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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國已經崩落
─史蒂芬．茨威格的「世紀哀歌」
我最感興趣的是瞭解別人，而不是審判別人
史蒂芬．茨威格
在世界文壇中，一個流亡作家死於異國，卻由異國政府為他舉行國殤，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是第一個。茨威格是20世紀享有最多讀者、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一個慘遭納粹迫害的「德語─猶太」作家，他一生沒有得過任何文學獎項，卻被視為「歷史上最好的傳記作家」，俄國大文豪高爾基（Maksim Gorkiy, 1868-1936）稱茨威格是「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負傷飛行的野鴿
茨威格1881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中學畢業後在維也納和柏林攻讀哲學和文學。1903年獲博士學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瑞士，他的第一部反戰戲劇《耶利米》也在瑞士首演。1933年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後，茨威格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湯瑪斯．曼(Thomas Mann, 1875- 1955)等人的作品被納粹黨人焚燒殆盡。
為了反對奧地利與納粹德國合併，茨威格毅然放棄自己的奧地利國籍。1933年10月，已經譽滿歐洲的茨威格被迫遷往倫敦，成為「亡命敵國的異鄉人」。1942年茨威格與第二任妻子綠蒂移居巴西，住在里約熱內盧北部山區的小木屋。1942年2月，日本宣佈參戰，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茨威格眼見和平已經絕望，決定「以自己的身軀反對戰爭，以自己的生命維護和平」，在來不及看到二次大戰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最後勝利，於
茨威格就像是一隻展著受傷的羽翼而長途飛行的野鴿，帶著和平與人道的信箋，在始終尋覓不到落腳之地而墜落，但即使他對個人前途感到絕望至極時，還是掛念著人類的未來。茨威格一生只活60歲，他在來不及寫完的長篇遺稿《青雲無路》(又譯為《醉心於變形》、《富貴夢》)中說道：
人和動物相比，唯一的優越之處在他什麼時候想死就可以去死，不只
是到了非死不可的時候才死。這也是人的一生偷不去的、搶不走的、
一直可以享用的、唯一的一點點自由吧，這就是毀滅生命的自由[1]。
史蒂芬．茨威格
茨威格出身於藝術氣氛濃郁、生活溫文如雅的維也納，這個「世界藝術之都」，歷經了神聖羅馬帝國和奧匈帝國兩大王朝，不僅提供了茨威格青年時期文學啟蒙的肥沃養份，而且還造就他對文學藝術終生不渝和宗教式的痴迷志趣。茨威格終生維持一種「維也納情調」，一種厭惡政治軍事、崇尚精神享受、唯藝術至上的文化風格，一種既喜愛模仿貴族身段但也不吝於對貧窮弱小付出憐憫的行事態度。19世紀末期的歐洲是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但唯有對藝術的愛好可以打破階級的藩籬，窮人對藝術的鑑賞能力並不亞於富人。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中寫道：「在歐洲再也沒有一座城市像維也納這樣狂熱地追求文化生活。……這座音樂之城最突出的天才莫過於把各種各具差異的文化和諧地融為一爐，形成新的獨特的奧地利文化、維也納文化。……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都變成了一個超民族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和世界公民」[2]。顯然，在茨威格青年時期，絲毫沒有感受到種族差異或階級對立的矛盾，茨威格不僅沒有猶太認同問題的困惑，沒有階級恩怨和貧富衝突，也沒有動盪或不安的外部憂慮，他把自己看成一個醉心於統一的歐洲文化中的榮譽成員，一個普世平等的世界公民。但是茨威格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美好世界，他一生夢縈魂繞的精神家園，「不過是建立在夢幻中的一座空中樓閣」，「維也納這座有著兩千年歷史的繁盛之都，在它變成德國的一座省城前，我不得不像一名罪犯一樣離開它」[3]。二次大戰和納粹殘暴的猶太滅族罪行，使他從一個維也納精神貴族淪為亡命作家，最終被逼向精神崩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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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出生於維也納的家 |
一顆心就是一個時代
茨威格是20世紀「創傷文學」(traumatic literary)最傑出的代表。對一個目睹兩次世界大戰和史上最殘酷的反猶、屠猶事件，歷經晚年的流亡和與故鄉終生訣別的敏感作家來說，面對人性的困惑與精神荒原化的年代，茨威格自然擁有取之不盡的寫作題材。但是，當世界的變化和道德的淪落遠遠超出作家的感知範圍，當人們的遭遇和未來的期待遠遠背離人類文明的軌道，當理性的良知也已陷落在仇恨的深淵時，作家的寫作就有如隻手提舉千鈞萬頂的不堪沉重，而其作品則像是風中閃爍的火燭，氣若游絲的呻吟，作家的精神世界則像天國崩落前的恐慌，地獄來臨時的無助。
茨威格一生的作品，始終以「戰爭創傷」和「人性裂解」為主題，圍繞在戰爭的迫害給人們留在心中的精神創痛，以及在這個無助且無望的世界中，以全部生命為一絲微弱僅存的理想而力搏至死的卑微人物。實際上，那些佈滿在茨威格全身、期待歐洲走向大團結的理想主義細胞，正被當時有如瘟疫般的納粹病毒一一吞噬，一顆溫良憨厚的詩人之心，正慘遭當時野心勃勃的侵略陰謀層層撕裂。而從現代文學史來看，人們很難從怡情雅性的觀點，將茨威格簡單的歸之於現代主義、象徵主義或寫實主義等等流派，因為他的作品既是肉體孤絕和精神流亡的自傳書寫，也是整整一個世代妻離子別、生死一瞬、無處逢生的真實記錄。一顆心，就是一個時代，茨威格的個人生活就是一部時代悲劇史詩的展開，而時代的每一場悲劇，沒有一時一日不是構成了茨威格個人生活的全部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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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與第一任妻子弗德瑞克．瑪麗亞．溫特尼茲 (Friderike Maria von Winternitz, 1888-1971) |
