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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籬把酒黃昏後
―莫言∕《紅高粱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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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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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言身上，巧妙的文思、鮮活的意象、多彩的敘事、濃郁的鄉情、熾熱的欲望、深刻的人物，就像一座噴湧不絕的泉水，不擇而出，脫俗爭豔。從1981年的《春夜雨霏霏》到2004年的《四十一炮》，莫言的作品被視為「中國式戴奧尼修斯」的典範之作，他帶有「酒神/狂歡」的創作風格，他富有激情與生命力的民間敘事，一掃中國現代文學沉悶郁苦、低調呻吟的氣氛，為20世紀中期中國小說的創作低潮注入了強心劑，也為中國構建了「鄉土印象主義」的文學新世界。
酒神狂歡 / 狐鬼傳奇
人有君子、小人之隔，地有豐腴、貧棘之別，文學也有溫文與粗野之別。一如沈從文創造了非他莫屬的「湘西世界」，莫言也建立了唯我獨尊的「高密東北鄉」，如果「湘西」是個純靜甜美的遺世之鄉，「高密東北鄉」則是一個生氣勃發的原欲世界。在沈從文筆下，男性抑郁寡歡，女性情歸無處，但在莫言筆下，男性多土氣匪樣，女性則彪悍潑辣。湘西人物隱忍獨立，高蜜鄉民浴火獻身。儘管沈、莫兩人風格迥異，但共通之點在於對欲望之實、人性之真、靈魂之美的深沉眷念和感觸。然而，莫言略勝於沈從文一籌者，在於莫言在人性精雕細釀的沈氏文風之外，更擅長於剝殼取心、直入心底；在湘西文體爾雅斯文之外，更著墨於狂野縱放、眾聲喧嘩。這正是「日神理智」與「酒神狂野」的分際，也是中國文學中神仙話語和狐鬼傳奇的相互輝映。
試圖對莫言的作品進行定型、比較和分類，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莫言的創作形式，既無理論可尋，也無範例可遵，既讓讀者傻眼，也讓批評家坐立難安。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莫言的作品屬於「莫言文體」—鄉土印象主義—所獨享，那是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歇斯底里氣質，一種不見血肉不痛快的草莽書寫。實際上，莫言的小說既無框架也無邊界，它自由行走、隨地而安，它聲光齊發、觥躊交錯。它像一塊未經焠煉的頑硬生鐵，又像鮮紅欲滴的血海高粱。在莫言筆下，死亡散發重生的喜悅，忠誠表態在奸詐的背後，神奇寄身於腐朽的軀體，命運誕生在叛逆的越軌。在莫言的世界中，殺人越貨與精忠報國可以同臺演出，崇高與邪惡可以和平共處，英雄與土匪可以肝膽相照，真愛與亂棄可以同床共夢。殘暴中流露出溫情與俠義，情愛中隱藏著虐待與顛覆……。
高粱地、墨河邊…… : 鄉土印象主義的傑作
《紅高粱家族》(1986)是莫言家喻戶曉的作品，既是一部民族史詩，一部民間傳奇，也是一部靈魂返鄉、翻土尋根的家族小說，至今已有20幾種文字發行於海外，擁有千萬以上的讀者。小說以山東省「高密/東北鄉」為基地，描寫抗日戰爭時期一個宗族聚落對日本人進行埋伏暗襲的故事。但這樁「土匪打日寇」的歷史事件不是重點，小說的主軸是主述者「我」的先輩們，從爺爺、奶奶到父親、姑姑等等愛恨情仇的傳奇故事。莫言以粗礦的語言、豪邁的人性、曲折的劇情，糾集了民間故事、鄉土寓言、庶民傳說、口述文學、說唱戲曲，凝結了北方人民的忠義價值、血緣情感、生命理想和激情想像，構築了一個中國底層演義和草民神話，一個充滿善惡交織、龍蛇雜混、理欲衝撞、人鬼交戰、神魔共舞的民族悲喜劇。
