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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瑞．高茲∕人文生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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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é Gorz |
「對自然人道地佔有」，這句出自1960年代馬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哲學忠告，在今日以地球暖化為核心的生態危機中，愈顯得發人深省。如果將資本主義表述為一種「掠奪自然、破壞生態、瘋狂生產、非人勞動」的經濟生產系統，馬庫塞指出了這一災難系統的非人化結果，安德列．高茲(André Gorz, 1923─ )則闡述了這一非人性系統的災難性成因。法國左派思想家高茲的全部著作表明，除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和生產邏輯獲得根本性的扭轉，否則一個不論階級、不分貧富的「全球鬱卒」時代的來臨，已在不遠之處。
生態倫理 vs 經濟理性
1975年(英譯本1979年)的《政治生態學》(Ecology As Politics)，不僅是高茲理論形成的起點，也因對法國「核議題」的深入分析，而建立了一種和「理性∕經濟人」相對立的「倫理∕自由人」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另闢蹊徑，如果資本主義內含必然性的危機，那麼在生態社會主義看來，這種危機不是來自技術不足、市場萎縮、通貨膨脹等等誤人子弟、瞞天過海的謊言，而是來自資源枯竭、生態破壞這些實質災難。
20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證明，西方發達國家以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來挽救自身之危機的策略，遠遠不如乾脆實行「資本輸出」，乘著「環境種族主義」[1]和「生態殖民主義」的雙翼，飛向第三世界國家尋求救命靈丹與再生活水。落後國家的上層精英習慣把資本輸出稱為「外資(外商)」、「殖民現代性」，「跨國公司」，似乎資本輸出只是「內外有別」的差異，殊不知資本輸出夾帶的是污染輸出、在地能源的掠奪、報廢技術的二次交易、本地勞工的廉價雇傭、內政干涉、市場投機與金融炒作……等等。在《政治生態學》一書中，高茲提出了一種與經濟學的經濟理性決裂的「新經濟學」，但它同時又是一種與政治密切結合、進而從中一覽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內在弊端和外部禍害的激進政治學。這種思想依據的不再是科學邏輯或理性，而是倫理與文化，它是推進文明進程的槓桿，而不是開動生產的按鈕或推手。
「資本家即使熱心地從事環保工作，腦子裡想的也還是賺錢」[2]，甚至，資本家還會利用環保來賺錢！這就是資本主義打死不退的利潤動機。只要存在利潤動機，資本主義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就無法克服，因為沒有人會認為空氣、水、地下礦產，以及自然界維持自身平衡的物質能量，是需要付費的，換言之，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一切「非人為再生產」的資源都被視為免費的、任意取得的，而這種「自然免費論」，就是資本主義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誘因；利潤動機與掠奪誘因的結合，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一種在增長、積累、消費之中不斷加深和加重的循環消耗。高茲直言，要想在以「生產」為導向的資本主義體系內維持生態的平衡，要想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上置入生態倫理和人文關懷，根本是癡人說夢，因為，「資本主義生產」(capitalist
production)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它生產著、促銷著、販售著破壞，並且不斷破壞性的進行生產！
什麼叫「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或「經濟理性」？什麼又是「生態倫理」？一如世間並不存在「公益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以創造勞動者幸福和利益的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和管理原則，不是為了使勞動變得輕鬆愉快、幸福美滿，不是為了使勞動與勞動者之間、生產活動與自然資源之間獲得協調與平衡，更不是為了確保社會公益或服務於大眾的社會選擇，而是以最大的社會成本來換取極少數人的壟斷利益。資本主義願意投注大量資金以維護機械、廠房、行銷的「最佳化」，也不願付出只需很少代價就可以使勞動者改善健康和精神狀態的「人道投資」；即使被迫從事污染管制，資本主義也會通過提高價格來轉嫁生產成本，一種為了彌補資源掠奪而投注的成本，最後依然以「回收」的方式回流到擁有價格優勢的資本家。今日，人們以高昂的價格購買生活空間，花錢購買清淨的飲水、以遷徙換取清新的空氣、千萬眾人承受一根又一根冒煙的煙囪、全球多國忍受少數強權的工業污染，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和它的荒謬性！
至於所謂「生態倫理」與「經濟理性」的不同，很簡單，被經濟理性視為成長(growth)的，在生態倫理看來卻是災禍(catastrophe)，被經濟理性視為收益(revenue)的，在生態倫理看來卻是損失(loss)，同樣的，在經濟理性看來是增殖的，生態倫理則斥之為浪費[3]。生態倫理與經濟理性像似連體嬰，但卻是頭腳倒立的連成一體。
技術法西斯主義與「核政治」
1973年的「石油危機」給高依賴、高耗油的西方國家帶來巨大的衝擊，但這並沒有促使西方國家進行人文反省，反而換得「以更大的掠奪來彌補短缺」的傲慢政策。當時，法國電力公司提出了「能源替代計劃」，主張以核能取代石油，發展「全電氣化」的核能生產模式。