若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界，茨威格前期的作品以詩、戲劇、翻譯和名人傳記為主，後期則以小說和自傳為主。1901年，當茨威格還只是個大學生，就以發表50篇短詩輯成的《銀弦集》(Silberne Saiten [Silver Strings])而受到矚目。儘管茨威格謙遜地指出，詩本身並不是出自自己的親身體驗，只是「一些不確定的預感和無意識的模仿，只是一種語言上的激情」，但他的處女詩集卻獲得當時已經成名的詩人里爾克(Rainer M. Rilke)等人的贊賞。當時《法德雜誌》刊出高度肯定茨威格的評論，認為這部詩集具有一般處女作少有的「沉靜莊嚴之美」，「超然物外的意境」，具有「優美的音韻和豐富的形象」[4]，1906年茨威格第二部詩集《早年的花環》獲得當時堅持高藝術水平的「島嶼」出版社的青睞而出版，從此奠立了茨威格在歐洲文壇啼聲初試、一鳴驚人的地位。
從第一部戲劇《泰爾西特斯》(Tersites
[Tersites])，就已顯露出茨威格對一種處於歷史命運下無力回天之卑微人物的憐憫和關注。這部被茨威格視為「一生中寫得最優美的作品」，取材於荷馬史詩，但作了符合茨威格情感模式的改編。泰爾西斯特是特洛伊戰爭中希臘聯軍裏的一個小丑人物，雖然地位卑微，卻能言好辯，敢於在不可抵抗的命運之前為自己的理念辯護，直到被希臘聯軍的大將阿喀琉斯一拳打死為止。茨威格從不去關心歷史中的天才或英雄人物，反而將情感的熱力投注在小人物的悲劇生命之上。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一書中，同樣表達了茨威格對歷史偶然因素和突發事件的關注，一種無規律性的歷史觀。茨威格對遭受命運擺佈而不得自由的人充滿了寬容和理解，只有同情，沒有審判。茨威格劇中的人物，都是歷經苦難、承受痛苦的人，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或某種偉大目標而使別人痛苦的人。在他眼中，偉大的人往往是給眾人帶來痛苦的人，反而是身邊的小人物，歷史中的可憐蟲，才是給人們帶來溫馨和感觸的人。茨威格說道：
這部作品體現了我創作思想的一個個性特徵：從來不為所謂的英雄歌
功頌德，而只著眼於失敗者的悲劇。在我的中篇小說中，主人公從來
都是屈服於強者的弱小者，我傳記中所寫的人物，不是在現實生活中
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而是精神高尚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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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群星閃耀時》(德文版) |
寫於一戰期間的《耶利米》(Jeremy
[Jeremiah, 1917])，是一部反戰劇本，它在茨威格一生的創作生涯中具有絕對的重要性，通過這一劇本，茨威格「表達了對那個時代最強烈的抗拒情緒」，確立自己的歷史觀點和人生哲理，確立他從此以後不曾改變的和平主義的創作立場。劇本取材於《舊約》中一位猶太先知的故事。猶太預言家耶利米預言埃及將被巴比倫王國所滅，猶太國也將在隨之亡國。耶利米主張向巴比倫求和，反對與巴比倫對抗，甚至反對那些密謀反對巴比倫的本族同胞。然而猶太好戰派在逃往埃及時，為了讓耶利米證實自己的預言，脅迫耶利米一起亡命埃及，但耶利米還是繼續譴責流亡埃及的猶太人，最後遭到猶太人以亂石打死。耶利米在當時被視為猶太叛徒和投降主義者，但耶利米的預言卻在他死後一一印驗。茨威格塑造耶利米這一失敗者的原型人物，旨在批判一戰期間歐洲好戰的英雄主義思想，以及那些狂熱的種族主義者。事後證明，歐洲這些狂熱英雄在戰敗後個個成為無家可歸的喪家之犬，但耶利米卻因為能夠預知失敗而勇敢承受失敗，從而在失敗中反思和超越。茨威格諷刺一些以不敢承認失敗來浮誇自己的勇敢，驅使他人犧牲送命以換取自己英雄主義快感的人，才是真正的失敗者，而能夠承認失敗並忍受失敗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自我分裂的創作
在文學創作上，茨威格基本上繼承了從亨利．菲爾丁(Henry Fiekding, 1707-1754)以來的文學傳統，這種傳統強調尊重自然的本性，致力於揭發醜惡和虛偽，重視對「人物性格」的刻畫，反映人的自然本性。然而，茨威格又受到當時處於非主流地位的佛洛伊德「深層心理學」的影響，這種觀點強調從人的內心世界，包括欲望、性本能、創傷、壓抑、替代、轉移、模仿等等心理現象，來反映外部現實。佛洛伊德在1928年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弒父》一文中，指出了「作家自我分裂」的創作模式，也就是作家不只是一個自我，他往往將自己分裂為好幾個筆下的「人物自我」或「角色自我」。在佛洛伊德看來，人物自我的多面性與分裂性，實際上是作家「分裂性自我」的表現，因此，作家從來就不是以一個「單一自我」來寫作，而是依據分裂的自我和複雜的精神感受，來表達自我和社會世界之間的互動關係。佛洛伊德認為，「憎父意識」在杜斯妥也夫斯基心中所產生的負罪感、內咎感，是這位世界文豪文學創作深沉動力之所在[6]。然而，保守的古典主義小說傳統和佛洛伊德的革命性觀點，竟能巧妙地結合在茨威格的創作中，那就是，茨威格既運用了佛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來發掘古典主義所鍾情的人物刻畫和自然本性，也堅持從古典主義立場賦予精神分析文學在美醜善惡中堅持道德的批判性。
1904年的《艾利卡．埃瓦德之戀》是茨威格第一部小說集，雖然是一部通俗性、沒有完美結局的愛情故事，但卻表現出茨威格對人處於特殊情感際遇下內心深處之心理變化傑出的描寫能力，特別是對少女艾利卡從孤獨、初戀、沉醉、空想到愛情破滅而回歸現實的描寫，表現出茨威格作為一個「心靈畫家」特有的天賦。茨威格留給世人且值得珍惜的，除了一系列的傳記文學之外，應是他依據人生三階段(青年懵懂、中年抑鬱、老年虛無)而撰寫的「鏈條小說」，以及二戰之後流亡期間的回憶錄和中長篇小說。「鍊條小說」第一系列是1911年的《最初的經歷》，內含《家庭女教師》、《夜色朦朧》、《夏天的故事》，《灼人的秘密》等短篇；第二系列是1922年的《熱帶癲狂症患者》(另譯《馬來狂人》)，內含《熱帶癲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芳心迷離》等短篇；第三系列是1927年的《感覺的混亂》(Amok)，內含《情感的迷惘》、《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小時》、《一顆心的淪亡》等短篇。
