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副刊 《當代名家群像26》 後殖民抵抗的文化戰士 ─恩古吉．瓦．提安哥

 

《當代名家群像26》

後殖民抵抗的文化戰士

─恩古吉．瓦．提安哥 

 

Ngugi Wa Thiong’o

文：宋國誠

http://old.ltn.com.tw/2005/new/jul/28/life/article-3.htm

 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 1938年1月5日出生於東非肯亞，1964年曾赴英國里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深造，思想上轉向馬克思主義，並受到後殖民革命兼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的影響。在所有非洲作家中，提安哥以最富民族獨立意識和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而聞名，他是當代非洲後殖民文學最激進的代表，多年前提出「反對英語」的口號以及堅持母語寫作的優先性，使他獲得非洲民族文學守靈者的美譽。

從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提安哥有《界河》(The River Between, 1965)和《一粒麥子》(A Grain of Wheat, 1975)、《血的花瓣》(Petals of Blood, 1977)等小說問世，在此期間，用基庫裕(Gikuyu)母語寫成的劇本《我想結婚時就結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還因得得罪了新獨立的政權而被補入獄。這些創作於肯亞獨立前後的作品，多半描寫殖民時期西方基督教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衝突，以及這種衝突對殖民地人民內心的傷害，「界河」一名即是比喻民族文化與信仰的分裂。《一粒麥子》則是描寫獨立戰爭期間背叛戰友的故事，剖析了在殖民恐懼下人性的脆弱和徬徨。《血的花瓣》描寫獨立勝利後本土政權的腐敗，書名本身是個雙重隱喻，意指民族獨立像是由人民鮮血結成的花蕊，也意指獨立的花蕊遭到資本主義吸血鬼的染指而淌血。故事中一場謀殺官員的懸案，近似暗中鼓舞人民進行「第二次革命」。三部小說隱然構成「肯亞獨立三部曲」，但卻因此使提安哥腑背受敵，迫使他走向流亡異國之路。

流亡後的提安哥轉變為文化批評家，他踐行一種「以書寫作為文化抵抗」的模式，並以「政治作家」自居。其中《政治中的作家》(1981)、《心靈解殖：非洲文學語言中的政治》(1986)、《書寫對抗新殖民主義》(1986)、《筆尖，槍口下的威脅與夢想：後殖民非洲的文學與權力表現》(1998)最知名。經由這些作品，使提安哥成為「後殖民文化抵抗」─以筆桿代替茅槍─的文化戰士。儘管一向堅持「母語優先」的立場，流亡中的提安哥卻不餘遺力運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嚴厲抨擊母國政權的專制與腐化。提安哥宣稱，心靈的解殖要比土地的收回更為重要，沒有文化覺醒的政治獨立，只是趕走白人宗主後換來黑色的暴君。

提安哥一向堅持語言是民族文化「矛與盾」的關係，殖民者首先以「消滅母語」來實現統治，反殖鬥爭也必須經由「復興母語」來抵抗，母語寫成的Caitaani Mutharraba-ini, (英譯為《十字架上的惡魔》[Devil on the Cross, 1980]、Matigarima ma Njiruungi, (英譯為《馬提加里》[Matigari, 1989])就是此一理念的體現。但實際上，語言作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提安哥主要是以英語或「變體非洲英語」進行寫作而獲得成功的，這種「移花接木」的書寫，是後殖民文學廣為採用並成效卓越的手法，但這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將本民族文化傳統「寫入」外來語系進而產生文化疆域「位移」(displacement)的策略，這也說明運用一種夾雜著外語和母語的「混雜語言」，才是具有顛覆中心作用的文化抵抗策略。台灣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世」以及198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都運用和體現了這種「語言/解殖」的策略。

語言，在後殖民語境中，是一種根源與放逐的混同和拉鋸，更是一種離枝和歸根的融合與矛盾。但處於流亡與思鄉中的提安哥始終是個「非洲作家」，從未鬆懈為自己的膚色和民族母語而奮鬥。

                                      Date : 0723/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