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7 畫梁春盡落香塵 ― 巴金 ∕《家》

 

7

畫梁春盡落香塵

巴金∕《家》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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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1904-2005)的文學之路,跨越中國文壇百年之久,一如他百齡之瑞。在他20幾部長篇小說中,早期的《》是一部奠基立樁之作,隸屬《激流三部曲》之一。小說以現實主義的抒情手法,以濃情烈血的筆觸,樹立了反封建、反專制、反父權的批判風格。《》是巴金所有作品中份量最厚、成就最高、抒情最美、影響最深的作品,對中國社會的「家族專制主義」作了露骨的揭發和尖銳的批判。小說旨在對抗封建主義流毒,歌頌個性自由與社會解放,鼓舞青年人通過社會革命實現自由與獨立。

    》的主題是對封建專制的寫實與控訴,通過強勢的「父母之言」與弱勢的「自由戀婚」之間的威逼與反抗,通過反動與維新的拉距和對立,凸顯了主僕、老少、家人之間複雜的糾葛與恨怨,流露守舊與維新之間既妥協又對抗的悲情。小說坐落於20世紀的四川成都,以一個老朽沉重、禮教治家的官僚地主家庭為背景。這個老中青齊居一堂的家族,表面上雖人壽年豐、忠孝傳家,實際上卻迂腐不堪、冷酷無情。在這個充滿封建專制與禮教愚昧的家族,有主尊奴卑的階級怨恨,有吃人啃骨的傳統禮俗,有媒妁之婚的痛苦,有女性受迫的哀歌,有青年奮起抵抗的稚勇,有革命救贖的萌念。在這封建小王國之中,有私欲與專橫、真情與死亡,也有宿命壓頂下的妥協、聽命與忍辱,在黯然覺悟下也展現了反叛、頑抗與出走。在巴金筆下,高家就像一個精神牢籠,包裹著勾心鬥角的醜聞,囚禁著渴望自由的心靈。然而,封建禮教有如銅牆鐵壁,真愛的激情有如雪地殘花,解放的火燄初綻即熄,最終,老舊者自取滅亡於封建流毒之中,青年人抱憾在禮教的餘威之下……

 

   

    家:封建主義的精神煉獄

 

    高家共有祖孫三代,位於最高位者是高老太爺,生有五子,以「克」字排輩,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則是第三代。老祖父位高權重、食古不化。他是高家的大祖宗,家族中的太上皇。他的一私之念,可以註定家中成員的悲歡苦樂,他的一欲之饞,可以毀滅一家全室。在三弟覺慧眼中,祖父像似一個充滿敵意的長者,「自從他有記憶以來,他的腦子裡就有一個相貌莊嚴的祖父的影子。祖父是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帶著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氣」。然而,老祖父的權柄不是來自他的人格或智慧,而是傳統的教條與權威。實際上,老祖父已是風燭殘年,老態龍鍾,腐朽不堪。「現在的祖父在他眼前顯得非常衰弱,身子軟弱無力地躺在那裡,從微微張開的嘴裏斷續地流出口水來,把頷下的衣服打溼了一團[1]。雖然老祖父苦力支撐這顯赫一時的高公館,但在傳統傾祀、風雲突變的年代裡,老祖父就像一座腐棺棄屍,終致人亡家敗。

    老祖父是一個年少風流、老來衛道的虛偽人物,雖不算惡棍,但卻是整套封建價值的體現者。當他得知覺慧參與愛國運動遭軍警打壓一事,氣得吹鬍瞪眼,但覺慧理直氣壯,毫不畏懼。祖孫之間,難以溝通,在沉重的封建禮教與渴望革新救國之間,豈有可容迴旋的餘地。在覺慧眼中,「『他』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代表。他知道他們祖孫兩代永遠不能夠互相瞭解,但是他奇怪這個瘦長的身體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2]。覺慧哪會知道,「這個大家庭裡面的一切簡直是一個複雜的結,他這顆直率的、熱烈的青年的心無法把它打開[3]。但覺慧早已心生反抗,他要反抗祖父所代表的這一個舊世代,反抗高家這一巨大的舊家庭,反抗這滿目瘡痍、遍地腐臭的舊中國。