由於受到佛洛依德的影響，茨威格的鍊條小說都是以探討人的內心世界為主題，以人的情感世界的幽邃糾結、情欲之海的波濤起浮、道德徬徨下的迷失和怯弱為形象意識。在他筆下，欲望與激情，一種企圖擺脫社會枷鎖和道德的壓抑而尋求主體自由的解放，一直是茨威格筆下對人性觀照的聚焦點。然而，茨威格對於他筆下的人物，總是採取「男性/罪的救贖」和「女性/愛的昇華」這種寬厚的模式。負情和背叛的男性，總逃不開良心的追討，悲慘和絕望的女性，總是以最徹底的犧牲來反照人性的光輝。再怎麼罪惡的人也有贖罪的機會，再怎麼墮落的人也會在最後時刻發出道德醒悟的微光。在某種意義下，「善無可善終」的思想是茨威格對那個「由樂轉悲」的歐洲社會的深沉透視，這導致了茨威格筆下至善至良的人物，無不充滿著執善的孤獨、壓抑的激情、痛苦的絕望，他們在黑暗的社會中找不到出路，他們喚不醒身邊執迷不誤的人，躲不開少數狂人主宰歷史的乖離命運，因為，個人高尚的品德永遠挽救不了這個重病不起的社會，只能在自求超越的形上理念中無盡的流亡。
《夏天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小說，一部沒有真正情侶的愛情心理小說，小說很可能是茨威格在讀過法國作家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一篇《L’amour coute cher aux viellards》(老人戀愛代價高)之後獲得的靈感，並以說故事者和聽故事者對話，再由聽故事者為說故事者進行心理分析的方式來寫作。主述者來到義大利一處寧靜而荒僻的避暑旅館，遇見一位二度來此且看來很有教養的上流紳士，這位「整天凝神注視著香煙的煙霧在空中漸漸消逝」的老年人，向主述者透露了去年此地的一樁離奇故事。去年，一位少女和她的家人也在這美麗的義大利湖畔渡假，她因渴望愛情而顯露出心神蕩漾的神態，被這位上流社會的中年男子所識破，中年男子心發突念，想為這位少女製造一位秘密情人，這位情場老手於是假冒年輕男子向少女發出一封接一封的浪漫情書，使少女陷入愛慕者究竟身在何方的迷網中。中年男子以為這場「虛擬愛情」玩得很成功，自以為躲在暗處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這場危險的遊戲，沒想到卻被這位少女所吸引，自己反而陷入「虛不可得」的困境中。當遊戲越玩越真，少女的疑惑和痛苦就越陷越深，中年男子內心的愧咎與恐懼也日漸沉重，一次遇見少女，為了躲開少女眼神中的悲淒和哀怨，他逃離了旅館，等到天黑之後才回到旅館，但少女和家人已經人去樓空，中年男子頓時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心中急切地想抓回那場遊戲。當主述者聽完這一荒誕的故事，向中年男子表示想要把這虛擬故事寫成一部真實小說，並表示小說的主題就是「以為控制了遊戲實際上卻被遊戲所控制」時，中年男子驚慌失措，直呼「虛假的、不可能……」[7]。這位中年男子顯然寧可活在虛假的愛情幻想中，從此再也無法面對真實世界。
人們往往因為好奇或一時興起，而編織了後果無法設想、結果無法負責的生命遊戲，人們往往奢想戲弄命運，卻反而被命運緊緊地攫住。這位渴望愛情的少女，雖然被這場愛情遊戲捉弄到意亂情迷、心神失序的境地，但依然勇敢地尋找那情書中的心儀者，在情感的陷阱中表現了掙扎與執著，代表著人們對心中高尚事物的追求，儘管她所有的感覺和處境都是在中年男子的「設局」中被觀察和體會的。「躲在暗處玩弄危險的愛情遊戲」雖然是《夏天的故事》的主題，但也是在諷喻當時「藏在宮庭深處玩弄世人情感」的狡滑政客。這位「介於英國政治家和巴黎花花公子」之間的中年男子，正是那喬裝充滿活力並妄言要為人們重建美麗世界之冒險家的真實寫照。「給她製造一個神秘的情人」！這是何等浪漫的奇想，這與二戰來臨前那種「征服世界」的熱情，是何等的相似！一種個人自信與樂觀的情緒在滋生坐大之後就成了國家的自戀和狂想，正如茨威格在描述二戰來臨前那種不知山雨即來的「歐洲情緒」：
我們沒有預料到，給我們帶來歡樂的事物後面也隱藏著危機。衝擊著
歐洲的那股自豪和信心的風暴後面緊跟著烏雲。也許繁榮來得太快，
也許國家和城市強大得太急促，充滿力量的感覺總是引導著人們和國
家去使用或濫用這種力量[8]。
《熱帶癲狂症患者》(另譯《馬來狂人》描寫一個遠赴印度「履行救人義務」的醫生，有一天，一位「像似從叢林中逃出來的」白人女子突然上門要求醫生為她墮胎，這位隻身海外孤獨行醫的醫生，一時情欲滋生，藉由提供非法墮胎和握有女子秘密為要脅，要求占有這位高傲的白人女子。然而白人女子拒絕他的無理要求，轉而尋求密醫協助，不料卻因手術失敗而命在旦夕。醫生因為自己不能謹守醫德而深切自責，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救治這位白人女子，並以性命擔保嚴守女子秘密以維護她的名譽。雖然醫生為時已晚的努力並未成功，白人女子終於撤手人寰，但當女子的先生懷疑妻子不貞要求開棺驗屍時，醫生極力阻止，甚至以身墜海，和白人女子的棺木一起葬入海底。這是一篇探討「人獸之別」以及情欲和理智內心交戰的故事。醫生在「救人的義務」負有道德上職守，卻因一時情欲而脫軌失足，導致一個白人女子犧牲了生命，白人女子雖因婚外情而懷孕，也是有失婦德，但她卻寧可冒著生命危險也不願屈從於醫生的淫欲；前者是「因欲而失德」，後者卻「為愛而捨命」。在這裏，茨威格賦予「情欲」截然不同的詮釋和道德意涵。然而，「因欲失德」的醫生畢竟良知未泯，他同樣以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失德來贖罪，為了守住白人女子的失德而祭出自己的生命，在生死一線之間贖回了他的尊嚴。
小說中的「馬來熱病」是一個富有佛洛伊德式的欲望象徵。熱病，代表著在文明重壓力下人的欲望原型呈現一種臨界潰堤的狀態，白人女子「從叢林中逃出」，意味著一個野性的欲望客體的闖入，使醫生一時逸出了文明制約的軌道。但是，人性的本質終究幫助醫生從欲望中甦醒，轉而以超乎一般道德的要求來彌補自己的脫軌。茨威格就是以如此溫存的人道主義精神，不吝給予犯錯者一次機會。白人女子為了服從文明的約束而失去生命，醫生則為「欲望殺人」而投海救贖，兩人的死亡各自獲得了情欲昇華的出路。
