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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亞德．吉卜齡：《金姆》
Rudyard Kipling：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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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Rudyard Kip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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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姆》(Kim, 1901)是出生於印度孟買、英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07年)、具有「帝國詩人」之稱的盧亞德．吉卜齡(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最後一部印度題材的小說。吉卜齡把自己的這部小說稱為「流浪漢小說」，但小說在純樸廣袤的印度大地展開，橫跨英、印兩國不同文化與民情之間，內含嚴肅與溫馨、冒險和幽默、政治與人性，堪稱是「每頁都充滿神秘魔力」的經典之作。
大遊戲與尋聖河
百年來人們以不同的視角解讀這部作品，從學術批評出發，人們把它視為旨在塑造英國帝國主義仁慈與威望，通過殖民視角書寫異國風情的「帝國文本」(imperial text)；從文學賞析來看，有人把它讀成一部旨在鼓勵東西文化交融和種族對話的「男兒歷險記」。然而，小說本是時代精神與思想的反映，但時代亦匡限小說的視野與格局，這之間並無一尊之定，端視讀者的接受與反應。
小說充滿印度優美綺麗的田野風光，自然純樸的村風民情，老少之間禪味十足的對話，以及英俄之間地緣政治與戰略利益的諜報大戰。故事描寫一位愛爾蘭士兵的後裔，年僅13歲、身上掛著一條護身符的小男孩金姆(Kim)，由於身份不明，沒人管教，終日在街上遊盪。金姆以坐在一座大砲上俯視街上的人群出場，他具有一種樂天知命、四海兄弟的性格，撇開他的血統和膚色不談，他具有一種「東方小喇嘛」的資質與慧根。偶然間，金姆遇見一位從西藏翻山越嶺而來的老喇嘛，這位高僧要去尋找一處聖河─箭河。小男孩對這位高僧先是好奇，再是崇拜，而後忠誠皈依。於是金姆決定與他一起遊歷整個印度，尋找高僧心中那條靈魂之泉。
高僧與小孩，一老一少，老的木訥虔誠，小的機智多謀，兩人構成了一種忘年式、雜文化的奇妙組合。途中，小男孩的白人身份被識破，由於「白人男孩怎可在街上遊盪」，他被迫接受教育，並且被訓練成一名間諜，為英國統治者蒐集俄國人意圖染指印度的情報。這項任務稱為「大遊戲」(Great
Game)，由英國駐印度民政部的一組情報隊計劃和執行，一位心地善良的殖民官兼人類學家克瑞頓上校(Colonel Creighton)負責領導。「大遊戲」與「尋聖河」構成了既不搭調但又扣人心弦的兩條劇情。在歷經冒險、追殺、受傷、復原等曲折過程之後，高僧尋獲了那條滌除罪惡的聖河，金姆完成了破壞俄國人陰謀的任務，故事圓滿告終。
東西融合論
金姆與老喇嘛之間流亡式的「禪緣」是故事的主軸，兩人分別代表「金童」與「智老」兩種超越性的人格典範。金姆雖然身處異國，但是他樂在其中、沒有隔閡。所有與他相處過的人，包括英國情報員、退休老兵，庫路的寡婦(Widow of Kulu)、妓女、菜商，都對金姆充滿好感。金姆始終追隨這位西藏聖者，儘管他因為擔任「大遊戲」任務而使他成為英國殖民大人(Sahib)，但仍然對這位上師懷有很高的敬意。金姆身上隨時帶著一個護身符以證明他的出身，一如老喇嘛口袋中那張尋找聖河的圖表；兩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信物，代表著不同的出身、信仰和生命價值，但它們彼此共存，互不衝突，兩人之間超齡化、田園式的情感，既是「異族同化」的表徵，更是世俗世界、云云眾生中一種相互救贖的高貴表現。
這位西藏高僧是一位「啟蒙者」，他引領金姆由一個「白人野小孩」發展到一個成熟睿智的「大人」。老喇嘛不僅為金姆籌措學費，能與博物館裏的英國學者暢談哲理與人生，還為金姆心中諸多世俗之欲、現實之困進行傳道與解惑。他還用《本生經》中大象、小象的故事─被鎖上腳鐐的大象出於仁慈保護小象，而小象正是幫助解除鐐銬之苦的至尊佛祖─來啟迪金姆的仁愛之心。他向金姆說道：「對修道的人來說，沒有黑人白人之分，沒有印度人和普提耶爾人之分，我們都是尋求解脫的靈魂」[1]。當一老一少與俄國陰謀者遭遇時，金姆為了反擊一群毆打老喇嘛的俄國人導致自己受傷，老喇嘛的圖表被撕毀導致尋找聖河的線索中斷，老少兩人帶著痛苦和疾病在山林中流亡。但老喇嘛運用宗教感召並結合「印度大地」這一自然撫慰的力量，以一種「超越輪迴、世尊永生」的信念，藉由因為不畏死反而獲得求生意志的神秘療效，使金姆不僅倖免於死，更獲得永生的超越：