    在以「克」字排輩的第二代中,除了克明是一仁人君子以外,克安與克定則免不了紈袴子弟的狡猾貪婪、荒淫墮落。另外還有陳姨太、沈氏、張氏、王氏,這些封建女流,個個陰險奸詐、愚蠢偏執,她們無不是男權專制的幫助犯,封建吃人的共謀者。這個家族,就像一根蟲生木腐的危樑,更像爛泥匯聚的水坑。但一切迷信、顢頇與罪惡,就這樣層層重壓在第三代孩子的身上,男者,壯志難伸、真愛難留,女者,紅顏薄命、無一成全。

 

  一個女僕的悲歌

 

    鳴鳳是典型的封建婢女的悲劇象徵,中國家奴制度下的枉死冤魂。鳴鳳年僅16歲,天真聰慧、善體人意。就在7年前,一個下雪的日子,「一個面貌凶惡的中年婦女,從死了妻子的父親那裡領走了她,送她到這個公館裡來,於是聽命令、做苦事、流眼淚、吃打罵便接踵而來了[4]。鳴鳳雖不敢貪情奢望,但心中只有一人,她暗戀三少爺覺慧。她把覺慧看成惡夢裡深山救命的救星、天上的月亮、生命中唯一的倚靠。覺慧總是自信滿滿地以為這位可愛的ㄚ頭終會成為他的媳婦,卻粗心大意地忙於社會運動而疏忽一場悲劇即將臨頭,豈料在老太爺作主之下,逼迫鳴鳳下嫁馮老頭子(馮樂山)作小妾。就在一個夜深人靜的夜裡,夫人周氏告訴了她這門親事,這一言一語,就像利刃直刺心窩,小女子夢碎心死,在哀哭求饒也無可挽回之後,她寧死不從,投湖自盡。

    一個封建社會下的婢女,人微命薄、身賤如土。她的身體與靈魂、青春與自由、愛情與夢想,可以任憑主人隨意指揮、草率指派。她的深情摯愛,只換得高貴主人眉角間的一抹輕蔑,她純潔至善的心靈竟成為男性「禮物交易」下的犧牲品。「人們甚至連她賴以生活的愛情也要給她奪去了。把自己的青春拿去服侍一個脾氣古怪的老頭子」;鳴鳳萬萬萬沒有想到,在做盡差遣、嘗盡責罵,在付出忠誠與效命之後,竟得不到一點同情與憐惜。她萬萬沒有想到,「經過了八年的忠心的苦役之後,她所得到的報酬,卻是去做姨太太,給人家蹂躪,讓人家折磨[5]。鳴鳳想對覺慧訴說自己的百般不願,希望獲得覺慧的拯救,但天真懵懂的覺慧卻忙於週報社的事,忙於讀書寫文章,完全忽略了所有即將發生的悲劇。直到鳴鳳帶著一身潔白的身子,一個永遠無法圓滿的愛情之夢,投入那冰涼而黑暗的湖底。然而,直到鳴放鳳死去的前一刻,她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所有的人都活著,只有她一個人就要死了」,「為什麼所有的人都還活著,她在這樣輕的年紀就應該離開這個世界?[6]

 

  封建高牆,死亡之碑

 

    不要以為卑賤女僕命該如此,富貴千金的遭遇也未必倖免。錢梅芬生在富裕之家,與表哥覺新本是青梅竹馬、情投意合。只因為兩人的母親在牌桌上翻臉鬥氣,一場本是親上加親的姻緣就此斷送。錢梅芬只好改嫁他人,不料丈夫早死,紅顏未老就已孀居守寡。婆家以其為「剋夫之星」,惡言相向,極盡羞辱,錢梅芬只好陪著母親過著尼姑庵式的生活。儘管她依然念繫覺新,但往事如煙,情緣已散,憂容與潸淚,失眠與痰血成了她一生的伴侶,最後在抑鬱中咳血而死。

