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憂鬱 落日的輓歌 －深讀石黑一雄

 

帝國的憂鬱，落日的輓歌

－深讀石黑一雄

 ◎宋國誠 

自由副刊

http://old.ltn.com.tw/2005/new/apr/10/life/article-1.htm 

2005年4月10日

　「悲劇的悲劇性，是在超出我們的承受力之外，驚嚇著我們……」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甜蜜的暴力》（Sweet Violence）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

（曼）布克獎得主、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的新著，也是他至今第六部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三月五日在英國出版。石黑一雄在新作中一改過去「緩書慢筆」的手法，但依然極度揮灑他最擅長的「記憶敘事」技巧，書中主題集科技、倫理與生命意義等多重爭議，探討自「複製人」基因科技問世以來，「人為宿命」（human-made destiny）這一引起倫理焦慮和人性掙扎的議題。故事主角凱西（Kathy），一個英國鄉間海爾森（Hailsham）孤兒小學的看護，以記憶倒敘的方式，回述與兩個經由捐精受孕而生下的少年露絲（Ruth）和湯米（Tommy）之間的生活故事。在這部新著中，石黑一雄開啟了一種史詩化的「倫理恐怖小說」，並努力透過故事人物自我追尋的歷程，以人性的凡常與溫馨，回答一種意圖以科技操縱人生模式的妄想和偏執。

Never Let Me Go

然而回顧石黑一雄至今為止的作品，在記憶回溯中感受難以理解的歷史與人生，一直是他創作的主題。在先前的小說中，石黑一雄一再提問：在經歷了歷史與戰爭的極度創痛之後，人們還能留下什麼？如果往事的回憶總讓我們無法承受，那麼從記憶中走過來的人又如何闡釋當前並面對未來？作為英籍日裔作家，他作品的主體精神始終聯繫著「日落中的太陽帝國—— 戰後日本」，以及這個在戰爭惡夢中逐漸甦醒的「大和靈魂」。正如村上春樹所說，石黑一雄用英語寫成的作品，始終是關於日本民族的故事；魯西迪在《想像的故土》（Imaginary Homelands）一書中也以「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的觀點，指出石黑一雄在《長日將盡》（1989）中描寫「人們畢生信守愚蠢而錯誤的人生哲學」這一主題時，英國人和日本人其實並沒有兩樣。顯然，六歲就離日赴英的石黑一雄，儘管面臨文化離散和身分碎裂意義上的流亡寫作，儘管身居帝國中心的英倫都會區，但他始終對記憶中遙遠的故國，散發著深沉的凝視與呼喚。

移民和流亡的背景，始終是後殖民「換語作家」試圖尋求內心安適卻又揮之不去的焦慮。於是，以文學想像和書寫，以記憶作裁刀和針線，努力去編織個人與母國的認同之網，即使最後身陷網羅成為民族精神的囚徒，也是流亡作家一場重返精神家園的不歸之路。石黑一雄就是這樣的作家，身在異邦，追憶著受傷的祖國。實際上，戰後才出生的石黑一雄，二次大戰是一場出世之前的悲劇，身染軍國主義重病的日本，像是未曾謀面的失職母親，日本侵略的史實則是未曾親身經受的集體醜聞，但石黑一雄還是試圖填補自己身上這種民族記憶的空白，跨越身分認同的缺口，為今日的日本人尋求一種民族心病的闡釋與治療。

太陽帝國的隕落

在最早的小說《群山淡景》（1982）中，石黑一雄描述了一位戰後移居英國的日本婦女悅子，重返日本長崎尋友敘舊的故事。書中採取了將陳年舊事放置在「順時性敘事（現在進行）」，卻把今日的悲傷放在「逆時性敘事（過去完成）」的時間手法，表明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和內在生活，無時無刻不受到「回憶」的糾纏和困擾。整部小說充滿淡雅如煙、憂傷如幻的色調，瀰漫著日本戰敗後的悽涼、傳統價值流失的迷惘、親人自殺的不解，未亡人（核彈倖存者、自殺者的父母）僅剩無盡的哀悼以度過殘年餘生。

群山淡景

小說中，悅子的兩個女兒，長女慶子是典型日本傳統婦女，次女霓紀是全盤西化之新日本女性，象徵了日本處於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之中，也意味著「二戰」猶如一把武士刀，將日本的民族傳統一切為二：死去的是依依難捨的大和靈魂，留下的卻是奇異陌生的西方皮囊。對日本人而言，以戰敗與核難的代價換取一個失去民族靈魂的軀殼，有什麼意義？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另一群日本人，又如何以遙念亡靈的心情，面對民族之債的追討？小說中悅子的公公尾形，就是這個民族錯誤的代罪人，歷史醜聞的注釋者。然而，未亡人究竟「痛」在哪裡？是核彈轟炸下的景目瘡痍？還是戰死英靈墓前的悲歌？都不是，未亡者之痛，在於記憶的不可回憶，舊事的不堪重提，祖國味道的不再芬芳，民族容貌的不再清白。石黑一雄透過悅子之口說道：「我知道記憶是不可靠的，人們總是被回憶中的事物所困惑而迷失在現在。」

