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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絲．華頓：《純真年代》
Edith Wharton: The Age of Inno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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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h Wha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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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是美國婦女獲得投票權的第一年，美國女作家伊迪絲．華頓(Edith Whaton, 1862─1937)的代表作《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在這一年出版，這部集古典浪漫與現代寫實於一體的作品，不僅獲得1921年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華頓因此被尊為美國女性主義的先知。作為一個「風俗小說家」，獲得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學位的第一位婦女，華頓雖然不是個女性主義者，但卻是那個年代女性意識甦醒的歷史記錄者。1993年小說被改拍成電影，由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掌鏡。電影的成功使一度受到忽視的華頓，再度成為美國女性主義史上備受關注的作家。
華頓雖然出身紐約富貴之家，向來以高雅華麗的衣著亮相，但她「不以富為貴」。人們對華頓的理解(包括誤解)顯然與她的文學成就不成比例。人們容易把華頓視為一個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悠閒作家，認為她的作品多半出自一個富家女對下層婦女的想像與編造。實際上，華頓16歲就開始寫作，而寫作一直是她藉以逃避上流社會的方式。她許多較不為人知的作品，例如早期的《邦妮姐妹》(The
Bunner Sisters, 1892)、《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 1911)，都是描寫都市邊緣人和鄉村窮苦婦女的悲劇故事，描述婦女的低下身份和被壓迫的悲慘命運，表達她對當時底層婦女的憐憫和同情[1]。在今日，沒有人會考慮到作家的身世和性別作為其作品的缺陷。由華頓的作品顯示，傳統社會女性的精神世界裏沒有真正的貧富之別，缺乏自主的女性在一個男權至上的富裕社會中只能是「貧者」，而以夫為貴的女性不過是個附傭，一點都不富貴。
在禮教和真愛之間
小說回顧了19世紀70-80年代紐約上流社會的愛情、婚姻和道德觀，通過三個人物再現了「維多利亞價值觀」的不合時宜和壓迫性，並以嘲諷、輕蔑乃至挖苦的態度，透視了「老紐約」(Old New York)社會的虛偽造作。小說以「純真」為名，旨在突顯男權社會對女性終其一生只能天真無知、純潔善良、依附在男性膝下的角色期許。華頓以溫文婉約、娓娓敘事的風格，透析了情欲與禮教、自由與婚約、真愛與偽裝在兩性內心世界的掙紮與交戰。
男主人公紐藍．阿契爾(Newland Archer)出身紐約富裕世家，當他正準備與梅．韋蘭(May Welland)宣佈訂婚喜訊時，梅的表姐艾倫．奧蘭斯(Ellen Olenska)正從歐洲返回紐約並準備與丈夫分手。艾倫與梅是完全不同典型的女人，她坦率真誠，崇尚個人自由、特立獨行、熱愛藝術，此時已有婚約的紐藍深深愛上了尚未離異的艾倫。遠嫁歐洲的艾倫本想回到紐約尋求家族的經濟援助，沒想到她最親近的祖母敏戈太太(Mrs. Mingott)反而以經濟為要脅，逼迫她重回歐洲。艾倫的特立行徑不僅牴觸了上流社會的禁忌，使整個家族為之蒙羞汗顏，而且因為無法獲得經濟獨立，使她因為不願讓紐藍變成男權社會的犧牲品而離開了他，最終也無法擺脫惡夢一般的婚姻。紐藍處在兩個女人之間，進退維穀、無法抉擇，他雖然支持並鼓勵女性獨立與自主，但卻言行不一，絲毫不敢觸動男權社會的道德桎梏，在歷經矛盾與掙紮之後，他放棄了真心所愛的艾倫，勉強與梅．韋蘭成婚。至於梅．韋蘭，雖是典型的「純真淑女」，但在「兩女一男」的戰爭中為了贏得勝利，處處工於心計、精謀細算。最後紐藍即使與梅．韋蘭成婚，遺憾與罪惡感卻與日俱增，終致抑鬱寡歡、了殘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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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真年代》電影劇照－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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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真年代》電影劇照─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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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紐約：男權金字塔
