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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布洛赫∕希望本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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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nst Blo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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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不真實的，但它想經由我們，踩著真理的步伐重返家園”
恩斯特．布洛赫，《烏托邦精神》
作為盧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終生的「辯友」並與之並列「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年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一生為躲避戰亂而飄泊各國；一戰期間逃亡瑞士，希特勒上臺後經蘇黎世、維也納、巴黎、布拉格，最後流亡美國，在美國撰寫他一生的代表作《希望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二戰後重返東德，擔任萊比錫大學哲學講座，這是他生平謀得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時已63歲。1961年在柏林圍牆搭建之前，布洛赫因對東德社會主義感到失望而前住西德，1977年因心臟病在圖賓根(Tübingen)去世。
布洛赫的思想由三大要素構成：猶太彌賽亞主義、馬克思主義、希望(烏托邦)哲學；他不僅擴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和深度，他的希望哲學還對當代神學：政治神學、解放神學、黑色神學產生重大的影響。布洛赫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建立了一種「向前看」的希望本體論，並使走向頹廢的西方形上學恢復了生命力，在20世紀充滿悲觀與絕望的年代中，他高舉「烏托邦」大旗，向人們展示一個積極進取的未來。
作為存在本體的「烏托邦」
一提到「烏托邦」(Utopia)，人們總是聯想到不切實際、空想、白日夢、無法實現的理想或國度等等，這是因為人們總是在理想與實際、空談與行動、虛幻與真實之間畫上楚河漢界。然而，布洛赫全部理論的出發點就在打破這種二元界線，並在超越這一二元界線上建立普遍意義的烏托邦理論。布洛赫是哲學史上第一個對「烏托邦」推崇備至，乃至把它放置在形上學、本體論高度的哲學家。在布洛赫的觀念中，「烏托邦」是世界普遍的精神現象，既是人類意識的基本特徵，是人類趨向更美好生活的意向與行動，而且通過具體實踐，烏托邦就能成為客觀實在並構成歷史發展的潛力。布洛赫全部哲學的核心在於，烏托邦是存在的基本構成，因為存在本身不是建立在已經獲取的、不完美的當下和現實，而是懸放在一切尚未實現的、可能的、未來的希望之中：
「烏托邦的」是一個誇讚之詞，它與人類的希望相對應並包含其全部
的內容。實際上，烏托邦這一概念所標示的對象，存在於一切可能之
物的視野(horizon)之內，存在於逐步向上攀升的視野之中，朝向對一
切未經實現之可能性的盼望、希望和意向(intention)，這些不僅是人類
意識的基本特徵，如果得到教化和把握，那麼它們實際上也是構成客
觀實在的一種規定性[1]。
在此意義上，布洛赫肯定人是一種還有許多事要做、從未停止滿足現狀並充滿期待的存在者。在所有的生命物種中，只有人有希望(Hoffnung)，動物不會有希望。因此，人的意識是一種關於希望之形成、追求、實踐的意識，人的本質既不是過去式也不是完成式，而是「希望進行式」，人的存在不是一種「擁有自我的存在」，而是一種還未真正擁有自我、總是不能滿足自我因而時時處於追求希望之中的「尚未存在」，因為人總是處於「可能的、待實現的完成之中」，並只能在希望中完成自我。對布洛赫而言，人的真正的存在是建立在尚未存在、尚未決定、尚未完成的規定性之中，而「希望」就是使這種規定性成為「開放之可能性」的本體論依據。
彌賽亞：末日的救贖
人們容易把布洛赫想像成一個嚴肅的思想家，一位殫精竭慮、憂愁滿面的馬克思主義者，實則不然，在他看來，哲學的宗旨是面向未來的奮進與救贖，而不是建立龐大的知識體系。布洛赫首先思考的問題是，人類精神力量的核心是什麼？如果人們對這個海德格意義上「被拋入」(thrown-
in)的世界不能滿意，那人們應該如何應對？布洛赫的回答非常簡單，那就是預先推定一種更美好生活的夢想，即一個沒有貧困、剝削和壓迫之社會的建立。
早年的布洛赫浸淫在激進的「猶太彌賽亞主義」(Jewish