小說扉頁上，以一段類似「祭文」的前首語開始，「謹以此文召喚那些遊蕩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裡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醃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裡，擺在高粱地裡，伏惟尚饗！尚饗！」[1]這既是對祖先英靈的祭拜，也是對民族尊嚴的招魂。這組由靈魂、心肝、高粱組成的印象，將民族苦難化成了「三碗血酒」，表達了中國農民對民族興亡而肝膽義行、為生民圖存而慨然捐軀的精神。
小說主述者「我」以一個「不肖子孫」自稱，「不肖」一語雖是子輩的謙卑，但既是感嘆民族種性的退化，也暗示「我」將以跪地默禱、崇天拜地的姿態，重回歷史、探源尋根，為先人記錄一段血淚悲歌，給予叱吒風雲、縱橫捭闔的祖先最高的禮讚：「我終於領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齰、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對於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族人來說，他們堅持生存的自主與尊嚴，守護著「欺我者必亡」的信條和勇氣。「我們村裡一個九十二歲的老太太對我說：『東北鄉，人萬千，陣勢列在墨河邊。余司令，陣前站，東洋鬼子魂兒散，紛紛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鳳蓮，調來鐵耙擺連環，擋住鬼子不能前』……」[2]。在這裡，「一舉手炮聲連環」、「華容月貌巧機關」，莫言正是以民間順口的戲曲，表達了漢賊不兩立、男女皆英雄的俠義之氣。
鐵骨之外還有柔情。對於這塊位於白馬山旁、墨河之畔的小地方，莫言有著千絲萬縷的情感，「墨水河底的淤泥烏黑發亮，柔軟得像油脂一樣，河邊潮濕的灘塗上，叢生著灰綠色的蘆葦和鵝綠色車前草。還有貼地爬生的野葛蔓，支支直立的接骨草，灘塗的淤泥上，印滿螃蟹纖細的爪跡」……。「殘忍的四月裡，墨河水裡趁著燦爛星光交媾過的青蛙甩出了一灘灘透明印塊，強烈的陽光把河水曬得像剛榨出的豆油一樣溫暖，一群群蝌蚪孵化出來、在緩緩流淌的河水裡像一團團演漫的墨汁一樣移動著，河灘的狗意子草發瘋一樣生長，紅得發紫的野茄子華在水草的夾縫裡憤怒的開放」[3]。黑河、水草、葛蔓、趁著星光燦爛趕忙交配產子的青蛙…..，這些唯美浪漫的自然印象，正是鄉土柔情的精神圖騰，它象徵從日出到晚霞生生不息、從列祖到眾孫綿延不絕。
剽男悍女，蒼天動容！
中國人有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對於「紅高粱」，莫言有著深不可及的懷想與眷念。「高粱」性耐寒旱，初長時淒涼婉約，成熟時英俊挺拔，像一望無際的「紅海」，象徵旺盛的精力和強韌的意志。在小說中，「尋找紅高粱」具有尋根、念祖、勇闖、強國等等多重涵意。「紅高粱」不只是一種植物，更是一個民族縮影，家族血緣的代碼。
在白馬山之陽，墨河之陰，還有一株純種的紅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
找到它。你高舉著它去闖蕩你的荊棘叢生、虎狼橫行的世界，它是你的
護身符，也是我們家族的光榮的圖騰和我們高密東北鄉傳統精神的象徵
。
高粱從不孤長，總是密集叢生、綿延千里，每當風起穗搖、水淋麥垂之際，極目望去，滿地鮮紅、拍浪如海，這泣血般的火紅，象徵愛情的飽滿和激蕩。莫言就是以「高粱紅成一片汪洋的血海」，來形容祖先烈士的高亮情操，象徵中國農民虛懷若谷、深情大度的胸襟。
