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1日 星期四

25 亞瑟.柯斯勒:《中午的黑暗》 Arthur Koestler:Darkness at Noon

 

25 

 亞瑟.柯斯勒:《中午的黑暗》

 Arthur KoestlerDarkness at Noon

 

Arthur Koes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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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向來被視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反共作家」。但一如以「天主教作家」來稱呼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是過於簡單化的定位,以反共文學界定柯斯勒精湛而發人深省的創作,也是一種粗淺的理解。柯斯勒出生於布達佩斯,這位英籍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其一生的經歷就像他的小說一樣,充滿離奇、曲折與懸念。柯斯勒一向熱衷政治活動,大學期間曾參加猶太復國運動,1932年加入德國共產黨,6年後宣怖退黨。1937年因參與西班牙內戰遭法西斯份子捕獲,被判處死刑,但不久獲得釋放。1983年柯斯勒與他的第三任妻子一起服藥自盡。

無法贖回的良心

 

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1941)是柯斯勒最重要也是影響最深遠的作品,它是一部「監獄小說」(或稱「古拉格小說」),描寫1930年代蘇聯獨裁者史達林「大清洗」時期,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黨人魯巴蕭克(Rubashov)被誣陷為「反革命」而遭到監禁和接受審判的歷程。柯斯勒宣稱,雖然小說的本身是虛構的,但小說所反映的歷史環境和事件內容,卻都是真實的。以魯巴蕭克的命運和遭遇作為歷史的見證,這部小說的重要性在於濃縮並記錄了至今已被逐步淡忘的,其殘酷性不下於二次大戰的那場「大清洗」事件,以及無數歷經反俄帝沙皇戰爭、1917年布爾什維克鬥爭二戰反西斯主義鬥爭的「老革命家」,在史達林濫行權力集中、整肅異己下遭到迫害的歷史。但小說不是簡單的紀事或回憶,它深入剖析了一位革命者內在理念的反思、自省與轉折,以及那個時代的荒唐與背謬。小說雖以「三次審判」為敘事結構,它卻是一場「革命理念」的言辭辯論。但這場辯論不是真理和信仰的探索和爭辯,而是權力的拔河與較勁。然而,魯巴蕭克經過初期短暫的自我辯護之後,很快地就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求生意志,他完全承認自己被誣告的罪行,甚至完全配合這場冤獄的演出,最後在完全失去求生意志下,在監獄地下室遭到了槍決。




對於多少次出生入死、多少次死亡臨頭都毫不畏懼的魯巴蕭克,何以在這並未施行嚴刑酷打的監禁中,多數的指控是根據自己的供訴和自白,但最後竟如此軟弱地屈服於暴政與權威,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對此,歷來評論家有所討論。評論家唐諾把魯巴蕭克看成一個「革命大神」的追求者,他不畏監禁和槍決,他甚至不要生命與自由,「他要的是信仰和神蹟[1]。小說中文譯者董樂山則以革命手段與目的矛盾來解釋,「經過疲勞轟炸式的獄中審訊之後,終於精神崩潰,承認了莫須有的罪名…...[2]」但實際上,魯巴蕭克並非自始至終堅定如一的革命者,正是因為他在蘇聯革命成功之後看到了「社會主義政策的錯誤」,體認到革命理念的不切實際和「非善反惡」,以致信仰產生質疑和動謠,才遭到史達林逮捕入獄。這裏所謂的「政策錯誤」,始終是構築在革命政府與普羅大眾之間,是指「第一號」史達林竊取人民之名以行使獨裁暴政之實,而不是建立在「神人之間」上帝對庶人的信仰統治和專斷;魯巴蕭克並不是一個革命殉道者,而是個「革命覺悟人」;與其說他自殺式的自白是為了以之獻身於革命大神而無視於自我微小的肉軀,不如說是一種自虐式的懺悔,以之贖回自己被革命出賣和污染的良心。

 

非關「革命理念」!

 

在剛被捕入獄的一次回憶和反思中,魯巴蕭克已發現「就是這個過去,如今突然有了問題」,他已決定為自己「千瘡百孔的過去」、一個「一碰就痛」的、與「(革命)運動和(布爾什維克)黨合而為一的,與黨的命運不可分離地相連」的過去,付出代價!他認為自己的肉軀—與黨聯成一體的身體,已經受傷、出血、潰爛;魯巴蕭克深刻地懷疑,歷史上怎會有史達林這種自命革命聖者但實際上卻是個萬惡不攝的屠夫?為何曾經被視為無上神聖的革命事業,如今竟淪為如此腐爛敗壞的境地:

 

黨溫暖、呼吸著的軀體,在他(魯巴蕭克)看來似乎盡是創傷—腐爛的

傷口,流血的瘢疤。歷史上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過這麼有缺陷的聖者

?哪裏有一個正確的事業曾得到更壞的表現?如果黨是歷史意志的體

現,那麼歷史本身是有缺陷的[3]

 