Messianism)之中，並從這裏開始他對「這個世界」的思考。作為一個離散的(Diasporic)民族，猶太人相信上帝將會在末日來臨時派遣「受膏者」(Anointment, or Christos)降臨世間，懲罰罪惡、拯救生靈。在彌賽亞的國度裡(也就是猶太經典的烏托邦)，猶太人將享受千年之福，此即「千囍年」的由來。在1918年的《烏托邦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一書中，布洛赫發覺「猶太性」(Judaism)的最大特徵就是這種「末日救贖主義」，一種鼓勵「反世界」的信仰與行為，但同時又鼓舞一種純潔的、統一的精神衝動，它指向一個尚未得到實現的理想國度。
The Spirit of Utopia
在《烏托邦精神》一書中，可以看到當代猶太復國主義者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l878-1965)的「末日論」、「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或稱為「靈知主義」)和猶太神秘主義卡巴拉(Cabala)思想對布洛赫的影響。馬丁．布伯提倡一種「精神的猶太復國主義」，認為猶太人的危機不是政治上的無祖國，而是精神上的流離失所，認為只有徹底否定這個現存世界，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精神王國。而作為宗教史上最極端之二元論的「諾斯替主義」，提倡的是「反世界」的思想，認為世界的本原就是罪惡，人只有憑藉著精神，才能拯救這個作為「異鄉」的邪惡世界。卡巴拉的三部重要典籍：《創造之書》(Sepher Yetzirah)、《光明之書》(Apocalypse)、《光輝之書》(Sepher ha-Zohar)，記載了萬物皆由十種神性 (The Ten Sephiroth)所形成，十種神性之間有22條道路 (The Twenty-two Paths)相連，整個體系稱為「生命之樹」(Sephiroth Tree)。卡巴拉還揭示了「二重世界」的觀點，一是依據普遍客觀法則而運轉的外部世界，一是以情感、智慧、期盼為構成的心靈世界。在布洛赫看來，對應於這兩個世界的行動就是「勞動」與「祈禱」，勞動是依據客觀規律使世界便利化和效率化，祈禱則是心靈仰望天國的動力。在這些猶太神學思想中，「諾斯替主義」的思想意味著，醜惡的世界若不徹底闡除，天國就不會蒞現，卡巴拉的思想則意味如果人不能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完全實現生命的意義，那麼「希望」對人生的意義就是非常重大的。正是因為通過祈禱而對一個烏托邦希望永不放棄，所以人類尚且在這異化的世界中存活了下來。在布洛赫看來，人的解放之道就在於以未來希望為指向的祈禱行動，來對抗這一個被異化勞動所宰制的物化世界。
猶太神話中的智慧之書：光輝之書(Sepher ha-Zohar)
然而，如果將「彌賽亞主義」對照當時處於戰爭破壞下的歐洲和新興資本主義「非人化」的壓迫，人們只會感受沮喪與絕望。於是，布洛赫轉向了馬克思，並發展出馬克思主義的啟示錄哲學。「啟示錄」強調的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人類必須徹底承受災難之後才能獲得救贖的思想。然而，「受膏者」至今從未出現，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傳統的「彌賽亞」已蛻變為一個面向過去、走入記憶的信仰，但這並不意味「彌賽亞」已經流失或退色，而是應該將「神秘的彌賽亞」改造成「革命的彌賽亞」，因為啟示與救贖不能寄託在以絕望為前提、以神職佈道為媒介、以吟唱和冥想為替代的漫長等待，而是建立在以希望為前提的革命行動之中。
「尚未意識」(Noch-Nicht-Bewus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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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烏托邦」，人們一提到「白日夢」就聯想到癡人說夢、異想天開。然而，被佛洛依德視為妄想症(癔症)、精神病症之來源的「無意識」，卻被布洛赫視為人類希望、幸福與解放的場所。排斥和貶抑白日夢，其實就是屈從現實、放棄希望，是人把自己鎖在過去、矇住未來的失敗表現。