    李瑞玨是高家長孫媳,但卻是在父母之命下,以「拈鬮」[7]的方式定下了親事,在沒有見過覺新一面就已成婚立家。瑞玨天性善良,寬容有度,她謹守禮儀、逆來順受。她深愛覺新,但也知覺新深愛梅芬,她既知覺新喜歡「梅花」,親自為覺新採梅、畫梅、插梅。但「梅花」實際上是「梅芬」的象徵,亦即覺新真正所愛的女人。但瑞玨既無妒忌,也不吵鬧,她甚至百般安慰梅芬,兩人情同姊妹。不料,在高老太爺去世之後,喜好搬弄是非的陳姨太祭出了「血光之災」的迷信,迫使覺新將懷孕的瑞玨遷到城外一處「林房」生產。瑞玨無一句怨言,含淚就範,結果因難產而死於陰暗潮溼的林房裡,死時夫兒都沒來得及見最後一面。

    巴金塑造了三個善良女性的死亡,旨在痛斥封建主義這座「人性牢牆」,它阻隔了人性真情的溝通,斷送了青春生命的理想。在鳴鳳決定以死明志之時,雖想祈求覺慧的承諾和搭救,「但是他們兩個人的中間隔著那一堵不能倒的牆,使他們不能夠接近。這就是身份的不同[8],即使鳴鳳不甘芳華早逝,在投湖的前一刻,想到的也是那座隔牆,那座愛恨兩界的封建高牆。在瑞玨難產命危時,出自於封建禁忌,覺新不得進入「月房」(不過是今日所稱的「產房」),那座隔著一邊是心急如焚的覺新,一邊是命在旦夕的瑞玨的那道牆,不正是禮教之牆、封建之牆、殺人之牆?最後,這道木門成了生死之別、天人永隔的標誌,成了這對夫妻的陰陽之界、死亡之碑。覺新痛失了賢慧妻子死在僅僅一牆之內,瑞玨則死在近在咫尺的覺新於一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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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高家的第三代,覺新、覺民與覺慧,儘管出生於同一家庭,卻有著對封建主義不同的認知、反應與抉擇。覺新是高家的長房長孫,因而是家族產業、管理、子嗣、榮譽的傳承者。中國人一向以「嫡長者」為子孫排列上的首尊之位,總以大少爺、掌門、香火稱之,卻少有人深入探索這一身份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處境。實際上,覺新正是封建巨塔下徹底的犧牲者,為了這個「家」,他失去了愛情、學業、自由和所有人生的理想。

 

    封建巨塔下的犧牲者

 

    巴金刻意把表現五四精神的「個性自由」與封建陋習的「賢子孝孫」思想,尖銳而對立的凝聚在覺新身上,構成了整部小說的衝突網和張力點。覺新「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聰慧,在家裡得著雙親的鍾愛,在私塾裡得到先生的贊美。看見他的人都說他日後會有很大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自在暗自慶幸有了這樣的一個『寧馨兒』」。嘉許和寵愛集於一身的覺新,有自己的抱負和理想,心中充滿著美麗的幻想,他對化學很有興趣,「打算畢業以後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大學裡去繼續研究,他還想到德國去留學[9]。但是一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指定婚姻」,結束了他的彩色幻想,葬送了他的人生之夢。

 

 

    對覺新來說,人生的所有意義都是為了滿足家族的需要而不是實現個人的願望。家族需要「一個兒子」來繼承香火,家族需要「一個家長」來管理親子奴僕,家族需要「一個掌櫃」來處理家財物產,家族需要「一個經理」來處理公司業務……。覺新就這樣以一個19歲的青澀之齡,收起青春之夢,撐起萬斤家業。當他聽完父親為他準備好了親事,要他很快成婚立家之時,「他不說一句反抗的話,而且也沒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點點頭,表示願意順從父親的話。可是後來他回到房裡,關上門倒在床上用鋪蓋蒙著頭哭,為了他的破滅了的幻夢而哭[10]。覺新自知這種「無愛婚姻」非他所願,弟弟們常以「作揖主義」描述他的性格,他自己也以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自我解嘲,但一種深藏在他心中「賢子孝孫」的封建意識,使他無力抵抗,只能俯首聽命、逆來順受。