但是細心的讀者會發覺，石黑一雄描寫戰後的長崎生活，卻對原子彈落在長崎的歷史事件隻字不提；正如在《長日將盡》中，主人公史蒂文森駕車出遊（一九五六年七月）前一個月的歷史大事：英國從蘇伊士運河全部撤軍，結束大英帝國在非洲的殖民統治，埃及總統納瑟宣布將運河收歸國有，石黑一雄對這些象徵帝國崩落的重要標誌也是刻意模糊。這究竟是石黑一雄試圖運用「此地無聲勝有聲」的手法，讓讀者對歷史的真相自行判斷？還是根本上意味著石黑一雄對日本歷史悲情的突圍，對大和民族精神撫慰的付出既不徹底、也不情願？他不提歷史真相，唯獨鍾情於歷史質感的撫觸，這究竟是刻意掩飾不願對人揭衣袒露傷疤，還是陷入帝國憂鬱而無可自拔，在黃昏的蒼茫中留戀落日的餘溫？此點頗值玩味。

民族的集體自欺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浮世畫家》，主角大野就是這種「帝國憂鬱症患者」的典型人物。大野既是一個退休畫家，也是個夜店老闆，二戰期間是個軍國主義的捍衛者。日本侵略戰爭使大野失去了妻子，也失去了兒子，倖存下來的大野卻什麼也沒有留給自己，只能面對年輕一代對長輩們禍國殃民的責難。如今的大野像嵌在回憶夾層中，但更像漂浮在價值混沌的濁流中，他靠記憶來存活，但回憶中的一切又使自己不堪面對自我；他既不能堂堂皇皇地求死，也無法茍且偷生地活著。即使悔恨和自責，也無法喚回帝國激情下的無辜生靈。

浮世畫家

如何診視和治療這種「帝國憂鬱症」及為大和民族尋找精神病灶的根源，成了石黑一雄此後寫作的主要懸念，並成為一九八九年《長日將盡》的敘事主題。《長日將盡》描寫一位盡忠職守、在達靈頓山莊服務達三十年的英國老管家史蒂文森，在一次獲准休假的長途旅行中，回憶自己畢生恪守的人生準則如同一個自欺欺人的過氣哲學，於是逐漸體悟到自己年近七旬的一生，竟是一場失敗潦倒的浮光幻影。小說的場景和劇情坐落在英格蘭優美恬靜的鄉間，人物性格雖然取自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英國主僕文化，實際上整個小說卻是日本文化、日本封建傳統、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轉喻書寫」，是對日本歷史悲劇的一種「移景觀察」。石黑一雄將一個典型的「他者」形象和奴化人物賦予在保守的英國男管家身上，實際上這個管家的職業道德卻正是日本「天皇意識」的反射，他一生無私又愚蠢地堅守崗位，一如日本武士對「殉道精神」至死不悔的獻身。

史蒂文森一生以結交官宦的自抬身價、唯命是從的奴僕忠貞、以及紳士風度的情欲克制來維繫尊嚴和理念，這與一向以「死道唯美」為生命最高籲求的日本哲理完全吻合。傳統上，「英國白人男性」是統治者的優越象徵，石黑一雄卻刻意把他塑造為徹底奴化的被殖民者，這種安排，早已預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由主轉奴」的歷史宿命。史蒂文森雖是男性管家，但他的含蓄、內斂、機靈，還有那種「躲到牆角暗自怨歎」和「藏在內室偷讀浪漫小說」的習性舉動，卻是日本傳統婦女幽玄妖豔、多愁善感的性格投影。然而，傳統日本婦女又是男性主導社會中沒有獨立人格和自主思想的「他者」，女性為了「貞節」而殉夫，一如男性為了「尊皇」而赴死，兩種性別意識共同構築了日本民族的「天道思想」，以及一種驅使人們「絕命悟道」的美學歸宿。石黑一雄旨在表明：二戰期間的日本人，無不受到天皇意識的遮蔽和愚弄，它造成了日本民族的集體自欺，殉道精神的集體出軌，乃至最終走向民族的自毀和敗落。