在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中，夢是一種願望的滿足，它與童年或過去的記憶相關聯，是被壓抑的意識以退化、原型化的方式在無意識領域的積澱與反射。儘管佛洛依德承認「白日夢」是文學與藝術創作的前兆，但他仍然認定藝術創作無非是被壓抑的無意識和性本能在社會許可範圍內的昇華，因而只是一種變相的、扭曲的滿足。然而，在布洛赫看來，正是佛洛依德的無意識概念本身證明了「無意識」是一個曾經被嚴肅地、認真對待過的意識。於是，「無意識」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發明，也不是真的是「無(沒有)─意識」，它並非「尚未被意識到的東西」(Noch-Nicht-Bewusste)，它只是被佛洛依德界定為「不再被意識到的東西」(Nich-Mehr-Bewusste)。在布洛赫看來，佛洛依德錯誤地把只是「尚未被意識的」打入了「不再被意識的」，這是一種消極的、失敗的、軟弱的表現；如果無意識只是與兒童的記憶、逝去的經驗、不愉快的創傷等等相聯繫，這種既不關切當下、也不展望未來的無意識，就什麼意識也不是，精神分析學就只具有「精神考古學」的意義，不具有「人類學」的意義。因為我們既不可能在「不再被意識」的意識中認識自己，也不可能通過「無意識」的解析而達到我們自身的存在。
同樣的，「利比多」(Libido)與「自我」(Ego)的關係是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的理論基石。按佛洛依德的解釋，利比多是性本能及人類精神力量的儲存庫，但它顯然只能在「自我」的監督、管轄與轉化之下才能被認識。但如果「自我」只是依據外部「現實原則」而對「利比多」進行檢查與治理，逼使利比多進行所謂的「昇華」並成為昇華後的承載物，那麼這種自我不過是一種偽裝或變形，一種殘缺的、封閉的、空洞的自我。在布洛赫看來，白日夢絕不是不切實際的，而是每一個面向未來之人「改善世界」的偉大計劃。一個殘缺的自我並不是真正的自我，它只意味著另一個完整的自我還有待實現。實際上，當人類的白日夢還未與現實性取得一致之前，也就是夢想還未成真之前，人類的歷史就還沒有真正開始，現存的歷史也還不是人類意義上的歷史，而人的意識就還只是「史前意識」，既談不上「不再被意識」，也根本達不到「被昇華」的地步。
「尚未存在」(Noch-Nicht-Seins)
布洛赫的「希望」概念也與海德格的「畏」(Angst) 和「懼」(Furcht)相對立。自古以來，哲學史所關切的總是「存在是什麼？」或「存在的本質是什麼？」，很少關切「尚未存在是什麼？」或「尚未存在的本質是什麼？」。哲學史發展的進程表明，哲學家所重視的「存在」，總是一種已經記憶的、過往的、限定的存在，而被忽視的正是那包含無限可能性與開放性的「尚未存在」(Noch-Nicht-Seins)。在布洛赫看來，海德格把「畏」(Angst) 和「懼」(Furcht)視為「此在」(Da
Sein)─在世存在─基本的現身形態，並認為這是因為人們執著於「存在者」而遺忘「存在」本身而導致了沉倫，但是如果沒有希望、願望、白日夢與未來的熱情，人又如何從「畏」與「懼」之中解脫出來，進而提升到「不再遺忘存在」的高級狀態？當海德格把「畏」與「懼」提升到無對象性的、始源性的本體論層次，把「拋入」視為人的流離失所、無所依靠的普遍際遇，亦即確認人的存在是「因畏而畏，畏其所畏」以及「因懼而懼，懼其所懼」時，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海德格對存在的探討只是對「逝者」的追思、對「既往」的懷舊、對「失憶」的填補，這種存在論是「後退的」而不是「前進的」、是「悼念的」而不是「慶生的」，最終把人的本質放置在焦慮、絕望與虛無的包圍之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畏」與「懼」並不具備積極的、前景的、展望的意義，只是資產階級個人憂患與社會恐懼的誇大化與絕對化，而海德格所謂通過籌劃以重返存在本身，即使最終「追問了存在」，但同時也「遺忘了人自身」。
儘管在現象學的意義上，海德格的「籌劃」概念是世界性的、指向性的，但海德格把一切想像與謀劃的要素定位在「此在」，在時間上也立足於「此刻」。於是，海德格的「籌劃」概念如果不是對一個已經遺忘之存在的追憶，就是遁入一個沒有顏色的「去憂解煩」的自我陶醉。海德格從現在看未來，布洛赫正好相反，他從未來看現在。希望是一種以「前線」(front)和「視野」(horizon)為其超越之「傾向」(tendency)和「潛能」(latency)的前進運動。未來不是夢，而是現實，那被視為「尚未」存在的未來，總是「已經」支配並規劃著人們此刻的感受和經驗；未來不是虛幻，而是真實，因為人們總是以未來的可能性來籌劃現在。一種真正的希望哲學，不是孤獨者的仰望而是前瞻，是把一切未來的可能性當成現成的體驗而集體奔向未來。
無神論的天國
既然精神分析與存在主義都是「沒有希望的哲學」，布洛赫轉向了馬克思。布洛赫相當欣賞馬克思在《巴黎手稿》提出─「自然的人化」與「人化的自然」─的人道主義觀點，他肯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異化世界」的傑出描述以及對人的解放的殷切希望，他肯定恩格斯「用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的唯物主義觀點，並最終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社會革命以求取人類未來美好生活的「具體的烏托邦」(Concrete
Utopia)。
