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與後殖民焦慮

 

本土化與後殖民焦慮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雜誌 (2003/10)

台灣正名運動、中華民國不存在論、國考試題「閩南化」、反大陸妹偷渡溺死賠償案、高中歷史教科書改編、經國先生歷史評價爭議，這一連串事件是1990年代以來台灣本土化運動一次最高潮的表演。在激情與對峙、喧鬧與聲討之中，我們應該問問，我們究竟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本土」？我們究竟如何本土化？ 

本土化的變形與歧誤

    基本上，本土化來源於「中國」對台灣之政治壓抑和地理吞併的反抗。中國壓抑的典型論述就是「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論述既斷言台灣是一個「非存在」，至多只承認台灣是一種「附屬性存在」。確實，中國在任何時機和場所都不忘記壓抑台灣的民族成就，把台灣視為無力的、無地位的、消失中的地域空間。因此，從初始的意義來說，本土化源自於擺脫中國霸權的壓制，重建一個具有自主性之「法格」地位的台灣實體。在「後蔣經國時代」本土化意識開始成形，台灣開始界定「台、澎、金、馬」為治權管轄地，放棄對大陸的主權要求，提出「台灣實體論」，並以中國治權不及台灣而與大陸隔海對立。在初期階段，本土化的內涵是「鄉土化」和「地區化」。

但是，以「本土化」一詞來描述台灣對中國霸權的抵制並不恰當，因為本土化一詞本是用來形容「外來者」移入後對「移入地」的認同與同化，性質上應是入境隨俗、以強就弱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東漢光武帝有「徙戎」之舉，原為中國外患的匈奴進入內地且本土化而融入華夏民族；元(蒙)統治中國後「中原化」為漢族一員，清(旗)入主中國後亦「漢化」為中國本族，換言之，本土化是指「外來者的內地化」。因此，若以本土化來形容當年蔣經國先生的「吹台青」運動尚屬恰當，這是一個移入政權試圖在台灣本地生根成長的政治運動，但若用之指涉台灣今日本土化運動，則根本是文不對題，因為就本土化的本義而言，今日以「閩南」為主體社群應該是認同於「原住民」，也就是四百年來移入閩南人向原住民同化，這顯然與本土化運動人士的本意不相吻合。

經過一次悄然無聲的自我正名，「去中國化」取代了本土化。本土化人士驟然發覺，經典的本土化居然是切斷「閩南主體」的原鄉屬性而認同於台灣的原民屬性，這既不是事先所預料的，亦絕非本土化的行動目標，因為，閩南人怎麼可能歸化於原住民？於是，原先以「主體」自居的本土意識，乃蛻變為一種以「客體」自居的「解中國殖民化」運動。去中國化意味著解除一切「中國因素」和「中國影響」，它的核心意義是「去殖民化」，在實踐上則是在抵抗中國這一主體時要把台灣從依附客體的地位提升至獨立主體的地位。原來，今日所說的本土化就是要脫離中國，獨立台灣。

本土化雖出自於對中國霸權的抵制，但面對強勢的中國和世局的孤立性，本土化客觀上有如「拳打棉球」一般缺乏施力的目標，也就是本土化絲毫無損中國霸權一根汗毛。另一方面，政治上去中國化與文化上去中國化畢竟分屬不同範疇。由於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既是一種政治對抗與文化依賴交織融合的狀態，又是政治敵對與經濟合作矛盾並存的狀態，那就是台灣與它的殖民主宰者共享著同一語言和文化源流的困境，台灣新國家和中國古文化存在著致命的重疊，這就註定「去中國化」是愛恨交織(ambivalent)、難分難捨的。然而，這種台灣與大陸共享的困境和重疊的張力，這種「去中國」之不可切割性，並沒有使台灣新知識份子尋求在更高層次上謀求超越性解惑，也沒有促使台灣精英在「非政治層次」上尋求對台灣土地高尚的收復，正好相反，在台灣主體性的焦慮不得伸張或渲洩之下，「去中國化」經歷了第三次蛻變，那就是在無力對抗外部霸權之下轉向從內部建立「族群霸權」，從不能「安外」而轉向「攘內」；它從建立次級霸權的帝國主義享樂中尋找主體焦慮的出口，將一種民族自決的高尚思想退化為黨派爭權的籌碼，乃至變成製造民鬥以利黨權的粗魯騙術。於是，國民黨被視為中國霸權的代理者，外省人成為「中國人」的代罪品，語言被訂上政治愛恨的標簽，血統被冠上忠奸二分的代號；去中國化變成「去台灣的中國化」，本土化變成「閩南化」，去中國化順便也變成「去客家」、「去原住民」、乃至「去混血」、「去經國」、「去大陸新娘(實際上是台灣媳婦)」等等。最後，本土化終於走向了一種「非我則去」的河洛霸權，一種人類新世紀中恰似孤魂轉世的地方沙文主義。這種由愛鄉愛土的素樸情感滑落至一種排異納同的族裔中心主義，像極了沙特筆下的「反閃族主義」，它旨在構築典型的「摩尼主義」(Manicheism)世界，塑造一個簡單的邏輯：變成河洛人，否則消失！ 