通過對法國「核電計劃」的研究，高茲提出了「技術法西斯主義」(technofascism)的指控。在高茲看來，技術法西斯是「技術官僚主義」(technobureaucracy)的產物，技術官僚是由政客、技術精英、企業、資本家所組成的「技術獨裁統治」，他們宣稱實施核計畫可以減少石油消耗、節省能源、增加就業、提高生活品質、減少污染等等，但這全是欺民惑眾的謊言。因為所謂「能源替代」完全與節約、提升生活品質、資源更新無關，也根本與以一種能源取代另一種能源的事實無關，而是以更大的能源消耗、支付更大的生態成本、承擔更高生命風險、預期「不可控制的災難」(uncontrollable
disaster)，來換取技術官僚的利益。
法國的核電計劃實質上就是一種技術官僚體制下的「黑箱秘約」(blackbox
contract)，一種挪用技術名義、建立在人民資訊不對等、缺乏專業民意監督下的「意識形態選擇」。在高茲看來，技術選擇雖然是現代社會選擇(social
choices)的一種，但一種旨在鞏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和維護技術官僚利益的社會選擇，它以修辭化、偽裝化、中性化的技術選擇而強加於社會大眾。實際上，技術本身從來就不是中性的，也不存在樂觀與悲觀之別，技術本身就是社會選擇的鬥爭，它總是織染著權力的密碼和印記；而「核技術」─人類至今對此高能量、高致命之稀有能源的濫用，一幅由政客、資本家、技術狂人所打造的「能源夢幻」─從一開始就是獨裁政體下的意識形態選擇，「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核技術，都預示和決定著一個集權的、等級森嚴的、警察統治的社會」[4]。實際上，「核危機」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危機，只要人類依然迷信「核」這種「硬技術」(hard
technology)，人類的自毀就不是一種假設，而是倒數計時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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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車諾比核爆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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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理性」指導生產和「為了市場」而勞動的資本主義體制，不可能在符合人類的真實(必需)、有限(適量)需求的條件下屹立不搖。為了維持體制運行於不墜，資本主義必須「製造需求」，也就是製造超過了人類真實、有限需求之外的假性需求。馬庫塞(Herbert
Marcuse)把這種捏造出來的、非自覺性的、乃至病態和貪婪的需求，稱為「虛假需求」；而高茲則把追求、獵取、滿足虛假需求的消費稱為「異化消費」。假性需求和異化消費，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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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c.co.uk/bbcfour/documentaries/images/blowing_up1_lead.jpg
從異化消費到「剛好就好」
異化消費就是依據假性需求而進行的消費，也就是不是依據人類真實需要而進行的滿足行動。異化消費類似於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符號活動」概念：一種操縱符號的系統性行為，就像人們喜歡抽 “Marbolo”香煙，是為了想擁有一種類似約翰．韋恩(John
Wayne)[5]的男性帥氣和酷感，人們不惜健康使用「娃娃鏡片」，是為了模仿日本女星濱崎步(Ayumi
Hamasaki)[6]那雙大眼睛，這種「成為別人」的消費是一種「否定自己」的行動。在此意義下，如果資本主義是一種為了逼迫人們「成為異己」而進行生產的體制，那麼它從來就不是什麼神秘或了不起的體制，它不過是一種為了市場而生產，不斷製造、渲染、誘發假性需求以擴大異化消費的、非人性的「虛假體制」。
在《經濟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一書中，高茲主張以「生態倫理」來取代「經濟理性」，因為前者以「人自身」為生產目的，後者則以「市場交換」為目的。這種「取代」並不是主觀的期待或學者的幻想，而是一種客觀趨勢和科學規律。
依據高茲的觀點，經濟理性依賴於一種「工作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work)，一種把異化勞動說成人類基本德性之表現的假理論。但是以「經濟」為目的的工作形態，從來就不是人類歷史中主要的活動，這種「經濟性勞動」僅僅是近200年來工業資本主義興起後特有的現象。經濟性勞動一開始就織染著「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它掩飾了勞動的價格化和產品市場化之下的剝削性和反人性，同時又把勞動加以倫理化、美德化。資本主義將「勞動意識形態」表述為和個人成就(personal success)相關的道德責任(moral duty)和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通過這種「道德─義務─成就」的連結，資本主義社會將自己定義為「工作為本的社會」(work-based society)。
所謂「工作為本」，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工作倫理」(work ethnic)，「企業精神」(enterprise spirit)、「勞動美德」(virtue of labor)等等騙人的名詞。在高茲看來，工作倫理包含幾個內涵：每個人工作越多，生活就會過得越好；工作少或不工作的人是反社會的，不應成為社會的成員；人們因辛勤工作而獲得成就，失敗者因懶惰而受到譴責[7]。這種勞動的美德化觀點，在今日依然根深蒂固，依然是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典範，它甚至成為區分左、右兩派和詆毀左派的標準：右派主張辛勤工作、增加就業，左派主張荒廢工作、吃喝玩樂！