然而布洛赫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是一種深刻的人文對話與理論互補關係，一方面，布洛赫汲取了馬克思的無神論以去除基督教的神秘主義。在布洛赫看來，「天國」─人類最高的烏托邦─必須以無神論為前提，必須去除上帝這一作為「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權威，因為上帝彼岸的最高存在，限制了大地兒女此岸的自由，只要存在至善的上帝和天上的意志，就不會有希望的子民和世間的自由，因為一種真正激進的、能夠與社會革命相融合的彌賽亞主義，絕不是以神聖的上帝為符碼，而是以血肉之軀為主體，不是把天國搬到地上，也不是祈求個人的升天得救。另一方面，正如「無神論天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像去除「最高存在」一樣地去除「科技理性」的權威，擺脫自身的物化意識。布洛赫試圖以「希望的倫理學」來矯正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崇拜」，以擴展一切「非物化」的希望要素來豐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實踐論。因為如果資本主義的剝削與異化是來自「商品拜物」，那麼一個解放的烏托邦就必須是徹底闡除這個商品世界，因為物質的滿足是初始的，不是最終的，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富裕社會，而是應該建立在人類烏托邦─「祖國」(Heimat)的實現之上。
從「希望」重新出發！
布洛赫(三卷本)的《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 [The Principle of
Hope])，長達1655頁，英譯本也有1400頁，在布洛赫死後10年才出版。布洛赫自承寫作的策略受到了「表現主義」的影響，並期待以反體系、拼湊式的文體與高級讀者見面。這部「詩化哲學」─以史詩化、碎片化、精雕化寫成的作品，公認是一部不可解讀的天書，向來令非專業的讀者望之怯步[2]。然而它對當代哲學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當世人皆已不再提起烏托邦這一字眼時，布洛赫卻孜孜不倦於催迫人們編織美好生活的夢。
http://thinker.nccu.edu.tw/mcp/multimedia.htm
「我是，我們是，那就夠了，現在我們必須出發」(I
am, We are, That is enough, Now we have to start)，這是《希望原理》的開卷語，意味著以往什麼都不是，一切將重新開始。《希望原理》第一卷以「尚未意識」為主旨，討論作為客觀現實之生活過程的希望概念。布洛赫強調「籲求要素」(anticipatory
element)在哲學史和人類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並提出「烏托邦功能」這一概念，探討其與意識形態、原型、理想、象徵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前線」( Front)、「新異」(Novum)、「虛無」(Nichts)、「家園」(Heimat) 、「此時此地」( Jetzt und Hier)等範疇的關係。它還包含對「小白夢現象」一種生活哲學式的探討，對民間故事、通俗小說、旅行遊記、戲劇、舞蹈的「渴望意象」(wishful
image)和電影中的「鏡中希望」進行散文敘事性的美學詮釋。
布洛赫把「希望」定義為「一個更美好生活的夢」。希望雖只是一個單詞，人們也經常習慣性的使用它，但是它深刻而多面的內涵卻鮮少被討論。在心理學上，希望是指一種情緒(emotion)和籲求(anticipation)，在歷史哲學上是指某種有待實現的終極關懷，在神學上是指與人的生活和信仰相關的自勵與德性，在美學上是指一種啟蒙的形式，它以未來的「蔚藍」來照亮此刻的「幽暗」，在倫理學上是指最高的人文素養與幸福。在《希望原理》的導言中，布洛赫強調即使把希望等同於「白日夢」也無不可，但希望不同於那種混濁的、軟弱的逃避主義，而是既運用「冥思的理性」也運用「參與的理性」來把握事物的過程。這種以希望為內容的白日夢，是清醒的、明晰的，它將通過適應與調整而得到最後的豐收。
意識轉換的美學
布洛赫之所以把「希望」詮釋為一種美學態度，可謂用心良苦、寓意深遠。早在《烏托邦精神》一書中布洛赫就指出：「我們已經淪為最可憐的脊椎動物；我們中的所有人要麼崇拜自己的肚子，要麼崇拜國家；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都降到了笑話或娛樂的水平」[3]。現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機在於一味追逐「量的滿足」的外部消費，卻背棄了「質的美感」的內在充實，因此，希望美感的強調旨在為已被物化世界窒息的人類找回生活的動力和社會目標。在布洛赫看來，知識與勇氣是希望美學的主要構成，這是一種自覺的動力，使人不再聽任本能的驅使，不再畏懼不可抵抗的命運。布洛赫鼓勵人們去意識「尚未意識」的意識、體驗「尚未存在」的存在、追求「尚未實現」的未來。人之所以會憂心恐懼，是因為把一切視為「已經意識」和「已經存在」，這是一種失敗的決定論，一種封閉的人生觀。希望和恐懼是對立的，但人們通常是以「執著此在」和「封閉未來」來對待恐懼，而希望則是以「尚未」(not-yet)和「籲求(推定)」(anticipation)來消除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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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nciple of Hope |