在華頓筆下的紐約上流社會，是一個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社會，它像一個小小的金字塔，眾人難以企及，即使登上尖滑的金塔上端也難以立足，隨時有滾落而下的危險。這是一個「害怕醜聞勝於疾病，把體面置於勇氣之上的社會」[2]；處在這個社會中的人，既不說真話也不做實事，既沒有精神的素養也沒有真實的思想。在這個「老紐約」社會中，設計了兩個吃人體制，一是體面的祭壇，一是女性交易的市場，這種吃人體制像一把雙柄鐵夾，一邊栓住女性，一邊箝制著男性。小說中的貝爾福(Beaufort)因為違背了紐約社會的商業原則而被逐出了上流社會，他因為破壞了生意上的誠實法則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成為體面法則下的祭品。而梅．韋蘭這一「純真女子」，一個處女之身加上乖巧的大腦，則是婚姻市場上人人趨之若騖的高價商品。
男主人紐藍，作為這個階層社會中「體面」的一員，正是這個社會苦心培養出來的標準紳士，他循規蹈舉、成熟穩健。紐藍雖然對女性處在「性別監獄」中的困境深表同情，強調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擁有自主權，但實際上，他對女性的同情主要出自一種「異性間」的廉價施捨，是一種站在男性本位上「口惠式」的兩性平等觀；他在思想上雖然不遺餘力支持艾倫逃離不幸的婚姻，但是在行動上卻是個「禮教說客」，不斷說服艾倫重拾婚姻、破鏡重圓。他既無法去除男性優越意識在他身上刻下的胎記，也無法抵抗上流價值觀在他身上每一顆細胞的滲透，他對真愛的猶豫不決，對買辦婚姻的妥協認命，意味著他雖是一名男性，但卻和每一位受到壓迫的女性一樣，都是男權體制下的受害者。通過紐藍這一角色，華頓旨在說明，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社會中，兩性都是共同的受害者；在性別差異中受到禮遇的一方未必都是得利者，男權社會中的男性未必都是快樂的人。尤其弔詭的是，紐藍雖是男權社會的優勢者，但卻比任何一個被歧視的女性受到這個社會更大的傷害。
兩個女人：自由與依賴
艾倫是一個獨立、自信、成熟的現代女性，她具有一種智力上的果敢和道德上的叛逆。儘管在那個封閉的時代中，這種先鋒女性缺乏典型的代表性，但至少是華頓心目中「精神共和國」(Republic of Spirit)的理想居民。華頓旨在表明，自由─用自己的大腦作自己的判斷，根據自己的判斷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女性之美的本質。正是因為艾倫具有不斷爭取女性自由的毅力，所以艾倫的女性之美是一種完整的自我之美，得以將自己的思想、才華、稟賦和潛力盡情的散發出來，並使她能夠抵抗上流社會的道德壓制，抵擋親人的壓力和物質的誘惑，理解並同情這個社會的失敗者，例如同樣是女性的貝爾福夫人(Mrs. Beaufort)。儘管她的愛情最終是失敗的，但至少是在自主意願和自我犧牲的意義下接受失敗的。艾倫最終以一個「現實的逃離者」告終，顯示上流社會中沒有自由女性立足的場所，她只能逃向自己的精神王國尋求避難和告慰，這無疑就是女性無法解除的宿命。
至於梅．韋蘭，則是這個上流社會中的「失語者」和「展示品」，無論駕車逛街或騎馬射箭，她的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盡是上流社會女性身體的標準樣本，男性欲望下的估價和展示。梅．韋蘭雖是一名女性，但對於女性自身的處境一無所知，她不僅深中男權意識的毒害，而且還以男權意識的守護者和共謀者自居，一起參與迫害女性。實際上，小說中的一群「太太們」─三名主人公的母親和祖母，都是男權社會忠實的盟友和支柱，她們處心積慮的，無非是在捍衛男性利益之後獲取一些剩餘利益，或以此自賞，或藉以傲人。例如艾倫的祖母敏戈太太(Mrs. Mingott)，在艾倫同意返回歐洲之後「恢復」了對艾倫的經濟供應，這與愛倫丈夫的行徑如出一轍。她們不僅以「家族名聲」為由反對女性婚姻自主，甚至還挪用男性經濟的邊際效力來壓迫女性。在這些女奴心中，金錢與地位不僅可以在女人與男人之間進行展示、拍賣和交易，也可以在女人與女人之間進行威脅、利誘和犒賞。實際上，沒有這些女奴，男性霸權一天也無法支撐起來。
華頓以自己失敗的婚姻為經驗，書寫了婚姻桎梏下的悲劇女性，這使得她的作品更具真實性與寫實性，除此之外，華頓以本階級的真實生活為背景，藉以透視上流社會繁文縟節背後的道德暴力和男權共謀，這使得她的作品具有穿透性與說服力。《純真年代》的價值不只是文學性的，還具有人格示範和社會激勵的效果：女性可以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意願，塑造自己的生活。在此意義上，愛倫就不只是虛構的小說人物，而是現實社會中自由女性的塑形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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