作為一種精神病灶、民族的集體自欺及帝國的集體自戀在《我輩孤雛》（2000）這部小說中表現得更為清晰。故事描寫一位二十世紀初期出生於中國上海的英國人克里斯多夫．班克斯，他的父母在他九歲時神祕失蹤，從此下落不明。年幼的班克斯被送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成為一位著名的偵探，直到年近四十之齡，為了解開長年困擾他的「失親之謎」，班克斯重回年少時代的上海。

然而尋親之旅實際上是一場民族認同的追索，身分碎化的縫補。石黑一雄依然以大英帝國來替代太陽帝國，在認同的追索中，依然不忘對民族痼疾的審視。主角班克斯始終相信父母依然健在，一如太陽帝國依然神聖莊嚴，卻不知父親是一個向中國傾銷鴉片的殖民毒販，母親則早已改嫁軍閥做小妾，在班克斯最後尋獲失散的母親時，母親早已成為一個神經錯亂的垂死老婦。班克斯重返上海，是為了療治自己的孩提創傷（childhood trauma），但班克斯卻要說服自己是懷著偉大的理想、為了挽救垂死的中國文明而遠渡中國。班克斯的自欺之論，他那自以為是的意志與想像，正是帝國教化主義和帝國公民自大意識的暴露。實際上，帝國狂妄正是帝國自戀的表現，而這種民族自戀情結根本不堪一擊。班克斯不僅沒有能力救治中國，連尋親之舉也以「二度失親」收尾。帝國的自戀與自欺，是石黑一雄通過作品委婉傳達的批判意識。

生存問號的逃離與放逐

似乎，早在一九九五年的《無法安慰》（The Unconsoled）一書中，石黑一雄已提早預示對「民族療治」此文學使命的黯然放棄。如果史蒂文森和班克斯是石黑一雄自己面對日本民族悲劇的隱喻人物，那麼《無法安慰》中的鋼琴大師賴德（Mr. Ryder）就是石黑一雄「潛意識自我」的深度自剖：如何說服自己就是一個民族疾病的文學治療師？石黑一雄改採超現實主義的手法，將《無法安慰》寫成一部「試圖治療他人的人往往最需要被治療」的寓言故事，將個人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寫成了一部心理醫師和精神患者間不知如何區分醫病關係的迷亂情境。

無法安慰

鋼琴師賴德是名聞歐洲的音樂偶像，他應邀到某城市進行演出，抵達之後竟發覺自己患了健忘症，彷彿來到一個夢幻之國、前世之都。城市中的居民像是賴德的童年舊識，他對他們的身世背景瞭若指掌，但他實際上根本不認識他們。居民們希望賴德以偉大的音樂來淨化人心、拯救道德墮落的城市，但是當他參加一場歡迎宴會時，竟發覺自己穿著吊帶童裝，衣衫不整、體態蹣跚，賴德深感失望與羞愧。當居民向他請益科學與人生真理時，賴德的回答不僅胡言亂語，甚至不知所云。懷抱真理的藝術大師竟然是個遺忘自我的迷途者，尋求良心拯救的市民，統統成了「無法安慰」的人。石黑一雄藉此表明個人存在的意義不能不借助於民族集體記憶的塑造和充填，但是當民族形象只能倚賴零碎的記憶拼湊出殘缺的形體時，個人生存的意義頓時變成一個巨大的問號。賴德的健忘症，正是對這種問號的逃離和放逐！

物哀主義的變種

石黑一雄的文學作品，始終滲透著自己未曾明說的日本「物哀主義」傳統。「物哀」來自於日本中世紀作品《源氏物語》以來的美學傳統，這是一種以「以生為悲、以死為美」的美學思想，強調哲人君子要有「求死聞道、殉身明教」的絕美意志。這種傳統在日本現代作家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身上獲得繼承和發揚。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川端康成的《古都》、芥川龍之介的《河童》，都是物哀美學的經典之作。然而，物哀主義既然打破生死之界，以無常為美，以寂天為樂，那麼一種淨化蠻夷、救俗入聖、替天行道的思想，自然就是滋生軍國侵略主義的形上理念和道德依據。石黑一雄似乎未曾察覺，從物哀、天道、尊皇，到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與征服，正是日本美學傳統的變體和實踐，正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借魂與再現。再漫長的白日也有薄近西山的時刻，再偉大而崇高的民族，也有失足千古的遺憾，自命救贖眾生者往往正是需要眾生救贖的人，就像那最後坐在海灘長椅上的史蒂文森，面對一個漫步而過的陌生人，淚流滿面……

◆宋國誠，任職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專注於研究、教學和寫作，後殖民文學是專長也是最愛。深覺跟著作家去流浪是寫作的唯一樂趣，也認為所謂的「作家」，像是一抹隔世幽靈，扮演今生的死鬼和來世的讀者對話。著作有《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及《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