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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存在的追問
─朱莉亞．克莉斯蒂娃∕未來反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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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 Kriste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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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消失中的「反抗主體」
在《反抗的未來》(L'avenir d'une révolte)一書中，克莉斯蒂娃把19世紀以來的「反抗」視為一種「對既存規範、價值觀和權力形式的一種質疑」[1]。這種反抗精神，既不同於古希臘最早的懷疑主義－皮浪主義(Pyrrhonism)，也不同於近代自然科學的懷疑論(Skepticism)，更不是康拉德(J. Conrad)小說《諾斯托羅莫》(Nastromo)中那群深信追求真理就像「海上犁田」的無信仰主義者；克莉斯蒂娃把「反抗」視為「忠於自身內在生命的邏輯」，是一種今日業已失去懷疑與批判精神之後重返內心的反思與重建。克莉斯蒂娃認為，「反抗」就其外顯的、世俗的表達形式而言就是一種「政治反抗」。政治反抗作為一種反抗意識的外顯行動，它產生於意識到內在生命與外在現實之間的不一致、非邏輯時所採取的「否定性行動」。然而，這種反抗在今日已經失去「對誰反抗」和「誰能反抗」的具體性。於是，反抗必須回歸自身，並從對自身的反思中從新出發。
今日，傳統的「反抗主體」(subject of revolt)已經失去。如果反抗意味防止權力的腐化和價值的真空化，那麼反抗在今日已成為撫屍擊歌、望洋興嘆的蠢事。因為，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一個具有「自身覺知」(self-awareness)的「體驗主體」，並且藉此形成一種對「處身世界」(world in self)的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那麼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將只是一種「荒誕性」(absurdness)。因為，反抗首先是以「人」為主體的反抗，是自覺的人對外部世界的否定性行動，更是具有「自身覺知」的人的自我意識的成長與延伸。但是在克莉斯蒂娃看來，正是因為「自我覺知」的虛無化以及「主體人」(man of subject)的不斷退化與物化，它帶來批判與懷疑精神的失落，以及審美與道德意義的崩解，今日已經沒有人有能力進行反抗：
如果人已經被縮減為器官的聚合體，如果他不是一個自由的『
主體』，而是一個不僅在金錢上而且在基因或生理上被贈與了
某種『遺產』的『繼承者』，只有用搖控器轉換電視頻道的自
由，那麼還有誰能進行反抗」[2]。
回溯與追問
然而，對反抗的誤解所產生的危害性要遠勝於反抗的消失。克莉斯蒂娃把一種喜新厭舊式的反抗，僅僅「陶醉於對『舊事物』的徹底摒棄，或者陶醉於『新事物』不可逆轉的確鑿性之中[3]」的反抗，稱為「虛無主義」。這種反抗只是一種價值的轉換，而不是對價值本身和轉換本身的思考。反抗不是一種傾力向前擴張的革新，也不是對傳統的盲目破壞，而是不斷內斂於自我扣問的反思性批判。反抗需要一種向終極本原的回歸，一種不斷進行自我探秘和自我重建的歷程。這是一種在不斷擺脫技術控制和心理壓抑的自我探索中去除一切「非自我」、「假自我」的過程，克莉斯蒂娃把這種過程稱為「回溯性的追問」，而這種不斷回溯與不斷追問的過程，將把人帶向一個自我與世界原初性衝突的源頭，一個原真與純潔的自我棲息之所。
但是此處所謂的「回歸」不是末世論，也不是簡單的回憶或懷舊，不是指基督教千囍年的、彌賽亞式的回歸，不是那種等待基督再臨、重返伊甸園式的烏托邦思想。因為「末世－回歸」僅僅是一種「人與先在的造物主之間的回溯性關係」[4]，這種回歸求取的是人與世界最終的媾和與歸好，是人對自身存在的全部給予與付出，卻不去追問、不去質疑、不去反思存在的本源。末世論是一種純粹的等待，它不占有自身而是虛化自身，它不重新言說，而是永恆靜默，它不尋找自我，只是全心皈依。
