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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梧桐鎖清秋
―郁達夫∕《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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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達夫 |
以憂鬱、病奄、纖弱、頹廢為文風，作品因不為人解而隱匿多年，在中國現代文壇以「南國才子」著稱的郁達夫(1896—1945)，是中國最早期「私小說」的開創者。《沉淪》(1921)是郁達夫早年的代表作，因運用「性抑郁」手法進行情色想像和欲望書寫，被視為風格大膽、獨樹一幟，甚至遭到「文壇道學家」的攻擊和詆毀。實際上，《沉淪》是一部典型的悲劇浪漫主義作品，它的出品，不僅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文學視野和創作類型，更是「中國私小說」的首創之作和原型代表。
郁達夫不僅是一位文學家，同時更是一位抗日英雄，他先後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1938年底，郁達夫應邀赴新加坡辦報，並從事宣傳抗日。新加坡淪陷後，流亡至印尼蘇門答臘，因精通日語被迫做過日軍翻譯，其間利用職務之便暗中救助落難者，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文人、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但不幸於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憲兵逮捕，郁達夫身份暴露，慘遭殺害，享年僅49歲。
中國式的私小說
「私小說」(I-Novel)源自日本，又稱「心境小說」或「心理小說」，它有別於「純文學」，是指作家以「自曝」手法，無私而露骨地展現自我的心理情緒和深層意識。人們經常狹義地將「私小說」定義為作家個人「自暴隱私」的產物，並以之泛指作者離群索居的心情瑣事，實際上，廣義的「私小說」還包括外部生存危機在作家心理上的積澱與反映，是作家通過心理自剖和精神壓抑表達生存困境與社會危機的再現形式。儘管《沉淪》是中國私小說的開山之作，但不應把《沉淪》歸類為狹義的「私小說」，一種不念家國、自絕社會之外的「私人小說」；另一方面，把《沉淪》僅僅視為一部情色、性愛小說，不僅窄化了小說的藝術深度和社會意義，也低估了《沉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
小說以郁達夫自身求學經驗為藍本，描寫一個國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的性苦悶與性壓抑以及對國家積弱、民族病危的自卑與憂郁。主人公「他」一開始就以孤獨者、零餘人出現，自覺自己既不能與他人相融，也無法融入異鄉生活，由於同學不喜歡與他交往，他於是將自己封鎖起來，看到別人談笑時，「只有他一個人緊鎖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對於性欲、愛情、美女有著強烈渴望，但卻力不從心、自怨自嘆，只能在精神上自慰、心理上癡想：「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豈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裡來！」他在被窩裡犯罪，偷看房東女兒洗澡，偷聽別人幽會……，雖然意識中他強烈地想要阻止自己，但都無法克制，以致持續的沉淪、墮落，酗酒、嫖妓，甚至與培育他有恩的長兄絕交，終至陷入痛苦深淵，無以自拔，最後以跳海自殺求取解脫。
從外部而言，主人公的自卑情結來自一個「弱國小民」的支那人處於異國他鄉的孤立感和疏離感，從內部而言，早熟且憂郁的性格使他陷入一種「被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complex)和憂郁症(hypochondria)的情境中。他始終覺得被仇視、被欺侮、被排擠、被妒忌、被愚弄，每當他苦悶難熬時，他就會面對青天，以自憐自艾的自言自語，安慰自己、寬諒自己；而在自嘆自怨之後，他興起了報復的念頭，但又因無能為力，進而轉向怨恨祖國的不爭氣與沒出息，為民族弱小、國家衰落而感到痛心疾首。從內外交逼的處境來看，主人公的病態心理實際上是一種「民族憂郁症」，是個人遭受異國文化震驚（cultural shock）之下所形成的自我創傷（trauma of Ego），這種創傷因為與主人公的愛國思想和對日本敵國的仇視心理相互交織而產生更大的共振效應。在此意義上，主人公的沉淪就不只是個人的失足和墮落，而是民族自卑感在個人精神領域上的擴大效應。實際上，郁達夫在《懺餘獨白》一文中曾經說道：「我的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裡過的，眼看到的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的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1]。顯然，郁達夫把自己這部作品視為抒情式的憂國主義作品，是一部認同挫折下對於民族悲劇由愛生恨的精神告白書。
浪漫主義的欲望書寫
儘管小說充滿病態的情欲表達，但主人公畢竟沒有做出什麼越軌的行為，也沒有違反傳統道德的拘束。所謂變態、頹廢、情欲，不過是手淫、窺浴、聽淫而已。儘管作者把主人公因染上手淫而產生的恐懼、羞恥、自責、後悔的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但小說中的情欲描寫既不是渲洩暴露，也不是煽情動欲，而是以一種「殘缺的性幻想」而被書寫的。主人公的情欲，無非是過度敏感並且刻意壓抑自然本性的生理變異，不過是怯於表達並苦苦壓抑原本合理的愛情渴望。實際上，主人公的性意識是一種避難空間，是一個失去了祖國依靠和認同支托的精神孤兒尋求精神補償的超驗性場域；主人公性意識中的情欲對象，並非具體的「日本女性」，而是作為「民族之缺」和「祖國之失」的精神愛戀者，它所欲求的是一種「文化戀母情結」和對民族歧視的反抗，而不是對少女肉體的奢望。正是一種對國家民族「愛之不能、恨之不可」的矛盾情感，使主人公尋求一種沉淪—個體化的生命抵抗形式—來對待一個「恨鐵不成鋼」的祖國。換言之，小說中的「男性壓抑」其實是一種「愛國主義歇斯底里的扭曲性表達」；而作為「私小說」之主體的「自我」，在小說中既不是絕對個體化的自我，也不是佛洛依德「個體發生學」意義下的「本我」，而是體現了時代特徵與作家個性相結合的「綜合性自我」。在此意義上，所謂「沉淪」就不只是個人的頹廢與墮落，而是個人對民族不幸的「極大化體驗」。
郁達夫筆下的主體—「愛恨交織的主體」(ambivalent
subject)是一種「氣質主體」，它表現為沉靜孤獨、敏感自卑、內省傲慢、憤世嫉俗、拘謹靦腆但又負載著「民族之缺」和「個體之重」的感傷與失落。從主人公曾以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自許，熱愛浪漫主義作家沃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詩，崇拜愛默生(R.
因此，所謂「情欲」，在小說中多處是以自然主義的抒情手法被描寫的，在其中，人們感受的是浪漫的青春氣息而不是赤裸的色情渲染，表達的是唯美之愛的渴望而不是感官的獵豔和放縱：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
響，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
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著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噴到他蒼
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裡，在這澄清透明的乙太(Ether)
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裡的樣
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裡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
情人膝上，在那裡貪午睡的樣子。
在這裡，「紫色的氣息」、「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清和的早秋」、「睡在慈母懷裡」、「夢到了桃花源」、「南歐的海岸」，乃至貪睡在情人的膝上等等，都是對「靈性」的追求而不是感官的放縱。因此，所謂「靈肉之爭」，實際上是「靈對肉的戰爭」，它反映的是人類的自然需求與社會禁忌之間的衝突以及後者對前者的歷史性壓抑。在主人公的心裡，他真正追求的是「靈勝於肉」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他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
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意指夏娃[Eva])，
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沉淪》不僅開創了中國「私小說」的先河，貫通中西浪漫主義的傳統，更是一部感人肺俯、引眾共鳴的作品。它道出了「五四青年」抑郁苦悶的時代處境，籲求回歸自然本性和人性通則，既表現郁達夫超凡厭俗的作家風格，也樹立了中國現代頹廢美學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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