因而，希望是一種在時間向度與空間幅度內涉及意識轉換的美學歷程。人的意識可以區分為「歷時性意識」與「共時性意識」，佛洛依德的「無意識」是一種轉身向後的「不再意識」，海德格的自我則是一個「在世存在」的虛無家，但這種「不再意識的此在」，根本不是積極的、希望的自我意識，而是消極的逃避者，這種「此在」是「歷時性意識」遭到停滯性、固著性之「共時性意識」壓制下的墮落與迷失。布洛赫的「尚未意識」則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無限敞開性，它意味以歷時性的意識深度來解放扁平的、僵死的共時性意識，這種形成於未來可能性的意識，是生活與本質的同一，是史詩與哲學的融合。
烏托邦典範：浮士德精神
《希望原理》第2卷可以視為「美好世界的藍圖」，它敘述了希臘迄今的思想家，如何在醫藥、繪畫、歌劇、詩與哲學中精雕細琢了各種烏托邦體系，例如技術烏托邦、建築烏托邦、地理烏托邦、政治烏托邦、和平烏托邦和休閒烏托邦等等。布洛赫指出，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湯姆斯．莫爾(Thomas Moore)的《烏托邦》，人們一般理解的烏托邦往往僅限於「社會烏托邦」，因而限制了烏托邦廣泛和無所不在的涵意。這是因為自柏拉圖以來，一切的哲學只是「回憶的哲學」，只是一種對「既有之物」(Gewesen)的追思和懷舊，就連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烏托邦到科學的發展》，也把烏托邦的範疇清洗了出去。但即使如此，依然無損於馬克思主義從空想到具體、從思辯到實踐的轉化，而成其名符其實的「具體的烏托邦」。在今日，對現象的懷舊已讓位於對本質的佔有，今日的烏托邦不僅僅追求異化與剝削的消除，而是對本質生活的想望。這種想望在希臘時期稱為「家園」，在馬克思主義中稱為「自由王國」。
布洛赫把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精神」視為烏托邦理想的最高典範。浮士德先後經歷了書院、愛情、政治、古典、立業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烏托邦精神」的縮影。浮士德與魔鬼莫菲斯多弗(Mephistopheles)進行了一場「以靈魂換生活」的交易，於是，「魔鬼契約」成了浮士德終生的塵世之債。但實際上，浮士德將「魔鬼契約」轉化為一種在絕境中尋找出路的希望之旅，一種借助死亡而逼出希望之動力的悲壯美感。浮士德一生不停奔忙，總是感到缺乏真正的生存體驗，但他從不滿足，永抱希望，他在叛逆中超越，在追尋中救贖，因而成就了人類烏托邦精神的最高典範。
回歸人類精神的故鄉
《希望原理》第3卷在討論「甄於圓滿、歸於至善」的希望意象，它包括道德、音樂、死亡象徵、宗教、回歸自然和至善。在一種荷馬式的「史詩/回歸」的結構上，布洛赫試圖回答「希望的極致」與「永恆的可能性」問題。布洛赫以「積極的死亡觀」作為烏托邦最高的、永恆的整全形式。永恆，是指靈魂的不朽與轉世，它以人類精神的返鄉為象徵，以末日的覆滅和再生為標記，以善對惡的最後統治為完結。在死亡問題上，布洛赫所說的「靈魂不死」並不是神秘主義的詭辯，而是人通過對死亡的克服─懷抱一種對永恆與不朽的希望來認識死亡─達到了對人自身的認識。我們不應把死亡視為終結或寂滅，因為正是那「最後一刻」，所有回憶在瞬間被掌握，正是在死亡的威嚇下，才逼出了我們對自我的承諾、對存在的負責、對命運的理解。換言之，我們正是通過並利用死亡而成為不死的人，成為在總體上理解歷史、體悟世界、掌握自己的人。
[1]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6, P.7
[2] 參見夏凡，「『史詩』和『碎片』：解讀《希望原理》文本之鑰」，《現代哲學》(廣東)，2006年第3期，頁45-51. 以及E. 布洛赫，夢海譯，《烏托邦是我們時代的哲學範疇》，《現代哲學》(廣東)，2005年第4期，頁73-74. 以及洪鐮德，《卜洛赫及其希望的哲學》，《國家發展研究》(台灣大學)，第3卷第1期(12/2003)，頁1-35.
[3]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A. Nassar, Meridia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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