八月深秋，天高氣爽，遍野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他們是真正的本色
的英雄。俗果秋水泛濫，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紅色的高粱頭顱擎
在渾濁的黃水裡，頑強地向蒼天呼籲[4]。
莫言並非傳統的文人作家，而是一個鄉野頑童。例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力守文章與道德不分家，禮教與章法不得干犯或褻瀆，莫言卻擺脫了傳統文人「文章千古事」的沉重枷鎖，恣意在田村野地，馳騁飛揚。就以人類最原始而真實的「性愛」來說，中國人正經八百的性愛應是洞房花燭、熄燈蓋被的事，但在《紅高粱家族》中，爺爺和奶奶高粱田裡土溝為床、荒草為幕的「野合」，雖然違背祖宗家法，但卻情趣橫生、性感至極。這種村夫野婦田間交媾的行為，既是對愛情古法的徹底解構，更是以坦胸露乳、胴體畢現的方式，展示了生動的原欲和無遮的本性。
作為一個鄉土作家，莫言顯然不甘於「弱勢農民」的宿命角色，也不沉溺在意識形態話語下「農民階級」這一口號地位，而是深度挖掘庶民內在生命的爆發力，彰顯土地之子靈魂深處的悲壯意識。小說中，「紅高粱」是作為一種身份隱喻而被傳頌和高舉的，它既是農民「力的圖騰」，也是農民的「美感符號」。莫言既不泛濫社會主義的同情與傷感，也拒斥貧夫怨婦的刻板評價。正好相反，莫言致力於一種剛毅不屈的平民書寫，一種抹鼻吐水的勝利姿態，一種輕蔑不肖的驕傲感。例如在集合準備伏擊日軍之前，不唱軍歌也不喊口號，而是像平日出工幹活一樣稀鬆平常，即使成功完成突襲任務之後，不鳴槍慶賀也不雀躍鼓舞，而是駐立在濃煙烈火旁，目視國仇家恨隨風遠揚，遙想那捨命捐軀的亡靈。
《紅高粱家族》中的人物塑造，具有很複雜的多面性和戲劇性。莫言所鍾情的人物不是高尚的、偉大的、全能的英雄人物，而是原始的、放縱的、血性的、粗獷的草莽土匪。他成功地塑造了一種民間性格，一種鄉土英魂，它深埋人心，永傳野史。這種民間性格並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顯性人物，正好相反，這群「非禮」人物，是中國民族禮教和文化規訓久經壓抑、扭曲、變形的真實人物，一種寧死不屈、獨立奔放、不拘禮法的自由人。
土匪倫理
在小說中，莫言塑造了一個複雜而爭議的人物—余占鳌(爺爺)，他既是一個道地的農民、打棺抬轎的勞動者、一個殺人犯、通姦者、一個土匪，但又是一個抗日英雄，一條北國硬漢。他先是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作了低賤的轎夫，以「踩街」為業，因為給戴鳳蓮(奶奶)抬出嫁的花轎，只因為耳聽奶奶的啼泣之聲，窺見奶奶鮮嫩雪白的小腳，就瘋狂愛上了戴鳳蓮。為此，他殺了路上搶轎的「吃餅的」，殺死了仗勢欺人、向戴鳳蓮逼婚的單家父子。為了保家救鄉，他自立為王，糊里糊塗成了抗日英雄—余司令，他驍勇善戰，精於戰略，無奈兵器簡陋、寡不敵眾而慘遭失敗，但卻因此成為鄉民供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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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占鳌既像一個大逆不道、胡作非為的草莽，又像個北國大地上呼嘯馳騁的自由精靈，英雄與土匪的雙重性格集於一身。他雖然沒有讀過聖賢之書，也不懂禮義廉恥，但人性本真的魅力天生使然，行俠仗義的勇氣自然流露；這就是一種混雜、複合式的民間性格：愚昧中散發真誠，野性裡包裹正義，狂暴中流露柔情，仇殺時放射悲憫，放縱中克守諾言……。