大地母親和老夫人一樣忠心耿耿。她朝他吹氣，讓他恢復長時間因躺
在帆布床上與地隔離而丟失的精神平衡。他的頭無力的靠在她胸脯上
，展開的雙手屈服於她的力量[2]。
金姆與老喇嘛本是在文化、身份、階級上截然有別的人物，但吉卜齡把兩人之間真情相交、患難與共的情感，昇華至一種「禪悟/救贖」的最高境界，表現了吉卜齡在東、西方「異文異種」之間尋求對話交融的可能性。金姆與老喇嘛，各自在對方身上彌補了自身之缺，並以自己之長幫助對方成功和圓夢：金姆幫助老喇嘛完成聖河之旅，老喇嘛幫助金姆完成「大遊戲」任務，在這裏，人性的高尚情操─互助─獲得了最徹底的體現。
帝國美學論
「大遊戲」是貫穿故事的另一個主軸，它是一場反間諜戰。由於英國擔心俄國在中亞地區擴張勢力，恐將危及英國對印度的統治，英國覺得需要控制西藏做為緩衝，於是兩個強權在中亞地區爾虞我詐、暗自角力。如果從「大遊戲」這一劇情線索來閱讀，那麼《金姆》就是一部關於英國殖民印度以及英、俄之間為爭奪印度控制權而展開的政治暗鬥。在此意義下，《金姆》就不僅是一部少年勵志小說，而是一部混合了單純樂趣與政治之嚴肅性，以殖民歷險作為帝國文學審美享樂的浪漫故事，和吉卜齡早期的印度作品一樣，故事展開於一個國外冒險和個人超凡魅力的世界之間，並可以歸類在「冒險式帝國主義文體」(genre of
adventure-imperialism)之列。例如在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Edward Said)看來，《金姆》足以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齊名，是一部典型的「東方主義論述」(Orientalist discourse)，它對大英帝國全盛時期英國與印度的關係進行了某種定位，它豐富的想像和極富人性風味的故事情節，為帝國形像塑造了極具美學修飾與生命省思的韻味。
確實，在《金姆》之中，充滿著吉卜齡對印度異國風情的浪漫式書寫，也充滿了對印度這一殖民地負面、刻板的想像。在吉卜齡筆下，與公正、善良、高效率、技術化的英國相比，印度是一個散漫、懶惰、落伍、迷信的國度，像是一團沒有形狀的迷霧。在吉卜齡筆下，印度人粗俗、狡詐、愛撒謊，印度人是沒有時間觀念的，一天24小時，每一小時都一樣！儘管吉卜齡後來修改了原稿，部分改變了他對「東方/印度」的態度，但並沒有改變「印度人/土著」的刻板形像，也沒有改變印度永遠接受英國統治將是一種「生活長河，此處獨好」的定論。
問題就在於，吉卜齡對印度這個化外之地、鄙國之民，不是挑剃、責備、輕視，而是包容、同情與諒解，因而顯露出一種殖民寬容和帝國仁慈的統治藝術。吉卜齡從來不認為印度臣服於英國的統治是令人不舒服的，因此，英國與印度之間、西方與東方之間根本沒有任何衝突，這可以從吉卜齡對1857年5月「印度兵變」(Mutiny)的輕描淡寫、巧妙迴避看出破綻。然而，薩依德認為，不能忽視小說的歷史脈絡，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解決這些衝突的可能方案，而是對吉卜齡而言，正如對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康拉德一樣，他(她)們根本找不出任何替代帝國主義的方案，他(她)們只能是這個帝國劇場中的表演者，只能從帝國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來看待這個世界。對吉卜齡而言，唯一真實的只能是他所假想的印度，一個始終包含在帝國趣味之內的印度，一個從未滲入對英國永久統治之任何「反對雜質」的印度；而吉卜齡所努力超越的是，把英國和印度的關係推向一個史前的童貞狀態，「以便如同使小孩恢復與其母親的那種前意識的、不受污染的、非性愛的關係」[3]。從這個歷史視角來說，治癒了金姆的既不是神學式的自我超渡，也不是無能的逆來順受，而是一種政治判斷，一種對「英國性」(Englishness)的溯本和歸航。
如果從「薩依德/東方主義式」的批評來推論，吉卜齡和他同一時代的帝國作家一樣，繼承了所有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是他運用卓越的藝術才華，將庸俗的帝國理念自然化、美學化。這些帝國理念包括有色人種缺乏自治與革新的能力，必須施以嚴厲乃至無限期的統治；對軍事將領的人格崇拜(例如博學多聞的克瑞頓上校)、歐洲人與白人男性的優越感、東方人的野蠻其及所有不可能的能力等等。在此意義下，金姆和老喇嘛之間牧歌式的友誼關係，將翻轉成一種英國對印度殖民統治的審美關係，印度將成為一個「殖民極樂世界」，生活在(英國統治下而不是原始的)印度，將激勵人們永遠立足於這個殖民恩澤下芬芳的國土，日夜冥想這個處在完美靈魂之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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