(El Nino Famines)，它被視為人類繼黑死病之後最大的災難，在中國稱為「丁戊奇荒」，死亡人數在千萬以上。這種被稱為「恩索」(ENSO，El Nino Southern
Oscillation，中文亦稱為「聖嬰南振」)的現象，跟19世紀末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日益強化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戴維斯的著作讓我們深刻認識到，19世紀晚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利用氣候異常，來強化世界體系中的不發達現象並使之永恆化。卡列尼科斯指出：「饑荒使大量亞洲國家陷入貧窮，造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7]。換言之，「聖嬰南振」的再次出現，說明了饑荒頻仍的第三世界並不是自己活該倒霉造成的，而是「人為製造的」(man-made)，是資本主義生態掠奪的惡性產物。
全球資本主義－新地緣政治制度
人們向來習慣把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經濟制度，但卡列尼科斯認為，資本主義遠遠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制度，它還是一種「地緣政治制度」(institution of geopolitics)：「造成災難性後果的資本主義競爭也不僅僅是爭奪市場的經濟鬥爭，還包括國與國之間軍事和外交方面的鬥爭」[8]。在今日，一個以軍事外交為後盾並以之支撐和囊括全球利益的世界市場(world market)，已成為美國的「國內市場」。人們今天已經不必再高談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只要稍稍觀察美國的外交政策與軍事行動，就足以掌握「帝國」(Empire)的涵意。美國是今日真正的「無敵鐵金鋼」，美國以外其他國家所宣稱的「xx崛起」，實際上只是痴人說夢、自吹自擂罷了。一個由麥當勞、矽谷、海軍陸戰隊、愛國者飛彈、布希主義、單邊主義、人道干預…..等等口號串成的美國國家符號，已經形成一種「空間帝國主義」，一種去中心、無阻礙的全方位統治。這裡所謂的「去中心」，是指美國已不再需要以一個「民族國家」的身份和世界各國打交道，因為，在美國眼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稱為「主權國家」，所有國家只是美國「海外基地」或「全球戰略平台」。當前全球化理論主張的「主權弱化」現象，並非沒有道理，但它的前提是不包括美國。因為世界其他國家都在弱化，只有美國在持續的霸權化。
通過對歷史中各種反資本主義戰略的通盤反省，卡列尼科斯認為，試圖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通過修補市場缺陷來改善資本主義，都是不可行的。因為資本主義市場已經無法解救，唯一的途徑就是「替代」，也就是用一種新的市場制度來取代建立在「剝削－競爭－積累」之上的資本主義市場。這裡所謂「替代」是試圖跳開「改革？還是革命？」的兩難式思維，通過汰換式的市場轉型並轉向社會民主體制的戰略性構想。
卡列尼科斯把這種戰略性構想稱為「社會主義計劃」，但它既不同於史達林式的中央命令經濟的複製，也不是建立在國內型、垂直式官僚架構上的精英計劃體制，而是一種從地方到國家再到全球範圍，以「多數原則」為核心的「民主－分散型」的協商制度，一種符合公正、效率、民主與可持續發展的新市場經濟制度。
卡列尼科斯宣稱，「資本主義的替代制度只有在國際規模上才能建立」，「社會主義計劃只有在國際層次上實施才能有效」[9]，因此，所謂社會主義計劃應是一項全球化的資源重分配分式。這種重分配將不只是依賴市場的自治管理，而是徹底擺脫資本主義市場的剝削作用。通過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橫向協商、集體定價、自覺協調的方式，通過公共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國有化)與公平貿易等等，實現一種民主的、社會化的新經濟體制。卡列尼科斯宣稱，「市場交易」並不必然要等於「市場經濟」。期許一個充滿公正與民主的未來，將寄托在革命性的社會變革，「由此建立新的全球經濟制度；它的基礎是主要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和民主計劃體制」[10]。
卡列尼科斯的反資本主義思想，既非出自偏狹的民族主義，也非暴力的革命行動，而是兼具包容性與可行性，它代表一種朝向經過更新與重新適應的傳統社會主義價值的回歸。儘管這種「全球社會民主主義」予人一種烏托邦的色彩，但烏托邦並不可笑，也不可恥，除非我們能夠證明現存制度的合理性並完全滿意現存制度的持續性，烏托邦總是意味一種對消極宿命論的警惕與反抗，而人類一切理想的實現，從來都是對烏托邦的天真嚮往與不懈追求。
[1] Alex Callinicos,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羅漢、孫寧、黃悅等譯，《反資本主義宣言》，上海：譯林，2005，頁12
[2] Stanley Aronowitz & Heather Gautney (eds.), Implicating Empire: Globalization &
Resistance in the 21st Centurty World Order, 肖維青等譯，《控訴帝國》，桂林：廣西師大，2004，頁199-200
[3] 《控訴帝國》，頁34
[4] 《控訴帝國》，頁35
[5] 《反資本主義宣言》，頁6
[6] 《反資本主義宣言》，頁25
[7] 《反資本主義宣言》，頁25
[8] 《反資本主義宣言》，頁27
[9] 《反資本主義宣言》，頁90
[10] 《反資本主義宣言》，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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