中國人最高的道德戒律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但倘若天理不彰、道法不行時，那就只好「去天理、存人欲」。余占鳌沒有大思想，也不懂大道理，但他有自己的天理，有自己的人性，他依靠的是一條「土匪倫理」—一種以殺人放火來表達愛恨情仇的簡單邏輯，一種集合了獸性、野性、匪性、天性、人性、感性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格，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生存邏輯，更是一種把倫理宗法、禮義綱常、真偽美醜統統踩在腳下的求生哲學。他憑著一股內在的生命熱力，基於生存的迫切性和民族的驕傲感，順理成章地走上一條反封健、反禮教、反異族的民間革命之路。
余占鰲的「土匪倫理」，不是聖賢古訓，也不是忠孝仁愛，而是簡單兩個字 :「活命」，這是一條「復仇、反復仇、反反復仇」無窮循環的殘酷規律。然而，在荒村野地，草民鄉間，光是這條簡單的生存邏輯，就足以把一個個善良懦弱的百姓變成了心黑手毒、藝高膽大的土匪。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青面獠牙、無惡不作的「盜匪」，而是有良知、有正義的「民雄」，他既是中國「梁山泊—十八好漢」的現代翻版，更是西方「俠客羅賓漢」的中國演繹。
處在抗日戰爭、國共鬥爭、地方派系傾軋的複雜情勢中，余占鳌既不投靠任何政治黨派，但也不自亂陣腳，對於內哄不止的地方武裝派系，他決心快刀斬亂麻，採取綏靖政策，僅以「匹驢雙槍，將技壓群芳的『花脖子』及其部下全部打死在墨河水邊」[5]，完成了派系力量的統一。當國民黨的冷隊長以「正規軍」的姿態前來拉攏收編這幫土匪時，他自稱是「本地之王」，宣稱土匪也好，正牌軍也好，只要能殺日本人就是中國的大英雄；當隸屬共產黨的膠高大隊前來遊說投共時，他自稱只知殺人放火，不懂什麼國家、黨派。他帶領的遊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四十來人，光靠著幾隻鳥槍短砲，靠著不怕機槍、不畏子彈的勇氣，一年內「摸掉」三個日本崗哨，殺了日本中崗尼高少將。但他也失去了親愛的弟兄與親人，犧牲了自己。
俠女英雌
小說中另一個鮮明人物則是戴鳳蓮(奶奶)，一個充滿生命活力，渾身散發風流野性、敢愛敢恨的女子。奶奶原本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傳統女子，原本只盼嫁個能說會寫、五官端正、知冷知熱的男人，渴望躺在一個正常男子的懷抱裡消憂解悶。「從小刺花綉草，精研女紅，綉花的針尖，鉸花的剪刀，裹腳的長布，梳頭的桂花油，等等女孩兒的玩藝伴她度日過年」[6]。無奈父母貪財，僅以一頭騾子的代價將她許配給麻瘋病人單扁郎—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財主單廷秀的獨生子。但是戴鳳蓮寧死不屈，在洞房夜裡，她從懷裡摸出一把剪刀，站在炕上，怒目逼視著枕邊的男人，她因此保住了貞潔。
在回娘家的路上，遭遇盜匪搶劫，身為轎夫的余占鳌解救了他，她接受了在高粱田裡與余占鳌的野合，兩人的逆倫偷情，把倫理道德拋之九霄雲外，盡情享受野性生命的樂趣；她為了余占鳌看上了戀兒而拋棄她，不惜委身於「鐵板會」頭子「黑眼」，以報復余占鳌的移情別戀。而她之所以走上抗日之路，是因為羅漢大爺—家中一名忠厚、堅強、勇敢的長工—為了保護她家的財產而被日本人剝皮處死，為了報復血海深仇，她協同余占鳌和兒子豆官，率領鄉親在墨河橋邊伏擊日本汽車隊，發起了一場農民抗日遊擊戰。
