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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身上衣正單
―劉恒∕《狗日的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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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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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由丁玲創辦的《中國》雜誌發表了劉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糧食》，作品以極端自然主義的風格和徹底的民間寫作立場，引起了中國現代文壇的熱烈討論。《狗日的糧食》被視為中國「新寫實主義」的代表，道盡了中國農村極盡悲涼的生存處境。劉恒同時也是個雙棲作家，寫而優則影，電影《菊豆》、《秋菊打官司》、《本命年》、《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漂亮媽媽》皆出自他的手筆。
民間寫作：農民的悲歌
劉恒的作品始終以農民為主體，並立足於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悲苦命運。劉恒的作品之所以被歸類為「新寫實」，是因為新寫實不只是寫實，而是更進一步直入世俗生活的真實樣態，直露世俗小民的生存原型，不歌頌、不掩飾、不奢言微言大義。對於高舉宏大敘事、歌功頌德的作品，劉恒曾坦言斥鼻：
小說裏的頌歌撞上現實的鐵壁，很容易變成貓叫。殺氣騰騰膽壯如牛
的小說，也往往被當成擦屁股紙，哪怕它不如衛生紙來得柔軟。真的
世界處處是法則，以小說來完善它，或粉碎它，是墨客們古來難全的呆
夢。[1]
然而，劉恒的民間寫作不是一種浪漫抒懷，也不是牧歌野唱，而是對民間底層生活直接而赤裸的書寫。《狗日的糧食》描述一個農村婦女用盡一生的光陰和力氣，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資料—糧食—進行殊死般的鬥爭，小說在表達人與糧食的戰爭，展現中國農民「為糧而生、為食而死」的悲微命運，展示了貧苦農民生存形式的欲望原型，也從人性深處揭露歷史的乖離和中國文化一種愛憎交織的「糧食情結」。
《狗日的糧食》的故事背景座落在「土改」之後一個名為「洪水峪」小村落，儘管這時農民已經分得了田地，但生活依然處於衣不蔽體、食不裹腹的年代。洪水峪農民楊天寬用二百斤穀子換回了一個長著癭袋[2]的女人做老婆，這個女人叫曹杏花。她雖然長得醜，脖子上還帶著「一塊乖肉」，但「女人還是女人，身條兒和力氣都不缺，炕上做得地裡也做得」。在這裡，農村光棍娶妻是用「換」的，女子嫁人是用「賣」的，而且已經賣了六次；對楊天寬來說，老婆只要能幹活，能生子，就滿足了，對身體畸形、脾氣火大、滿口髒話的曹杏花來說，能有吃、能活著，也就夠了。
儘管當時農民分得了田地，但「地少人多」始終是中國農村的貧窮鐵律。分地不久，楊天寬屋裡添了眾多吃飯的人口，地就不夠用了，村裡把囫圇坨兩畝胡蘿蔔地撥給了他，地雖然沃肥，可是路很遙遠，是日本人在的時候遊擊隊燒荒撂下的，多年來早已荒廢。天寬性子愚鈍，人家不要的地給了他，他只好逆來順受。但是曹杏花卻不依，她爬到豬棚上「指豬罵人」，茅頭對準村幹部：「豬哩，哪個托生的你呀？你前輩造了孽，欺負我家男人，今世你可美了吧？哼哼啥，看老娘拉屎給你吃，你是個臭了心肝的」，這一罵，嚇得村民退避三舍，連村幹部都不敢露臉應對。
曹杏花是一個標準的農村悍婦，做事勤快，但生性潑辣。這對夫婦一口氣養了六個孩子，剛開始日子還過得去，但緊接著生活的問題來了：糧食不夠。為了養活一家八口，兩口子想盡辦法弄糧食。曹杏花為此不惜幹了很多騙、偷、拐、罵的缺德事。她到叔伯兄弟菜園子裡偷南瓜，割走鄰居長到自家院裏的葫蘆嘴，她在大隊裏幹活總是摸魚打混、撒懶耍滑，可是背地裡弄糧食卻毫不含糊。在隊裡食堂塌台，地裡鬧災的時候，她居然從駝山炮的騾子拉下的大糞中淘出兩把玉米粒兒。為了弄糧食，她攪盡心機，苦心費盡。沒想到，這位「倒糧扒食」的農村潑婦，最後竟因丟了口糧證而服毒自殺。