在三個系列的鍊條小說中最有名的、令高爾基譽之「以罕見的溫存和同情來描寫女人」並讀之潸然落淚，「全篇充滿了純淨貞潔的抒情性」的，就是《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整部小說就是一封信，但它卻是一個陌生女子的絕命情書，字字閃著淚光的舊情回憶，句句是不見天日的單思苦戀。故事的情節非常簡單，描寫一個父親早逝、與寡母格不入的少女，在年僅13歲時就愛上一位住在對門的作家，情竇初開的少女在一次替作家返家開門的目光接觸中，就把一生的生命和愛情付給了這位英俊、富裕而頗具才華的作家。但是作家卻把這位ㄚ頭看成早已數不清數目的仰幕者之一，一個一夜溫存的平凡少女，一系列豔遇中的一樁。但是作家對少女來說卻是一秒就是永恆、一夜就是一生，「我的一生一直是屬於你的，而你對我的一生卻一無所知」[9]。少女以為作家的柔情密意只是屬於她的，她委身於他，並懷有他的孩子。少女對作家的癡情與渴望，一日一日地加深，她那隻從大門窺探作家進出家門的眼，就是她投向這個世界唯一的眼睛，她的心跳，像是作家口袋裏的懷錶，在黑暗中耐心的細數作家的鐘點，以聽不到的心跳陪著作家東奔西走，她突然孜孜不倦地彈起了鋼琴，只因為作家喜歡音樂，她突然變成全班第一名，只希望博得作家的重視，她買下作家所有出版的書，因為作家喜愛讀書，只要作家的名字一登在報上，這一天就成為少女的節日。少女在信中泣述：「我親吻你的手摸過的門把，我偷了一個你進門之前扔掉的雪笳煙頭，這個煙頭我視為聖物，因為你的嘴唇接觸過它」[10]。但是少女的癡情卻伴隨著少女一生無望的等待，等待被這個作家當作一個正常戀愛的女子，等待被認出、被記得、被回憶，但是少女換來的卻是思念的灼痛、疾病的侵蝕乃至賣身育子的屈辱。作家即使在少女面前說過「美好的事物是忘不了的」，但是作家從不記得，從未認出這位情癡少女，也曾未見過少女死去的孩子──女子心甘情願的愛情和作家那無憂無慮的、任意揮霍的、幾乎是無意識的繾綣柔情的結晶─乃至在多年之後，作家收到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即使長思凝想也無法在記憶中蒐尋到這位鄰家少女的影子。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寫於一戰之後的幾年，茨威格以現實化的情感隱喻，通過意識流和精神分析的敘事手法，表達了對戰爭的反思和凝想，流露出可能連茨威格自己都感到天真而枉然的人道主義思想。作家這一偶象化、萬人迷角色的塑造，反映的是當時歐洲社會意識的雙重性：在一種誘人的熱情表現之下，一種民族激情的迷眩之下，利用人們的天真善良，利用人們歷史經驗的不足，一再蠱惑計誘人們捲入歷史的災難，從中飽足私人的利欲。這個愛情的獵豔高手，不就是當時企圖征服世界之民族冒險家的縮影？那使少女一生受苦的「濃情密意」，與當時掛在政客口中的「民族尊榮感」卻趨使人們流離失所的美麗謊言，有何不同？
這個陌生女子，不是別人，正是茨威格自己的投影，是他那種極欲以自身炙熱人道情懷介入冰冷現實的形象再現。這個少女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為人道的精神對當時的歐洲社會來說是疏離的、徒勞無功的，正如作家記憶中永遠記不清楚那個模糊的影子。陌生女子一生無法衝決而出的命運網羅，正是茨威格對世局「絕望性預知」的隱喻。「認出我吧！認出我這個鄰家女孩吧！」正是茨威格對這個無望世界的深切吶喊，而這封來自陌生女子的來信，難道不是茨威格一生命運的寫照？茨威格也在告訴自己，歷來甘為某種吹噓鼓漲的謊言而淪為屍骨一堆的，只不過換來英雄狂人回頭一瞥的冷笑。正如作家的生命史中永遠沒有留下少女的印記，理想之樹從來不會為卑微的人物開花，只會凋落在決心赴死並走向死亡的血路之上。
戰爭陰影中的君子友誼
在茨威格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記錄了他對1914年第一次大戰的「第一次感覺」，那是在一次午後的公園音樂會中，突然停頓的音樂會打斷了茨威格專注的閱讀，在溫暖的午後陽光和催人入眠的美妙音樂中，傳來了一項令人冷顫的消息：奧地利王儲翡南迪在波士尼亞遭到暗殺。茨威格自述道：「在我32歲的那一年，一切都清晰可辨，有條不紊。在那個陽光炫爛的夏天，世界對我來說就像豐收的莊稼，美麗卻不空乏。……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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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德文版) |
當時就作家對戰爭的態度而言，茨威格是深感失望的，對於當時人們對戰爭的無知和缺乏準備，茨威格有著錐心之痛一般的體驗和感觸。盲目的樂觀主義，一種相信一切只會變得更好而不是變壞的想法，使多數知識分子失去了對歷史黑暗勢力的警惕，甚至妄圖利用或操弄歷史黑暗勢力作為個人晉身之階。「當時社會名流的作品中，沒有一篇有關戰爭的思考或對人們大聲疾呼的告誡」，對於知識分子的冷漠，茨威格不是一味的譴責別人，而是反省自己，「反戰的力量集結得太慢了」，「以和平的方式增進諒解和思想上的團結，我們以為這樣就夠了」，「我們相信理智會在最後時刻阻止瘋狂，但是這種盲目的相信本身也是我們唯一的錯誤。是的，我們沒有足夠的懷疑態度來判斷眼前的徵兆」，「我們建立在進步基礎上的樂觀主義，使我們錯誤地估計和忽視了我們共同的危險」[12]。實際上，以「背叛我們自己的樂觀主義」來解釋歐洲戰爭，這是一種文學家感性視野下的分析，然而戰爭從來都是少數人發動的殺人遊戲，是帝國主義擴張與掠奪的產物。茨威格並沒有意識到，「自我的背叛」不是戰爭的根源，即使存在再深刻的悲觀主義也無法阻止歐洲戰爭的爆發，應該得到反省的是缺乏對帝國主義的道德譴責和社會革命，是帝國主義而不是樂觀主義，才是導致兩次大戰的主因。
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它表面上起因於「王室鬥爭」，實際上是二戰的「暖身戰」─茨威格先是選擇了「隱居」，但很快地發現個人終究無法置身事外。茨威格發表了「致外國朋友們」的文章，在戰爭方酣之際號召交戰國雙方的友人為未來歐洲的統一而努力，這篇文無章差點使茨威格遭受「叛國者」的指控。但在四面楚歌中，茨威格的文章獲得了羅曼．羅蘭的鼓舞性回應。這封被茨威格比喻為「從諾亞方舟飛來的白鴿」，指出了一個作家在那個時代中唯一正確的道路：不參與破壞和殺戮[13]。儘管如此，智者的呼籲絲毫也沒有喚醒瘋狂者血腥的貪婪和欲望。
處於戰爭的憂患歲月裏，陷於集體狂亂和「人人都歇斯底里的時代」中，作家的精神自保和自處，對作家自身是至關重要的。茨威格對自己說道，在一個狂亂的年代中退回到自己的內心保持沉默，是很不容易的。茨威格坦誠，自己的性格中始終缺乏英雄主義的氣概，他無法在一夜之間突然憎恨起某個國家。對茨威格來說，類似「祖國」、「榮耀」、「勝利」這些概念，都是令人起疑而厭惡的東西，因為即使一連串的勝利也無法彌補已經付出代價的犧牲。茨威格深刻地指出了那個時代中一個悲劇性的弔詭：真正清醒的理智者往往被視為懦夫或失敗者，而在勝利還沒有來臨之前就迫不及待高唱凱旋之歌的人，往往在失敗到來時，一刻也不猶豫地首先承認失敗！
羅曼．羅蘭的良知
茨威格是一個非常珍視友誼的人，維持一種真誠而高尚的友誼，是茨威格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在文學創作上，影響茨威格最深的是佛洛伊德，我們隨時可以在茨威格的作品中感受到佛洛伊德那條「指引進入人類自身的危險之路」。最令茨威格欣賞的是比利時法語詩人維爾哈倫(Emile Verhaeren, 1855-1916)和俄國作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但茨威格最要好的朋友則是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來自這位朋友的友誼不僅影響著茨威格「世界主義」的思想與人格，更是他在半生流亡中得以求生和存活的意志來源。對茨威格來說，羅曼．羅蘭是在偶然巧合但又像是等待良久之後出現的。當他在1910年第二次前往巴黎時，第一件事就是探聽羅曼．羅蘭的消息，他把羅曼的作品看成是「為整個歐洲的團結服務的」，羅曼．羅蘭代表的是一種「所有道義的力量」，一種「對愛的彼此瞭解和對獲得這種瞭解的真誠願望」，「在關鍵時刻代表著歐洲的良知」[14]。