我們可以把克莉斯蒂娃的反抗理解為回到人的原初屬性和本真狀態的生命重組運動，這是一種人類生命的「解構－重組」。一如胡塞爾現象學對「回到實事本身」的不斷籲求，一如海德格對存在之遺忘的不斷追問和「先行到死亡去」的觀點，反抗是一種重新反思那遺失在「不思之日常性」的感性經驗，重新彰顯那已經湮沒在「平庸之順從性」的可能性。一如海德格主張人只有「能是」才能「所是」，對克莉斯蒂娃而言，人只有反抗才能存在，並且通過反抗把自身從沉淪與異化狀態中拯救出來，重獲自我救贖和自我設計。
反抗「非我的自我化」
克莉斯蒂娃通過進一步把佛洛依德理論革命化，重申了精神分析學在「回歸反抗∕自我重建」上的重要性，也就是「通過對自由聯想的敘述，通過使人重獲新生的對舊的律法(家庭禁忌、超我、理想、俄狄浦斯[Oedipus]和納喀西斯[Narcissism]心理障礙等等)的反抗，每個人獨特的自主性以及他與他人的新型關係得以產生出來」[5]。這意味著反抗必然是一種原真性的對抗，一種對矛盾與衝突的無休止的體驗與歷險，一種本然的、思想的否定化(negation)，一種在黑格爾意義上以「高貴意識」對抗「悲賤意識」，一種在佛洛依德意義上以「回憶重建」對抗「本能衝動」，一種在沙特意義上以「思維所特有的否定」(反思)對抗「非思維的虛無」(不思)，以及海德格意義上以「內在判斷」對抗「憂煩沉淪」的生命重建活動；而在社會生活的意義上，反抗意味著「反作秀」，也就是揭露(de-mask)那種處在技術控制和他者操弄下的虛偽表演和假性自我。
通過對「反抗」的闡釋，克莉斯蒂娃建立了把「女性主義的精神分析學」(Feminist
Physcoanalysis)－但它完全不同於「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定位為一種「指向未來的反抗哲學」，亦即通過顛覆男性宰制體系並回歸女性經驗來重建一種非控制性的生存哲學。對此克莉斯蒂娃說道：
針對把人變為機器、以作秀為特徵、敗壞了反抗文化的社會，女性世
界的經驗使我得以提出另外一種選擇，說來很簡單，那就是回歸感性
的內心世界。…….我堅信，在1970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提出了那麼
多具有一定希望的方案和口號之後，女性走到道德和社會前臺的結果
，將是對感性經驗進行重新評價，以此作為沒完沒了的技術性空論的
解毒劑[6]。
作為一種反抗的精神分析，是當今用來治療「非思∕不反抗」之虛無主義的最佳治療劑。佛洛依德通過揭穿偽裝與壓抑，通過使人認識自身如何被「表演化」(performance)，通過說明正是因為人們順從了「非我的自我化」而導致了精神疾病，闡釋了精神分析的全部革命潛能就在於「回溯」，「也就是認識到自身及其真理的主體所作的追問－讓主體真正熟悉了精神疾病」[7]，而使人們重返內心的隱秘世界。正是在這個「內心」且不為人知的、秘密的、自由的國度裡，人們在這裡避難，並從這裡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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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是「自我的再造」
通過重申和重新闡釋傳統精神分析學－特別是佛洛依德晚期著作的思想，克莉斯蒂娃試圖開闢一種重新尋回「反抗主體」的路徑：一種通過自我理解以達到自我療治的解放之途。在克莉斯蒂娃看來，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的偉大貢獻絕不僅僅在於發現人類「暗室囚禁」的秘密，而是發現如何使人類精神「重現天日」的可能途徑。這是一種重新認識「不可能∕可能的自由」－從一種建立在「欲望∕本能」之上的、以自然狀態為轉移的、我行我願的放任觀，轉向通過重新改造欲望，通過質疑自身、重建自身並占有自身的解放哲學。
這裡所謂「不可能的自由」就是佛洛依德經常提及的「欲望」，一種對「自由之不可能」的想像；反過來說，被人們視為絕對自由之實現的障礙，因而產生精神官能之病變的創傷與沮喪等等，其本身正是人自身欲望實現的條件。佛洛依德這一關於人類文明的著名悖論，說明了人類始終不可能是「自願的」，而只能是「自主的」。這裡所謂的「自願」是指放任身體之自然狀態而自隨心所欲的活動，但是它必然帶來集體的毀滅而使個人生存的機會蕩然無存；所謂「自主」，是一種欲望的理性化與戒律化，是在集體保全的整體規劃下作出個人自由空間的發展。「自願」與「自主」的永恆對立和鬥爭，構成了人的存在的「悖論性本質」－基於建立在不惜一切之快感基礎上的「自願」總是聯繫並召喚著死亡的必然性，但同時，「自主」－對欲望的規訓與審查，總是不斷重新開啟與死亡的協商和談判。正是在這種衝突與張力之中，「反抗」產生了，但自由也同時成為永恆追問的命題。