    然而,真正令人感到悲哀的倒不是這場「亂點鴛鴦」的封建婚姻,而是覺新從此註定要過一種「分裂性/雙重人格」的生活。在這座豪門大宅,他看到的是溫馨慈愛的假相之下叔嬸之間的仇恨與鬥爭,對這一切,他只能隱忍、逃避、姑息、喪志;另一方面,由於嚮往五四運動與「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等革新思想,他和兄弟們又是如此熱血激情地高談闊論,饑渴地閱讀這些書報文章。「在舊家庭裡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他跟他的兩個兄弟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11],守舊與革新、家族與自我、人前與背後、大少爺與新青年,構築了一個矛盾對立的空間,覺新穿梭於假意與真情之間,來回於叔嬸惡鬥與兄弟親愛之間,身陷於自我分裂的泥淖而無法自拔。

巴金通過一種「五四青年」的想像性塑造,把覺慧定型為家族中堅定的反叛者。對於覺慧和二哥覺民來說,這個充滿黑暗、殘忍與死亡的家,像一片死寂而孤冷的沙漠,像一座舊勢力和人性墮落的大本營,無時無刻不令他感到憤怒和窒息。所謂「長輩」,不過是「摧殘愛的黑暗力量」,所謂「家」,不過是「一個上演悲劇的場所」,所謂「家人」不過是封建主義的傀儡,怪力亂神下的迷信蟲,「許多人生活著只是為了造就自己的滅亡,或者造就別人的滅亡[12]。覺民和覺慧兩兄弟,像似家族中的外來客,親屬中的局外人,「在這個家裡,在這個環境裡,他們完全成了陌生的人。四周的鬧聲和笑話,好像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語言;那許多往來,談笑、喊叫、酗酒的生物,好像不是他們同類的[13]

在巴金筆下,這種疏離感和異化關係,不只是代溝問題而已,而是一種時代斷裂、新舊交戰的寫照。老太爺的垂死掙扎和青年人的逃家遠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象徵著封建專制主義行將傾覆幻滅而青年人將解放翻身。在巴金筆下,覺慧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化身,是進步主義的行動者。他不顧老太爺的攔阻與反對,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與青年學生創辦進步刊物,宣揚革新思想,抨擊舊式家庭與封建流毒。他鼓勵表姐梅芬不要屈服於惡劣環境,他鼓勵表妹琴(張蘊華)進入男女合校的外語學校讀書,他幫助二哥覺民抗婚、逃婚,痛斥陳姨太散佈「血光之災」和為老太爺「趨鬼」的迷信。他決心走自己的路,決心遠走他鄉,到一個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裡,新的一切正在生長。那裡有一個新的運動,有廣大的群眾,還有他的幾個通過信而未見面的熱情的年輕朋友[14]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在《》中,巴金的藝術魅力是多方面的,需要一種「辯證的理解觀」才能深入挖掘巴金在人物塑造上的匠心與苦詣。首先,鳴鳳之死,絕不只是「殉情」或為愛輕生,而是一種對生命聖潔和允諾之重的堅決捍衛。對鳴鳳而言,「自由之愛」是她生命中永恆的童貞,這股信念和力量,不容輕篾或蹧蹋,不容剝奪或低估。正是這股力量,使她戰勝一切命運和壓迫,使她克服一切的枷鎖和桎梏。雖然鳴鳳地位卑微、任人使喚,但一旦觸及對她「自由之愛」的侵害,就會激發她巨大的反抗能量—以死求生。這位女僕,比起她的主人—得勢者頤氣指使,失勢者逆來順受,要偉大得多,高尚得多。