在羅曼．羅蘭面前，茨威格表現出一種知己式的崇拜和內省式的謙虛，因為兩人的友誼並不是一般情投意合、利害與共的那種功能性友誼，而是一種超越了個人好惡和利益、建立在無畏戰爭的恐懼而共同致力於反戰和人道主義宣傳、因而是一種「良知共享、義理結盟」的精神之友、理念之友。在1927年出版的《羅曼．羅蘭》傳記中，茨威格表明這部傳記不只是在記錄一個歐洲知名作家的創作歷程，而是在頌揚一種個性和一種人格，這種人格是一種堅持信仰而不是追求成功的人格，這種個性是一種「時代之道德現象」的個性。在茨威格筆下，羅曼．羅蘭是一個忠於人類最高法庭─良知─的精神導師，因為良知是人的靈魂和自由的最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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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 |
茨威格高度贊賞羅曼．羅蘭的「無祖國主義」，也就是一種以人類良知為祖合的、超民族的、無階級的「世界國家」。茨威格欣賞一種「藝術化的人格」，一種能夠免於平庸和超越自身之侷限性的人格，一種能在盲目的世俗狂熱中維持清醒不惑的個性。然而毫無疑問，羅曼．羅蘭與茨威格都是「時代的悲劇者」，因為宣揚和解與寬容的力量，始終比不上宣揚仇恨和報復的力量。儘管羅曼．羅蘭一再提醒：不能沒有準備或無所事事面對可能爆發的歐洲大戰，但他也不時表露對世界之脆弱結構的悲哀。回憶中，羅曼．羅蘭向茨威格說道：「藝術能給我們每個人帶來慰藉，但它對現實卻無能為力」[15]！
而一次會見雕刻家羅丹(Augeuste Rodin, 1840-1917)的經驗，給了茨威格終生受益的影響。這位被茨威格譽為「有著最好心腸的偉大人物」，在帶領茨威格參觀他的工作室時，因陶醉於自己的工作而全然忘記身邊這位年輕的訪客，乃至當他發覺時，竟一時以為有人闖進他的工作室。在羅丹身上茨威格體會了一切藝術永恆的秘密，那就是全神貫注，忘掉整個世界[16]。
反戰小說
以藝術表現和社會批判相結合，為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痛苦和創傷作出歷史記錄和見證，使茨威格在現代文學史上具備了無可取代的地位。在茨威格眼中，戰爭的殘酷性不僅表現在殺人成河、屍骨成堆，更殘酷的是戰爭撕裂了人性並助長著獸性。戰爭是罪惡中的罪惡，它改變了人類之間最基本的情感關係，從親情、友情、愛情到人情，全部被戰爭染黑、變質而發臭。
在《十字勳章》中，描寫西班牙人反抗法國的侵略戰爭，一位效忠拿破侖的上校率領部隊在運送補給的途中遭到西班牙人的伏擊，整個部隊全部死於伏擊，只有上校倖存下來。上校殺死了一個西班牙人，換上死者的衣服假扮西班牙人逃難，在危急之中上校沒有忘記把拿破侖授予他的勳章拿下，放入換上的西班牙衣裝的口袋裏，因為這枚勳章不僅記錄了他的榮譽，也成為維持他逃亡的意志和有朝一日重返故國的證據。當法國援兵路過他藏身之處時，上校一時忘記了自己的偽裝，向他的法國同袍狂奔求救，結果一整排的子彈朝向這個「西班牙敵人」射去。當一個法國士兵在口袋中發現失蹤的上校的勳章時，士兵以為就是這個「西班牙人」殺害了上校，因為這枚勳章正是上校身份的證據。憤怒的法國士兵舉起槍托把這個「西班牙兇手」的腦袋搗碎，還把他的屍首丟棄在荒涼的田野中。
茨威格通過這部短篇在說明，那枚放在西班牙服裝口袋裏的勳章，原本是上校「證明」自己是「法國上校」身份的依據，但卻成為自己的法國同袍「誤證」其為西班牙殺人兇手的證物。何其諷刺的是，用人的鮮血打造的勳章根本與戰功無關，反而是死亡的符咒！上校以殺人無數而獲得這枚勳章，但自己也命喪在這枚「死亡信物」之上。那一身「西班牙服裝」雖然矇騙了西班牙人，但卻使自己失去了法國上校的身份，它躲過了西班牙人的耳目卻躲不過自己軍隊的子彈。慘烈的戰爭雖然沒有讓上校忘記自己的身份，他攜帶著勳章一路行乞求生，但正是這個「記憶」使他成為槍下亡魂。茨威格通過「勳章」、「西班牙服裝」在國別與身份上的混淆錯亂，來諷刺戰爭的盲目和荒謬。在戰爭中，交戰的士兵只能依據「服裝」和「勳章」作為敵友的識別，仇恨和殺氣根本掩蓋了認清真相的理智和耐性，那個用以表彰上校軍事功績的勳章，竟成為自己同胞殺害自己的鐵證。
在茨威格的反戰小說中，他始終致力於從小人物的感受來折射戰爭的冷血和殘酷，因為歷來的戰爭都是以小人物為受害者，大人物則在戰爭中發財致富。《舊書商門德爾》描寫一位畢生狂熱地蒐集各種書籍，並牢記所有書籍的作者、版本、價格、封面、裝訂、出版日期等等，他被戲稱為「食書獸」，他的大腦就像是一部百科全書的蒐尋引擎，以致於包括維也納教授在內世界各地的讀者，都來請教他。但是他對書籍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對於書中的思想內容一無興趣，他雖然飽「記」群書，但在現實世界中像個聾子或白痴。對於像門爾德這種「書痴」，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但即使這種卑微到沒有存在價值的小人物，也受到戰爭的迫害。門德爾不知戰爭已經來臨，還給交戰國的讀者寫信，以回答他們在戰前所詢問的問題，結果被奧地利當局冠上通敵的罪名，押入監獄坐牢。
同樣的劇情也發生在《日內瓦湖畔的插曲》中，一個俄國農民在莫明其妙的情況下被抓去當兵，他被派往從來不知遠在何處的法國前線作戰，這個農民因為思念妻子和小孩而逃離了戰場，但卻無法越過邊界回到俄國。雖然善良的日內瓦湖畔村民給這個俄國農民安置了一個暫時的家，但農民一直渴望回到自己的家，因為無法忍受戰爭到底何時才能結束，他最後投湖自殺了。俄國農民其實是後來服藥自殺的茨威格的自我寫照。對這位從來不知「邊界」在那裏，也不知法國到底是什麼樣無惡不赦的敵人的俄國農民來說，戰爭像是不知從何處飛來的噩運，他從來只會耕作不會殺敵，他完全被一種「不知是什麼」的任務所擺佈，即使他逃離了戰場，也因為「不知國境在那裏」而魂斷異鄉。一個不問世事、只記書籍的舊書商，甚至不知戰爭已經大難臨頭，但即使「無知者」也被捲入戰爭的風暴中。茨威格旨在表明，戰爭對許多「維生渡日」的無名人物來說，是一種「不知何物」的橫禍與災難，對尋常百姓來說，他們根本不知「前線」和「後方」有何不同，因為他們從來就不知「國界」的作用是什麼，也不曾去區分國與國之間的界線。
遲來的懺悔
《危險的憐憫》(Ungeduld des