在魯巴蕭克內心的煎熬與反思之中,儘管他也承認這個革命體系的錯誤來自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則,並且承認自己就在這一原則成了犧牲品,但在魯巴蕭克自己原先服膺在胸的革命理念,和此刻他的妥協認罪與不抵抗之間,並不存在革命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矛盾問題。一方面,沒有人會認為史達林一場讓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大清洗,可以被稱之為「革命手段」,另一方面,正如前述所提到的魯巴蕭克對革命理念的懷疑,所謂「革命目的」,早已被他自己否定和推翻。魯巴蕭克已經看清,無論他們這批老革命家打著什麼旗號,喊著什麼口號,人民群眾就是不領情;革命家自認走在群眾之前,是人民的「先鋒隊」,但這種把人民視為「相對落後」並視自己為「相對早熟」的精英理論,如今在魯巴蕭克心中已成為巨大的諷刺。在一段自我嘲諷的內心獨白中,魯巴蕭克默默唸道:

 

我為你們帶來了真理,但是在我們口中,它聽起來是個謊言。我們為

你帶來了自由,但是在我們手中,它看起來像條鞭子。我們為你帶來

了活躍的生命,但是在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聞的地方,樹枝枯萎、枯

業瑟瑟。我們為你們帶來了未來的希望,但是我們的舌頭口吃,只會

吠叫……[4]

 

儘管歷來評論家傾向於把《正午的黑暗》視為一部「理念小說」,儘管小說情節主要部署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詰問與申辯之上,但小說本身既無關什麼革命理念,也不帶來任何的「理念的革命」,它實際上只是一場必須拼出勝負輸贏的權力鬥爭,一場「昨是今非」的殘忍遊戲。負責審判的檢察官,與其說具有什麼高深的理念,不如說過是一群官僚爪牙、史達林的御用劊子手。而魯巴蕭克本人,比起其他老革命家,例如普列漢諾夫、粱贊諾夫、布哈林,乃至「共產國際」中的羅莎.盧森堡、李蔔克那西等人,魯巴蕭克的革命思想水平是極度低落的。在表現魯巴蕭克所謂「革命理念」的獄中日記中,魯巴蕭克談到了「鞦韆理論」,這是一種粗淺的歷史鐘擺理論,既不能解釋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更不能描述當時蘇聯社會的現況。日記中寫道:「社會主義理論的錯誤在於,它相信群眾的覺悟水準是不斷上升的。因此,在鐘擺最近一次擺動的面前,在各國人民意識形態的自我傷殘面前,它束手無策」,將革命失敗歸罪於群眾覺悟水平的不足,這是所有失意革命家自我卸責的脫詞;「也許需要好幾代人的時間,人民才能瞭解自己用革命造成的新的客觀狀態[5],顯然,這又是革命狂熱者一種期待人民群眾覺悟的自我幻想和自我陶醉。

 


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魯巴蕭克是一個悲劇人物,其下場亦令人同情,但無數更多在其熱情捍衛之革命理念下被囚禁、被殺害,以至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人民大眾,又將以何種悲劇來形容和描述?當他的革命同志以他昔日對待「沒有覺悟」的人民群眾的方式對待自己時,這一結果究竟是一場不白冤獄?還是根本是罪有應得?如果要質疑今日審判魯巴蕭克的同志有什麼權力可以對他如此羅織罪名、誣陷殘害,那麼昔日的魯巴蕭克又有什麼權力可以自稱擁有「一個改變世界進程的頭腦」,而毫不猷豫地砍下「一個個跟不上世界進程的人民的頭腦」?如果一個承載偉大使命的偉大領袖所犯下的錯誤只是「偉大的錯誤」,那如今後悔莫及的魯巴蕭克又拿什麼「偉大的真理」,來辯解、反駁、抵抗這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時代?

為什麼面對暴政而不抵抗,確切地說,如何面對自己一手造成或參與其中的暴政並加以抵抗?這是柯斯勒透過魯巴蕭克的政治冤獄所要表達的困惑、質疑和反思。真的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嗎?如果「革命的成功取決於人民覺悟水平」這一信念能夠成立,那麼一個革命者的意志也取決於捍衛理念的程度,也就是取決於一種「希望」程度。但「絕望」使一切的意志與捍衛化為烏有!人的最大悲劇莫過於在絕望中找不到懺悔的出口,在餘生之年已沒有贖罪的餘地。究竟應勇敢面對自己錯誤的過去,還是懦弱茍活於自責的餘生,這是個極為困難的抉擇。而在選擇的那一刻,求生與尋死之間已無關緊要,也無所差異!

 



[1] 唐諾,「伴讀:神說,只有我能令日頭停止—有關柯斯勒的《正午的黑暗》」,載於Arthur Koestler, Darkness at Noon, 董樂山譯,《正午的黑暗》,臺北:臉譜,2006,頁19

[2] 董樂山,「譯序:豔陽下的陰影」,載於《正午的黑暗》,頁41

[3] 《正午的黑暗》,頁115

[4] 《正午的黑暗》,頁116

[5] 《正午的黑暗》,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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