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雜思筆記(154)：一本我不再閱讀的書

我的雜思筆記(154)：一本我不再閱讀的書

大三那年，我曾經與現為中研院院士的朱雲漢有過一面之緣，我在我的《新生代的吶喊》一書中，曾經對當時就讀台大政治研究所的朱雲漢做個一次專訪，我記得當時專訪的議題是「民主與自由主義」問題(朱學長當時宣稱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信奉者)。後來，可能出於各種原因而疏於聯絡。但至今依然對這位當年的「偶像學長」保持敬意。 

現在我手上有一本朱院士的著作《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我看到《導言》提出「全球經濟與人類社會正面臨五個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的第三個不確定性：「中美關係前景高度不確定性」，朱院士寫道： 

「川普身邊的鷹派智囊正在逐步推升與中國(以及俄羅斯)的戰略對抗，試圖在美國社會掀起一場全面對抗中國威脅論的麥卡錫主義式風潮，甚至擺出不惜對中國發動一場新冷戰的決心，最近為了掩飾川普抗疫不力而企圖嫁禍中國。這讓國際關係學者高度擔憂，因為如果中美之間戰略磨擦與對抗快速升級，雙邊關係將陷入傳統國際政治霸權爭鬥的零和遊戲，不但會嚴重衝擊全球與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也會將世界經濟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淵。這就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醒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歷史悲劇可能重演」(頁28-29)。 

朱院士在提到「最近為了掩飾川普抗疫不力而企圖嫁禍中國」時，整個段落對於中國是否隱瞞疫情、延遲通報、壓制吹哨人、控制WHO等等，卻隻字未提(或不提)。 

中美關係，乃至任何作為一種「雙邊的」(bilateral)兩國之間的關係，是「雙方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絕不是「一邊施加於一邊的關係」，也就是說，中美關係絕不是「美國一邊施加於中國一邊」的關係；至於國際關係，作為一種「多邊的」(multilateral)的多國之間的關係，更是「多邊之間綜合因果的關係」，其狀態將更為複雜。朱院士將中美關係的前景說成是「美國對中國的麥卡錫風潮」、「對中國發動一場新冷戰」、「嫁禍中國」….等等「後果」，卻不論美國何以祭出這些作為的「前因」，也就是美國面對來自中國的因素或挑戰，這就不叫「中美關係」，而是朱院士「對美國對中政策的個人譴責」。這部著作，正是犯了此一嚴重的錯誤。

若要深入解析，既冗長又耗神。許多國際關係和中國研究學者，往往依據中共官方的宣傳文件或統計資料進行分析或推論，這些文件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造假的、粉飾的、灌水的、誇大的；即使進行數十次以上的「訪問研究」(visiting research)，也是通過官方組織和安排的，研究者只能看到或聽到「允許被看到」的事物；即使下鄉調研，包括研究地點、訪談對象和研究主題，也是經過安排和包裝的。除非作為一個「常住的旅遊者」，進行沒有「幹部陪伴」的獨立研究，才有可能看到真實的中國。在中國研究學界，這已是「常識(共識)」，而非秘密。 

我無意給朱院士這部大作貼上標籤，但，正如巴赫丁(Bakhtin)所言：「每一個字總挾著其脈絡而來，在諸多的脈絡之中，字詞有了其社會性的生活」，一如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的基本主張：語言總是挾帶其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Laura M. Ahearn)，我自創一個名詞：「文本人類學」(Text Anthropology)，意指一本著作也反映出其背後的政治文化脈絡。朱院士的著作，反映的是一種以「中國情結」(China Complex)為前提與結論的「專業感情主義」，也就是「學術的擁中派」。這種心中充滿中國情結的學者很多，在新加坡有鄭永年，在加拿大有Amitav Acharya(《美國世界的終結》)，在英國有Martin Jacques(《當中國統治世界》)，在美國也是不計其數。這群學術菁英，在國際上我稱之為「中國幻想派」，在台灣，我稱之為「自作多情的擁中派」。 

我也曾經是一個和朱院士一樣的「親中學者」，但當我認清了中國如何以「國安」之名暴虐香港、撕毀「一國兩制」，如何以反恐和再教育之名關押新疆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如何以「反分裂」之名宣稱「武統」台灣、留島不留人，我再也無法掩蓋自己的良知，繼續充當一個「自作多情的擁中派」。

我大致翻閱了全書，像似在閱讀《人民日報社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感。這本書與中國的「愛國御用學者」的著作沒有兩樣，也是一本處處為中國辯護、脫罪的書。我不禁在想，今天出生在台灣卻主張統一的人(無論是外省第二代或本土台灣人)，一生享用的是台灣的國民利益，生病時拿的是健保卡，退休時拿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退休金。台灣在被中國(武力)統一之後，這些都還有嗎？如果沒有，還統什麼統？ 

看到這裡，我把書本輕輕合上，不再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