作者把曹杏花形容成「餓虎饑狼」的野婦或虎女，小說中寫道：「女人果然勤快。扛了橛頭、吃食，在囫圇坨搭個草棚，五宿不下山。白天翻坡地的黑土，兩口子一對兒光膀，夜裡草鋪上打挺兒，四條白腿纏住放光。不下三日天寬就蔫了，女人卻虎虎不倦，淨了地留丈夫在棚裡養精，獨自下山背回一簍一簍的山藥種」。在這裡，作者通過形同「虎狼」之食色欲望的書寫，通過強盛欲望與糧食短缺的對比，徹底展示了中國農村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局面。實際上，身體的強壯、體力的充沛，正好反映出物質匱乏的結果：人們必須窮盡體力之極、付出日夜不息的超強勞動，才能換得些許的溫飽。
動物性生存形式
劉恒樹立了一個「人類生存最低欲望倒轉成生活最高意義」的悲劇性吊詭，來透視中國底層人物在這種「食物鍊」—食物的鎖鍊—生來死去的宿命。糧食本是基本生活的最低限度，但是在這裡，糧食是一切生存的最高意義。中國古諺「民以食為天」，這是一種對自然所賜物部的敬重和感恩。然而，在小說中卻是「民以糧為鬼」，糧食是一條「命運符咒」，是人們投機倒把的誘因，是人們至死不渝的追求。「人之大患在有身」，人既有身體髮膚，就有七情六欲，然而，糧食本是基本之欲，當人們活著只是求取溫飽，那麼活著的全部意義就只有食物，什麼精神生活、理想人生就成了虛詞與空言。中國農民為了吃飽肚子而用盡心思、攪盡腦力，就如曹杏花一家人，只為圖個餬口，一生掙扎不止、奮力不息！
曹杏花一生的目的就是尋找食物讓自己和家人活下去，對這些貧苦百姓來說，「吃飽」是最大的真理，「不餓」是生活的最高目標，我們能說這種目的是粗魯的嗎？為了家人能活著，她不顧道德與廉恥，她不顧面子和名譽，我們能說這是她拙劣的本性使然嗎？然而，這個高尚的目的—人的生存，卻只能以「動物性存在」的方式來獲取。
歷來，評論家無不指出劉恒旨在突顯「欲望」的原始形式，強調生理本能對精神追求的約束和壓制，但實際上，劉恒所突顯的不只是「食色」，也不只是「欲望」，而是「饑餓」—那困擾並頑強地制約中國農民千年之久的饑餓，那把中國農民鎖在土地依附的饑餓，把農民綑綁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饑餓；像曹杏花這樣生命力極其頑強的人，賣身、苦役、農活、挑擔，再怎麼粗重的活都打不倒她，禮義廉恥的羞恥心和道德感也莫可奈何於她，但是當她面對生存依靠的憑藉—糧食證—丟失時，她才真正垮了下來。換言之，擊垮她的不是欲望的不足，而是饑餓的恐懼。在此意義上，劉恒所要強調的不是「食色，性也」，而是中國農民永恆的悲劇：人的存在以動物性的形式而存在！
恐怖的饑餓
劉恒以自然主義的手法，闡釋了中國文化中生存價值的原型欲望，真實而露骨地展示了中國農村的生活實態。他不迴避對現實生活中庸人俗子、世態凡俗的描寫，他讓粗言鄙語來描繪大量汙穢、骯髒、失德、破落的真實景象。劉恒使用的恐怖敘事，就是「殘忍」和「噁心」。在小說中，作者極力渲染曹杏花脖子上的癭袋。走路的時候癭袋在肩上晃蕩，罵人的時候癭袋越罵越肥大，饑餓的時候癭袋縮成了一層層皺皮，即使自殺那天晚上，月亮還把她的癭袋照成了一顆大白球。在殘忍方面，劉恒的手筆更是遑不多讓，曹杏花從騾子糞中淘出玉米粒，又
被楊天寬倒進豬圈裡粘上了豬糞，可是癭袋還是把這東西淘了又淘，檢出幾粒小玉米，煮給全家人吃了。這種極度噁心的敘事手法，讓人領會了「饑餓」的恐怖和顫慄！
然而，劉恒所塑造的曹杏花，並非完全負面的、鄙視的。曹杏花和無數中國傳統的農村婦女一樣，沒有充實而完美的性生活，只能是生育工具或造人機器。在男人眼裡，曹杏花是一個「髒嘴凶心」的女人，但是在曹杏花自己心中，卻是個吃苦認命的便宜女子，她毫無羞恥之心，幾近麻木狀態，不管什麼尊嚴與美醜，統統讓位於溫飽第一要事。實際上，曹杏花是中國底層婦女中典型的「性壓抑者」，在生活的重壓下，只能壓抑或放棄對性的要求而擴張對食的追求。就在楊天寬二百斤穀換來「癭袋」那一天，楊天寬擔心那掛在脖子上的大肥肉會不會妨礙生育，便問「癭袋不礙生？」曹杏花答說：「礙啥？又不長襠裡……」，此話一出，光棍兒淫心蠢動，迫不及待就要行房，「最後是女人到坡下小解，竟一蹲不起，讓天寬扛到草棵子裡呼天叫地地做了事」。在這裡，曹杏花一句「要啥生啥」，表明了他不是生來供人觀賞的，她自知自己只有使用價值，她自認自己的生育能力足以對得起二百斤穀子。小說最後有一段性事的描寫，「最後一次是在園子裡，黃瓜架後邊。倆人在月亮底下辦事，不緊不慢做得漸濃，癭袋就開了口：『明兒個吃啥？』」，這一問，道盡的那無法道盡的心酸，也道盡那無法道盡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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