然而，「欲望－自願」從它一開始顯現時，就立即處於「非自願的反欲望」的禁治之中。一方面，擁有最充分之欲望自願的原始人固然是最隨心所欲的，但這種特權卻因為原始人完全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也顯得毫無意義；一方面，在人類更長的文明演進中，人們往往以「最小的自願」來換取「最大的安全」，這意味著欲望從一開始就只能以「禁忌」出現，並始終被打入冷宮，成為文明台階下永不屈服的囚徒。這一段把「欲望」表述為人類的苦惱之源，並寫入佛洛依德《文明及其不滿》巨著中，人們今日雖然已經不再陌生，但並非因此不具重大意義：因為正是這種對人類自我理解的精闢論述，構成了人類對自身存在之追問的基礎－從已知的不可能性中，重新開啟一切無限的可能性！
這裡所謂「無限的可能性」，正是依據重新閱讀佛洛依德並從中體驗佛洛依德關於「自由不是欲望的實現」而是「欲望的不斷重生和改造」而獲得啟示的。「正因為『我』的欲望需要通過重構和昇華才能獲得解放，所以當分析結束時，『我』仍然處於不斷再生的狀態」[8]。在克莉斯蒂娃看來，建立在「自由聯想－記憶治療」之精神治療法的重大貢獻就在於：通過每一次的自我回溯和自我理解，欲望就獲得重新的昇華與改造，而每一次欲望的重新構造－不只是壓抑的簡單釋放－而是「自我－他者」之間新的建設性關係的重新開發和建立。對此，克莉斯蒂娃說道：
精神分析學家的工作既不在於釋放也不在於抑制患者的欲望，而在於
對其心理機制進行重構，使它在每次經歷外在考驗時都能得到自我更
新[9]。
傳統精神分析關注的是欲望的不能實現，並將之歸結於「性能量」的阻怯與壓制，但克莉斯蒂娃不同於傳統上將精神分析視為「憂鬱的科學」，也不同於將精神分析治療視為心靈痼疾的揭露和欲望壓抑的合法性闡釋，她把精神分析重新定位於一種「自我更新的科學」，將精神分析治療視為一種重新恢復「欲望能力」的活動。換言之，傳統精神分析把回憶視為對創傷的追溯，一種不堪回首的「再壓抑」活動，而欲望則始終作為一種禁忌而被視為「不能承受」，進而從中推論一切導致精神疾病的根源與邏輯。然而，正如克莉斯蒂娃肯定「藝術」在自我重建和自我救贖上的獨特作用一樣：「將反常的歡愉轉化為謎一般的徹底昇華」[10]，正是通過這種「謎樣的轉化」，人的高級本質就獲得了展現。這裡所謂「高級本質」就是人類從欲望壓抑進展至藝術昇華的能力，一種不斷重新制造意義的能力，也就是「人的自我生產」的能力：
這種本質把強勁的衝動調整、轉化為一種與他人之間的意義的原動力
，主體的自由就處在這種張力之中[11]。
快樂就是「重新行動」
因此，必須重新定義「精神分析」這一字眼，必須重新檢視這種「記憶回溯」究竟僅僅實現了欲望的扭曲性揭露？還是自我真實性的坦誠面對？克莉斯蒂娃建議，不再把「記憶回溯」僅僅視為自身創傷的複製和遭遇，因為這種複製不過是對已經被命名的、被語言結構化、並早已成為象徵禁忌之「死的意義」的重現；「回溯」應是一種對自身存在的質疑，一種自身存在之意義的不斷追問；換言之，存在的追問是一種「意義再生產」，是人的「自主性」之開啟與重建的積極活動。克莉斯蒂娃把意義再生產視同於康德意義上「第一種自由」的實現，這是一種「重新行為」的能力；它不是對禁令的違抗，而是所有內部自由的最大化；它不是把每一次實現自由的障礙視為禁忌，而是重新行動的起點；因為，自由不是禁忌的消除，而是行動能力的再現：「我們可以把康德關於宇宙和理性的思考移植到狹義的人類生活領域，將其理解為每個人採取行動、自主開始某個行為的能力」[12]。
通過重建精神分析學的基本關切，也就是通過把精神分析學從「創傷的科學」扭轉為「主體快樂的科學」，這是一種從「主體最大限度地與他人建立最佳關係的能力」所獲得的快樂。在克莉斯蒂娃看來，主體的自由不是堅持欲望的恣意宣洩，而是選擇與開啟，這是一種自身向異己之他者越界並回轉自身和成全自身的能力。
一切意義的再生產始於對人的存在永不止息的追問，這種追問立足於將人類視為「先於一切」的創造物、將人類自身視為除了自身以外沒有其他目的的存在物。存在的追問，意味著「一切可能性的開顯」，亦即通過對人的「元初性」的歸返而建立人類「思維－意願－判斷」的存在邏輯，並不斷以新的選擇和重新開始的經驗，來面對人類豐富的未來。所謂人的「元初性」，就是指「泰初有言」，也就是「有道，始成世界」。正是因為人和宇宙本性、自然本體同出一源，正是因為人是第一個創造物，人性總是先於一切世界性，所以世界才具有無限的可能性。一個指向未來之無限可能性的「反抗」(revolt)，不是針對當下外在性的抵制，而是內在性的重建，是不斷通過重建過去而面向謎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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