Herzens [Beware of Pity]，另有中譯《心靈的焦燥》、《愛與同情》)是茨威格生前完成並出版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這是一部從愛情悲劇背後透析變態的戰爭心理的曲折故事。小說以20世紀初期的奧匈帝國為背景，一個出身平凡卻靠著虛榮的姑母花錢進入騎兵隊服役的少尉，在參加一次部隊駐地一位富裕地主的晚宴時，因不知晚宴主人的女兒下肢癱瘓竟魯莽地邀請她跳舞，尷尬的場面使少尉落慌而逃。出於愧疚，也因害怕同儕的恥笑和為了排解這場無心過失引起的心理焦慮，第二天，少尉手捧鮮花登門向少女道歉。少女對少尉無心的羞辱給予寬容和諒解，這般的寬厚和貼心使少尉深受感動，激起他善良和同情的本性。在這首次的接觸中，少尉目睹了少女肢體的殘缺和無助的狀態，從少女憂鬱深重的眼神中感受到她心靈的痛楚與絕望，少尉一時之間被憐憫的魔力所攫住，被一種同情的神秘熱力所趨使，他決定從此要像照顧病人一樣的疼惜、呵護和照料這位少女。
同情與憐憫，使少尉獲得一種靈魂淨化的舒暢之感，也激起少女因為墜入情網而萌生求生與求愛的意志。少尉在無意間獲知少女的父親並不是什麼貴族，而是一個出身貧困後來突發橫財的猷太人，但少尉還是出於善意的欺騙，慌稱醫生一定可以治好少女的病，少女決定求醫診治她的痼疾，並在幾經苦思折磨之後，向少尉表達了自己的感情。然而少尉對少女突如其來的示愛感到驚慌失措，他一方面不忍傷害少女，勉強與少女訂婚，一方面又無法承認自己對少女的愛只是同情不是愛情，無法接受娶一個底子裏根本是貧民背景之少女的事實，更在部隊軍官面前否認與少女的婚約，表面高傲內心卻懦弱的少尉一度想舉槍自殺，最後竟充當逃兵而離開了軍營。此時奧國王儲剛好遭到謀殺，大戰一觸即發，各國騷動不安，所有的電話和電報輸送都被阻斷，少女在無法求證少尉是否承認婚約，少尉也無法把悔悟之意傳達給少女之下，少女最後在絕望中跳窗自殺。
少尉在知道少女的悲劇之後，像一個失魂落魄的罪犯逃回了戰場，試圖以挑戰死神和殘酷的殺戮，來掩飾他的自責與愧咎。少尉雖然曾經懦弱地不告而別，但人性的醒悟使他在最後一刻試圖挽回少女的生命，但是因為戰爭，而且只是因為戰爭，使他無法即時向少女表達他的之真情與懺悔。失去愛人的少尉變得異常的殘酷，甚至以幾近變態的心情，來欣賞戰爭的驚駭和死亡的痛苦。他喜歡觀看一排排子彈射出之後敵人臨空彈起、煙霧四散、血肉橫飛的景象，他喜歡拿起望遠鏡觀看被他打死的敵人掛在鐵絲網上掙扎三天之後才死去的慘狀，這是一種以觀看他人死亡的痛苦來掩飾自己良心之不安的心理症狀，戰爭奪去了他原先那種同情憐憫的本性，他無畏死神的降臨，瘋狂地殺敵，最後竟獲頒高階勳章，成了一名總督。
《危險的憐憫》表面是一則愛情故事，但茨威格卻深入挖掘處於奧匈帝國分裂敗亡前夕，一次大戰爆發之前的人心焦慮和社會浮動。茨威格也不是簡單地透過少尉表達了他反戰的思想，而是在諷刺當時的歐洲如何輕信甜蜜的口號而糊里糊塗地走向戰爭，批判了當時貴族階層自以為高尚的沙文主義，把戰爭當作一種英雄主義的浪漫冒險。在貌似英勇的騎兵隊的背後，隱藏的卻是虛偽和膽怯，而少尉出於一種廉價的同情，出於一種輕率付出但卻無法負責的愛情承諾，間接地殺害了一個信守婚約的少女，她的犧牲是因為天真和輕信，一如歐洲數百萬天真的人民輕信諸如帝國榮耀、皇家尊嚴、愛國情操等等空洞的口號，進而導致無法收拾的災難。少尉為了逃避自責而走向戰爭，實際是以製造更大的罪孽來掩飾個人良心的不安，這種以戰爭作為贖罪工具的作法，反映了當時歐洲人的集體自大與迷失。
兩部偉大的小說
《看不見的珍藏》(Die Unsichtbare Sammlung)是一篇感人肺腑的反戰小說，他表現了茨威格一生文學創作最高的藝術成就。故事描寫一戰之後德國社會面臨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許多富商寧可收集古董古畫也不願保留一日數貶的現金。經營古畫買賣的R先生苦於沒有古畫可以收購和出賣，於是想到幾十年前一位名為赫爾瓦特的收藏家。赫爾瓦特是一位狂熱的收藏家，他對藝術的熱愛勝過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散盡所有家財也不願放棄將喜愛的古畫藏為己有，R先生想從這位收藏家那裏回收一些古畫，以重建他空蕩無物的古董店，於是出門開始尋找這位已失聯30多年想必也已年屆八旬的赫爾瓦特先生。
終於被尋獲的赫爾瓦特先生雙目已經失明，他聽說內行的古畫商來訪，如獲天上佳音，他興高采烈想要向R先生展示他一生的收藏，然而在展開鑑賞和收購之前，赫爾瓦特先生的妻子和女兒搶先一步向R先生透露，原來，由於戰後經濟衰敗、生活拮據，為了使赫爾瓦特一家人能生存下來，妻女早已把赫爾瓦特先生所有的古畫低價變賣出去，換取現金以維持全家的生計，如今留在畫上的只是一堆用來矇蔽失明老人的廢紙。但妻女們不敢將這件事告知老先生，深怕這位寧可餓死也不願失去一幅愛畫的老先生無法承受這一沉重的打擊。
收購行動失敗而備感失望的R先生本來可以就此打道回府，但他作了一個很不尋常的決定，在妻女們懇求嚴守古畫散失秘密的要求下，他決定和老先生的妻女們一起繼續編造這樁謊言。他來到老人的面前，一一端詳老人為他展示的每一幅畫，「啊，這真是一幅曠世絕倫的畫呀」！老人感到心滿意足，因為他苦等了30年才遇到如此內行的知音。儘管當老人在觸摸倫勃朗的名畫「安提俄普」時，因摸不到畫上一處他所熟悉的大凹痕，驚問難道這不是倫勃朗的畫時， R先生一手將畫搶過來，為老先先解釋由於長久的收藏已使凹痕模糊，並細心描述畫上其他的細節以轉移老先生的焦點，直到老先生確信這幅名畫還保留在自己手中為止。
在R先生結束他的「尋畫之旅」時，老先生以淚相送，他以自己的太太為證，要在自己的遺囑中載明由R先生來拍賣他的收藏，「您應該得到管理這批不為人所知的寶藏的榮譽」。老先生要求R先生要印個漂亮的藏畫目錄，並以這個藏畫目錄作為他的墓碑。在離開老人之家的路上，R先生感動的思索著：
我像童話裏的天使似地降臨到一個窮人的家裏，使一個瞎子在一小時
之內重見光明，我用的辦法是幫人進行了一次虔誠的欺騙，極為放肆
地大撒其謊，而我自己實際上是作為一個卑鄙的商人跑來，想狡滑地
從別人手裏騙走幾件珍貴的東西，可是我得到的，遠遠不止這些：在
這個陰暗遲鈍、鬱鬱寡歡的時代，我又一次生動地感覺到純粹的熱情
，一種純粹是對藝術而發的精神上的快感，這種感情我們這些人似乎
早已忘懷了[17]。
一場有計劃的欺騙行為帶給人們的卻是真情流露的溫馨之感，這就是《不可見的收藏》藝術魅力之所在。然而小說本身又不只是一部感人的悲劇而已，在赫爾瓦特先生身上，我們感受到藝術巨大的生命力，這些古畫在維持老先生的生活價值和生存意志上具有何等崇高的意義，但是，戰爭又何其殘酷地奪走了老先生的所有生命，摧毀了成千上萬珍貴的文明遺產。失明的老先生不知他一生的心血早已流失，在他盲眼的背後，在他老邁的心中，他依然珍惜熱愛著他的收藏，他依靠著這一「看不見的信念」而堅強的活下去。R先生本是一個「低買高賣」的務實商人，但他也有高貴的人性，他和老先生的妻女們共同營造的騙局，不只是安慰而已，而是一種悲憫的道德，一種幫助老先生求取生存意志的偉大情操。騙局本身不是騙局，假畫未必都是假畫，眼睛的失明並不代表心靈的盲目。這場騙局說明了，殘酷的戰爭儘管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儘管毀損了價值連城的古畫，但戰爭奪不走人類心中的文明和理念，奪不走一個失明老人對藝術與生命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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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時期的茨威格 |