    其次,覺新的處境與其說是「惡的結局」,不如說是「善的悲劇」。他的悲劇是基於一種「成全意識」—出自於對舊制度與舊道德的真誠信守和一種執著於中國人「好人哲學」的理念。如果覺新生於封建主義全盛時期,他將是一個完全融入社會價值體系的典型完人,但正因生於歷史變局和社會轉折時期,剛剛啟蒙的新思想和新價值,尚未成熟的社會制度與家庭組織,都尚不足以支撐他進行一場家庭革命,只能造就他一個新舊衝突下的悲劇人物。實際上,在覺新身上,體現的是「好的封建主義」,他改變了封建主人專橫粗暴的形象,他將家族的重擔和責任轉化為對封建流毒的更新和善化:他樂於幫助家族中所有的人,讓悲傷的家人得到安慰和體恤;如果沒有覺新的犧牲與承擔,就不可能有弟妹的免禍與重生,他犧牲自己的理想,換取了弟妹的出走和逃生,乃至在弟妹皆已遠走高飛之後,他還是苦守家園,為弟妹牽掛和擔憂;他對家中雜事,勇於承擔,不辭辛勞,即使對家僕女傭,他也不吝於同情和幫助,甚至對下人的病故和喪葬,他都不隨便掩埋而草草了事。

    儘管弟弟們總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對其兄長誤解甚深,但覺新依然堅持「克己復禮」的古訓,即使在瑞玨難產病危時,他也不敢越雷池(月房)一步。但問題在於,忍辱真能偷生?犧牲真能成人之美?妥協與忍讓,非但沒能使自己和相愛的梅芬成婚而備受感情的折磨,而且正是由於他的軟弱,使瑞玨難產而死、香消玉殞。一念之慈,結果卻是萬念俱灰,仁愛持家,結果卻是牆傾屋倒。覺新不像他的弟弟,對家族以「絕望」一字告終,他對家族總是存有一絲希望。正是這一線希望,使他失去批判傳統的能力,喪失革新改造的魄力,終至斷送自己,也葬送了家園。

 

    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

 

    巴金的《》是一部封建主義的怨恨書寫,一部啟蒙主義的寫實小說,它貫穿著巴金小說一向謳歌青春、抗擊專制的主題。通過巴金對人生境遇的抒情描寫—例如對鳴鳳「暗夜投湖」時悲劇氣氛的營造和渲染,對梅芬淒涼身世的娓娓細訴,喪禮上「破廟停棺」的哀怨描述,特別是「女性私語」中那種如絲傾訴、心碎斷腸的對話,更是令人淚濕衣襟。僅僅一段描寫梅芬「只有昨日,沒有明天」的心境,就足以令《》列居中國抒情小說的頂尖之作:

 

        我看見花落要流淚,看見月缺也會傷心。……我的窗前有一株梧桐樹

        ,我初去的時候,樹上剛發新芽,葉子一天天多起來,漸漸到了綠葉

        成蔭。誰知一到秋天,樹葉就一片片變成了黃色,隨風飄落。到我們

        回省的時候,就只剩下枯枝了。我想這倒跟我相像,我已經過了綠葉

        成蔭的時節,現在走上飄落的路了。……你們都有明天,我那兒還有

        明天呢?我只有昨天。昨天的事固然很令人傷痛,但是只有它可以安

        慰我[15]

 



[1] 巴金,《家》,臺北:遠流,1993,頁60

[2] 巴金,《家》,頁63

[3] 巴金,《家》,頁113

[4] 巴金,《家》,頁20

[5] 巴金,《家》,頁217

[6] 巴金,《家》,頁228229

[7] 「拈鬮」本是中國古代長輩為子孫們分產的一種抽籤的方式,所謂「親鄰為鑑,焚香告祖,拈鬮為定,各室安份」。後也用來為子女安排親事—「拈鬮為婚」,其最簡便的方式就是用幾張小紙片,暗寫文字或記號,作成紙團,由有關的人抽取其一,籤紙既開,無可反悔。

[8] 巴金,《家》,頁223

[9] 巴金,《家》,頁30

[10] 巴金,《家》,頁31

[11] 巴金,《家》,頁37

[12] 巴金,《家》,頁336

[13] 巴金,《家》,頁268

[14] 巴金,《家》,頁372

[15] 巴金,《家》,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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