實際上，「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多勞多獲」(producing more means working more)以及「多勞多金」(producing more will
lead to a better way of life)的觀點已經失效，「過度勞動」不僅無法增產，反而是以生命透支、過度勞累為代價。高茲以「晶片革命」(the micro-chip
revolution)為例，晶片的發明就是為了「快速地增加勞動的簡約」(to make rapidly
increasing savings in labour)，也就是勞動的「快與省」，這意味著生產的提高是建立在各部門勞動總量的下降而獲得實現的！至於「需求」方面，今日人們對空氣、水、空間、寧靜、美感、時間、人際交往等等「人文∕生態」需求大幅增加，說明了「經濟∕物質」需求已經大幅下降。對此，高茲提出了「剛好就好」(enough is enough)的概念[8]：人們應該以「少勞」取代「多勞」，從「為市場利潤」而生產轉向「為生命品質」而生產。
從經濟勞動到自主活動
「剛好就好」不是一個經濟範疇，而是一個統合並協調了需求、生活與時間的文化範疇。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在小塊土地上進行生產只是用來滿足家庭成員、牲畜的需要，人們從野地森林中砍伐的木材只是為了充當燃料或取暖。正是因為勞動時間與強度是適量的，所以人們還有餘暇來從事非經濟的文化活動。「剛好就好」固然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但它絕不是過時的或作廢的概念，在今日技術發達的社會條件下，它反而具有實現的可能，甚至是人類未來解放的關鍵所在。在《通往天堂之路》一書中，高茲指出微電子革命下的自動化生產，不僅大幅降低(貨幣)資本對生產的影響，也大幅減少了勞動時間，這是一種更具本質性解放意義的進展，「它將開創一門多元協商的時間政治學，並在尚未成形、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單獨實現解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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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茲《通往天堂之路》(法文版, 1983) |
人們經常誤解高茲的觀點是通過「廢除勞動」來實現社會解放，實際上，高茲所主張廢除的只是那種「以經濟為目的的勞動」(Work for economic ends)，而勞動時間的減少也不是為了製造一種好逸惡勞的價值觀，而是為「自主性活動」(autonomous activity)創造前提與條件。
高茲在《告別工人階級》(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一書序言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習於把「工作」(work)和「職業」(job)等同，人們通常不說自己從事什麼工作，而是說自己從事什麼職業。然而工作一旦變成以謀取薪資的職業，就會變成一種時間的販售、外在的壓迫、精神的負擔。處在這種「薪資工作」中，人註定是不情願、不自由、不快樂的。如果薪資工作是一切不自由、不快樂的來源，那麼自由與快樂就必須在「工作之外」尋找，真正的生活就不是開始於「上班」，而是開始於「下班之後」(after work)。在一個廢除了薪資勞動的社會中，人們將不再渴望集中於「經濟生產」的勞動，而是渴望某種自我定義的活動，於是，「『真正的生活』開始於工作之外，工作本身成為開發『不工作』的一種手段，並且成為個人獲得他們所追求之各種可能活動的『臨時職業』之一」[10]。
從痛苦經濟到快樂政治
高茲的全部著作旨在呼籲一種從「痛苦經濟」向「快樂政治」的社會轉化，一種以「自由活動」來取代「上班工作」，並最終實現以「自由時間∕充分休閒」為基礎的人文社會，來取代「必要時間∕異化勞動」為代價的經濟社會。
快樂的政治學不是致力於以增產來保障充分就業，而是通過技術與觀念的雙重革命來實現必要勞動的廢除。面對未來，人們究竟要以什麼方式來實現勞動的廢除，將是「左派政治」最核心的議題。對高茲而言，一個真正自由解放的社會，將是一個以創造而不是以欲望來指導生產的社會，一種「最少生產、最好生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自由時間將以快樂和美感的方式被使用而不只是勞動的中斷，休閒娛樂將成為社會共用的價值而不只是簡單的休息或勞動力的補充。左派政治的最高目標在於實現快樂，也就是實現人類從「勞動生產社會」向「時間解放社會」(society of liberated time)的轉變。
[1] 西方經濟理論總是把全球生態問題歸結為落後國家人口膨脹、資金短缺、資源匱乏、技術落後等等，或者是決策錯誤、政治獨裁等等，總之，生態問題似乎與發達國家的資源浪費、技術濫用無關，反而是落後國家愚昧貧窮的後果。
[2]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p. 6
[3]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pp. 32-33
[4]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p. 19
[5] 約翰．韋恩(1907 – 1979)，美國知名男影星，常飾演西部牛仔或警長，是美國文化史上拓荒英雄、柔情俠客和法律正義的象徵性人物。
[6] 濱崎步(1978─ )，日本知名女歌手，大眾流行偶像的代表。
[7] 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New York: Verso, 1989, Chapter 3
[8] 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p. 111
[9] André Gorz,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London: Pluto, 1985, p. 103
[10]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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