靈魂的謀殺
《象棋的故事》(Schachnovelle)寫於茨威格自殺前一年，是一部描寫遭受納粹德國劇烈心理創傷的心理小說。在一艘駛往巴西的客輪上，載著一位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世界棋王琴多維奇(Mirko Czentovic)，他是一位天資魯頓、無論用哪一種文字書寫都會寫錯的「象棋神童」，他是個船夫的孩子，父親死後由一位神父所收養，到了14歲時還以扳著指頭算數目，他「活像在草地上吃草的綿羊，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完全無動於衷」，除了下棋以外，「他在任何領域都是驚人的無知」[18]。成名以後的琴多維奇，更是一個性情古怪、狂傲無禮的人，他只為一場至少250美金以上的酬勞下棋，十足是一個「沒有人性的象棋機器人」。在這艘遠洋客輪上，一位加洲石油暴發戶出資邀情棋王下棋，起初當然是全盤皆輸，這當然使棋王更加的高傲和冷酷。然而無意間，在觀棋的群眾中出現了一位陌生人站在幕後指點，結果與棋王打成了和局。不干示弱的棋王要求與這位神秘的陌生人單獨對弈，第二天，棋局展開，神秘陌生人輕鬆地贏了第一盤，但是在第二盤中，神秘陌生人竟在幾近精神崩潰下棄子認輸。
這位神秘陌生人叫作B博士，他在敘述者邀他與世界棋王對弈時講述了他的生平。B博士戰前擔任皇家和教會財產的管理員，希特勒奪取奧地利之後被蓋世太保逮捕入獄。納粹爪牙意圖逼迫B博士供出皇室和教會財產的秘密，B博士堅不吐露。納粹並沒有對他採取嚴刑酷打，而是把他關在一個單獨禁閉的囚室裏，讓他與世隔絕，不見天日。B博士是一位感情豐富、喜愛讀書、嚮往自由的人，這種「單間禁閉法」的囚禁方式，使B博士瀕臨瘋狂崩潰的地步。B博士覺得自己就像潛水球裏的潛水員一樣，置身於寂靜無聲的漆黑大海中，他模糊地意識到，通往外界的繩索已經扯斷，再也不會被人從這無聲的海底深處拉回水面了。在這個時間停擺、空間凍結，既聽不到人聲也見不到鬼影的密閉空間中，B博士最終無法忍受，在禁閉了四個月以後，他向送飯的獄卒大喊願意供出所有秘密，然而獄卒竟然不予理會。在這裏，精神的折磨遠勝於肉體的酷刑，當一個人被擊毀了精神的主權，長期而徹底的被剝奪了自由之後，再堅強的意志也無法挽回支撐這種意志的精神主體本身。不予理會的獄卒早已把監禁本身看成比監禁的目的更重要的東西，作為手段的監禁方式成了獄卒奉公盡職的目的，正如在戰爭中獲取權利的人，永遠不會希望戰爭早日結束。
在一次審訊中，B博士冒死從一件掛在牆上的納粹軍衣口袋裏，偷出了一本棋譜，一本有著150盤名家棋局的集錦。B博士用麵包削捏成棋子，以方格形的床單作棋盤，開始下起棋來，久而久之，B博士僅憑符號就可以把整個棋局反射在腦海裏，學會了進攻與防禦的微妙之處，學會了其中的計謀與絕招。然而，雖然棋譜使B博士的大腦從原先的呆板停滯轉為緊張的勞動，乃至可以抵禦納粹對他的殘忍監禁，但正是因為「自己和自己下棋」，也就是「把自己當作對手來下棋」，終於使B博士瀕臨崩潰，得了一種奇怪的「棋癲症」。
茨威格借用「單間囚室」這一極端的空間媒界來觀察人的精神世界的突變和扭曲，進而也將讀者設計成一種「洞眼觀察」的感應者，來營造一種困於極小空間的人試圖突破肉體侷限以追求精神自由與解脫的存在境遇。在這種境遇中，人的身體空間越緊縮，人對精神空間的渴望就會有如死亡本能激發後的超常力量，使人瘋狂，或使人激生非凡的智力。另一方面，單間囚室是一個重要的「譴責隱喻」，在這狹小的空間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人的靈魂的極度痛苦，看到了對人的精神摧殘最冷血和惡毒的形式，它是納粹黨人對無數人進行「靈魂謀殺」的醜惡工具。通過單間囚室，一如人們所知的納粹用來屠殺猶太人的「毒氣室」，茨威格對納粹作出了最嚴厲的指控。
在茨威格筆下的B博士，以照譜下棋來打發獨自囚禁的痛苦，在這裏，時間的打發絕不是一種消遣或娛樂，而是一種自我分裂的過程。B博士既扮演下棋的這方，也扮演下棋的對方，他既知對方如何依據這方的棋步而下出反手棋，也知對方的反手棋而決定這方的正手棋，在既是這方又是那方，既要下正手棋也要下反手棋，他既要扮演一個被對方熟悉的這方來打敗對方，又要假扮這方所熟悉的敵人來打敗自己，B博士處於「他我」兩者既同一又分裂的「主體錯亂」之中。B博士經歷了開始時短暫的下棋樂趣，到腦中熱情無比的自我廝殺，到進入迷亂和瘋狂，再到精神的喪失與崩潰，這種精神主體的錯亂不僅是B博士「棋癲症」的來源，更是納粹黨人最狠毒的手法，這是一種讓敵人自我分裂而獵取敵人靈魂的心理戰略。通過這種敵我既合作又鬥爭的下棋，茨威格向人們展現了二次大戰的殘酷性，它不僅是一場肉體廝殺的搏鬥，更是一場精神領域中抵抗自我分裂的殊死戰。
逃走吧！逃到你心靈的最深處！
1935年茨威格離開了他的祖國奧地利，再從短暫避居的英國前往美洲，永遠地離開了他的故鄉─一個他終生期待獲得文化統一的精神家園。在離開歐洲初期，茨威格並沒有失去「復興歐洲」的信心，他一度將離開歐洲視為一種「跨越國界和語言的精神團結」[19]。但是當他看到西班牙內戰爆發，內戰的情景與氣氛和他在奧地利、義大利和德國等地所看到的完全相同：法西斯主義已經到處蔓延，他對歐洲的前途已經感到絕望：「歐洲因為自己的瘋狂已瀕臨死亡。歐洲，我們的精神家園，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已走向死亡」[20]。儘管在他到達阿根廷以後，面對這個遠離戰爭的世外桃園，他又一度燃起了希望。
在某種意義上，茨威格要比任何一個捲入歐戰的人，特別是自己的同胞猶太人，要來得幸運，他至少可以遠離戰爭。但遠離戰爭並不表示可以遠離家園淪落的傷痛，他顯然要比任何一個歐洲人對歐洲的前途有著更深重的憂慮：一種目睹文明倒退和人性獸化的錐心之痛。在巴西，「人們沒有被荒誕的血統、種族和出身理論分為三六九等」[21]，他一直以為可以在這裏幸福的生活，「但是，穿梭於不同星空和不同世界中的旅行並沒有讓我擺脫歐洲和對歐洲的擔憂」[22]，這種憂慮是茨威格對歐洲人無知和冷漠的憂慮，對群眾的盲目和善變和那種「放心，不會出事的！」悠哉心態的憂慮。茨威格沉痛地回憶著：「他們穿著燕尾服參加高級宴會，不曾想到不久後會穿上集中營囚犯的衣服；他們忙著置辦聖誕節的禮物，佈置自己漂亮的家，不曾想到幾個月後他們會被洗劫一空」[23]。然而，一個先知如何讓一群陷入激情快感的眾人有所警惕呢？一個洞灼先機的智者，又如何在一群只有在災難臨頭時才知大事不妙的人面前，讓他們未憂先愁呢？在最後一次環視維也納的一街一景、一草一目之後，茨威格知道這曾經擁有的一切已經不會再有了，那是一次告別，但不同的是，那是一次永遠的告別：
火車駛過邊界的那一刻，我像聖經中的羅德一樣，知道我身後的一切
都是塵土和灰燼，是已凝結成鹽一樣苦澀的歷史[24]。