莫言塑造了戴鳳蓮這一反父權、反婦道、反侵略的「烈女」人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在「生為夫家人，死為夫家鬼」的傳統壓力下，這種離經叛道卻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們無法想像，原本一個「東鄰姐姐，西鄰妹妹」的小姑娘，後來竟變成大浪中翻滾折衝、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的英雌人物。在擺脫娘家、夫家和貞女婦德的壓力之後，奶奶終於想通了，「人生一世，不過草木一秋，豁出去一條命，還怕什麼？」一首從高粱田裡傳來的民歌，襯托著戴鳳蓮的心情與意志：
妹妹妳大膽往前走
鐵打的牙關
銅鑄的骨頭
從此高塔起綉樓
拋撒著綉球
正打著我頭
與妳喝一壺紅殷殷的高粱酒[7]
死亡美學
《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敘事，可以用「極限敘事」加以詮釋。莫言調集了所有的聲音、物像、色彩、感覺，營造出一場又一場的血腥場景，從而使小說從頭至尾表現出強烈的爆發力與感染力。小說中，描寫爺爺為了斬根除害，以暴力爭取擁有奶奶為妻的正統身份，不惜殺了搶婚的單家父子：
單家父子的屍體擺在柳樹下兩扇門板上，離那匹小黑馬不遠。屍體已
經發臭，門板邊緣上流著黃色的濁水。幾十隻烏鴉在柳樹上跳來跳去
，樹冠像一個沸騰的湯鍋[8]。
小說也有一場羅漢大爺遭受日本人「活剝」的酷刑。日本兵逼迫孫五活剝羅漢大爺的人皮，割下了耳朵，最終羅漢大爺被剝成一個「肉核」。這些血肉噴飛的場景，讓人看到了人性中最殘暴與邪惡的一面，但莫言卻以極其平淡和冷靜的筆調寫著：
孫五的刀子在大爺的耳朵上像鋸木頭一樣鋸著。羅漢大爺狂呼不止，
一股焦黃的尿水從兩腿間一竄一竄地呲出來。……走過一個端著白瓷
盤的日本兵，站在孫五身旁，孫五把羅漢大爺那隻肥碩敦厚的耳朵放
在瓷盤裡。孫五又割掉羅漢大爺另一隻耳朵放進瓷盤。父親看到那兩
隻耳朵在瓷盤裡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9]。
孫五操著刀，從羅漢大爺頭頂上外翻著的傷口剝起，一刀刀細索索發
響。他剝得非常仔細。羅漢大爺的頭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
出了一稜稜的肉[10]。
民魂永傳
《紅高粱家族》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貢獻，在於它打破了傳統文學中「英雄/土匪」的二分正典(canon)，衝破了黑白對立的二元敘事法則。通過「余占鳌」這一人物，通過他那句「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道盡了土匪倫理的真性情與大哲理。試圖用政治是非或倫理道德來評價莫言的作品，終將徒勞無功，因為，暴力，在這北國旱地裡，是求生的唯一手段，余占鳌殺了單家父子，是為了履行一個男人對愛人的承諾，是為了阻擋自由之愛的糾葛與羈絆。戴鳳蓮與余占鳌的田地野合，不能說是姦夫淫婦，而是一個女性堅持身體自主、愛情自由、生命自負的表現。余占鰲與戴鳳蓮的抗日事蹟，未必是基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微言大義，而是為了替親人報仇，為子孫捍衛家鄉。對於這些鐵骨好漢來說，抗敵是為了求取子孫的後生，死亡是面對生命的承諾。這些民間英雄：余司令、戴鳳蓮、羅漢大爺以及一群遊擊隊員，他們的事蹟雖然不能列祀忠烈廟堂，但他們的鮮血與白骨卻長眠於墨河之畔、高粱之鄉，留傳於子孫記憶中，永遠輪唱，代代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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