　　本土意識＝後殖民焦慮 

本土意識演變之今，可以稱之為「後殖民焦慮」，這是一種對殖民宗主「欲捨難割」的曖昧情結，更是一種從殖民主體的模仿(mimicry)中構建一個鏡象自我的分裂意識，它從一個主人的宰制那裏學習做一個宰制的主人，從典範化的帝國霸權那裏，仿製了霸權化的典範。在這種「學做主人」的過程中，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和語言霸權(linguistic hegemony)是不可或缺的環節，正如日前剛去世的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通過對愛爾蘭詩人葉慈(W.B. Yeats)作品的解讀，批判第三世界基本教義式的民族主義時指出的，後殖民文化抵抗的首要任務就是重申主權和重新正名，並將認同定居於對土地的眷念之上，在此情境下，一種「收復失土」的意念將催促著對母語神化般的崇拜，通過「母語獨尊」，族群的聖化本質被提煉出來，並且逼迫他人對這種純粹本質進行恭維和膜拜。台灣正名運動一句口號：「母親．台灣」，正是這種純質膜拜的公開展示，任何對這種母性純質的疑惑，都將被視為這塊土地的「孽子」，並且永遠被逐出這一神聖的身份家園之外。國家考試出現可能連閩南人都無力作答的「閩南俚語」，乃至高中歷史修訂教本將明朝以的後中國歷史歸入世界歷史的作法─將明後中國丟給世界就意味著明後台灣從此脫離中國─正是這種「河洛語言霸權」的典型症狀。毫無疑問，這是「去中國化」運動的一次大躍進，它試圖在切斷文化臍帶上從1949年上溯在明朝中葉，以塑造「明後台灣」的歷史主體性。這項歷史改寫事件旨在告訴後人，儘管台灣至今尚位獨立建國，但早在明朝中後期，台灣和大陸在文化歷史上早已臍斷胎離、血肉分流。

本土化因此走向了分史、斷根、割帶、自體繁殖的詭譎道路上，從政治解殖走向文化「解母體」，台灣成為一個沒有歷史傳承、沒有文化根源、沒有民族歸屬、從土石坑蹦出來的「石頭兒」。似乎只有將中國的一切瓜葛斬除殆盡，只有從根源上和中國劃清界線，才能浮出一個台灣意象！似乎為了彰顯台灣的主體性只能證明台灣的無根性，似乎為了擺脫中國殖民只能是台灣自我異化，為了自立門戶只好廢親作孤兒，最後，台獨走上了「台孤」的道路，成為文化白色恐怖。

上述這種本土化的變形與墮落，使我們猛然驚問，於這就是我們所要的本土嗎？當一種本土意識一再叫囂去這個、去那個，剩下的那一點點本土又是那一種本土？我們也不免要問，什麼是我們的「認同主體」？一個純種的「閩南台灣」？一個新的「方言祖國」？一種「優越血統」？還是僅僅是台灣受殖意識焦慮下的一種神精痙癵？ 

後殖民想像的墮落 

通過文化想像和歷史書寫以尋回民族共同記憶，固然是全球後殖民時代以及台灣主體重建必要的過程，但歷史書寫絕不等於篡改歷史，文化想像也絕不等於「意識蒸餾」，試圖從中稀釋出純淨無瑕的我族本質，一如今日台灣本土化所標舉的「河洛性」。正如後殖民理論家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對形成於1920年代紐約「哈林文藝復興」、「加維」、「尼爾加拉」黑人運動揭櫫的「黑性」(négritude)所批評的那樣，「黑性」是一種以「我族最優」為認同歸屬的沙文主義，一種鋒頭式的文化造作，一種對非洲殘古文化速食式的更新；法農曾經警告，由桑戈爾(L. S. Senghor)和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等非洲知識分子所倡導的，一種對非洲過去的迴想與崇拜，作為一種鴉片以解除當前非洲人民的苦難的思想，不僅是自戀的，也是有害的。

    本土意識，由於總是激情而感性的，總是藉由原始舒發管道來表達，所以具有很高的凝聚力和動員力，因為感性的慰藉、母言的追封、記憶的療傷等等，不僅是族群動員的重要手段，更是本土政治精英最廉價的權力資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及利亞黑人作家索因卡(Wole Soyinka)就曾指出歷史上本土意識與民族資產階級齷齰的勾聯性。他一再暗示，本土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專業精英，事實上總是以新的階級基礎，全然是剝削性的方式來取代舊有的威權勢力；他指出，狂熱的禮讚或極度厭惡一個特定種族，都是令人作嘔的。後殖民女性主義批評家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也警告，第三世界婦女一再以「第三世界」屬性自居，依賴被壓迫性和悲情性作為主體確認的動員力量，實際上正是一種「自體殖民」，一種臣屬性(subalternality)的自我沉溺。

從愛鄉愛土一路滑向河洛霸權，本土化已被固化為民粹自戀主義。然而，文化想像的貧瘠化，歷史多元包容能力的宰化，都與一個民族共同體之想像的建構相矛盾。雖然，歷史主體的重建、土地認同的收復，在一開始都必須依賴於想像，既然必須通過想像，就不避免將重返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中，這既是「本土」的意識根基，也是本土化實踐層次上一種行動的追索。然而，一種對古典文化歷史和記憶傳承進行人為切割、刻意斬斷的作法，基本上與「本土化」是背道而馳的。因為，民族想像的枯竭和歷史根苗的拔除，不是本土化的復原或重建，恰好相反，是民族的自辱，是民族的羞殘，它成就的不是本土的母體，它可能是一種浪漫的自我迷失，但更可能是粗暴的自我踐蹋。(3700字) 

作者：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著有「馬克思的人文主義」，編有「21世紀中國」(2卷)，著有「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