作為一個猶太人，茨威格親眼目睹了自己同胞陷入人類幾千年歷史以來最深重的災難。幾千年以來，也就是當猶太人走出了埃及的國土之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除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之外)已經同化或融合在不同的國家、語言和地區了。但是希特勒一上台，猶太人就像街上的垃圾被掃成一堆一樣，被貼上種族原罪的標記，被送進集中營、毒氣室、勞改營，他們或者被驅逐出境，有的在逃難中求生，有的凍死在車站，有的餓死在街頭，有的上吊自殺，有的逃亡異國。「為什麼我們所有人都要逃亡」？猶太民族和貌似理所當然發動歐洲戰爭的原因之間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人們可以輕信希特勒的謊言、原諒他的罪行，卻不能免除對猶太人不知所云的歧視？對猶太人來說最大的悲劇莫過於，他們找不到自己民族悲劇的意義在那裏？他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過錯？任何一個時代中最清醒的思想家都無法解答猶太人在任何時代中的悲劇，這個不斷在人類的土地上倉惶逃竄的民族，從來無法獲得人們的承認，而「這個民族兩千年來尋找的只是一塊不再讓他們流浪、能歇腳的、安靜、和平的土地」[25]。
魂斷巴西
茨威格最後的落腳之地是巴西，雖然巴西政府和人民對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展開友誼的雙臂，但這一切已經無法彌補茨威格被戰爭殘害殆盡的心靈。茨威格雖然遠在與世無爭的另一國度，但日夜遙想他的故國與友人。當每天都有人在衝鋒隊的營房和鐵絲網後被拷打得死去活來時，弄清楚到底什麼是是非正義，什麼是人世間的痛苦，又有什麼意義？你就算是付出最代的努力，也無法扭轉這個時代。因為，人間的事業已化作灰燼，人類的天國已經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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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與一起相擁自殺的第二任妻子綠蒂(Lotte Altmann) |
茨威格在自殺遺書中寫道：
在我自己的語言所通行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淪亡，在我的精神的故鄉歐洲業已自我毀滅之後，我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從頭開始重建我的生活。
年過花甲，要想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這需要一種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無家可歸的漫長歲月中業已消耗怠盡。這樣，我認為最好是及時地和以正當的態度來結束這個生命，結束這個認為精神勞動一向是最純真的快樂、個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寶貴的財富的生命。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願他們在漫長的黑夜之後還能見到朝霞！而我，一個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們而去了[26]。
[1] 高中甫(主編)，《茨威格小說全集》，西安：西安出版社，1995，第二卷，頁624
[2]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自轉》，汀蘭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頁11
[3]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自轉》，頁2
[4] 中譯本參見張玉書主編，祝彥譯，《斯台芬．茨威格集：銀弦集、早年的花環、新的旅程》，北京：華夏，2000
[5]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167
[6] 關於精神分析與文學的關係可參考Frederick J. Hoffman, Freudianism
and the Literary Mind,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和吳立昌，《精神分析與中西文學》，上海：學林，1987
[7]斯台芬．茨威格，《永不安寧的心─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集》，張玉書譯，北京：華藝，2004，頁111-119
[8]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194
[9] 斯台芬．茨威格，《永不安寧的心─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集》，張玉書譯，北京：華藝，2004，頁6
[10] 《永不安寧的心─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集》，頁12
[11]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208
[12]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195-196
[13]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232
[14]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198-199
[15]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200
[16]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頁140-144
[17] 張意(選編)，德語國家文學名著叢書，《象棋的故事．看不見的珍藏》，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83
[18] 張意(選編)，德語國家文學名著叢書，《象棋的故事．看不見的珍藏》，北京大學出版社，頁80-81
[19] 《昨日的世界》，頁373
[20] 《昨日的世界》，頁374
[21] 《昨日的世界》，頁375
[22] 《昨日的世界》，頁376
[23] 《昨日的世界》，頁380
[24] 《昨日的世界》，頁381
[25] 《昨日的世界》，頁400
[26] 中譯文為高中甫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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