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3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 (列維納斯)－3 

在1930年代，Levinas是少數幾個預見納粹恐怖與戰爭陰影的哲學家，對Levinas而言，這是一場即將到來的「政治對哲學最嚴重的迫害」。1935年，Levinas寫下了《論逃離》，這是在一個危機的陰影與黑暗的前夜之下，對一個世代價值與存在意義之喪失、對努力通過哲學樹立美好生活之願望的失落的哲學反映；簡單的說，對一個現象學的存在主義的Levinas來說，《論逃離》旨在表達「存在表現為急迫地對存在的逃離」，一種既要堅持自身卻又必須逃離自身的困頓。 

儘管《論逃避》整體上是在海德格的脈絡下寫作，但整篇文章沒有提到海德格的名字，但即使是沒有提到這個德國哲學家的名字，「這篇文章表現出與海德格的潛在衝突」。「存在」並不必然帶來光明，存在者可能根本上拒絕成為存在者，英國學者Colin Davis指出：「（對列維納斯而言）存在必然帶來壓抑與囚禁，它的本質是一種限制性的束縛(enchainment)，導致人們要逃自身，也就是說，要打破那種最根本的、最無法逃脫的束縛，要打破我就是束縛本身這一事實」。Colin Davis說道：「與存在的最初關係不是本真性(Eirentlichkeit)，而是一種不想要的束縛，因為自我『被羈縛於它自身』，身陷桎梏並可望逃離」。Colin Davis說道：「在這一語境中列維納斯創造了他的第一個新詞，excedance，不是超越(超越意味著自願地像存在的更高領域攀登)，而是一種沒有方向和最終目標的退出或超出存在」。(Colin Davis, Levinas, 1996，《列維納斯》，李瑞華譯，南京：江蘇人民，2006，頁19)

逃離，並不是逃亡或脫離，而是一種憂煩、困厄與痛苦，一種對道德與倫理之喪失的體驗，因為納粹主義正以暴雨催花的殘忍手段，狂亂地摧殘著人類文明。說「逃離」是一種痛苦，是指逃離並不是從存在的一種方式逃離至存在的另一種方式，而是從存在自身的逃離，是打破「我」被固定在自身的這一事實；但是「從存在逃離存在」、「從自我逃離自我」又是不可能的，正如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從地上拉起一樣，因而「逃離」又是一種處於絕望的欲求，也就是「欲求成為不是自身的存在者」，也就是從自己存在這一牢籠中逃離的不可能性。而且，面對野蠻，哲學表現為前所未有的姑息、妥協與無能為力。特別是海德格的存在哲學與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合流，一種存在主義與反人類文明罪行的共存，使「逃離」成為既急迫又不可能。 

不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智識的立場上，也就是Levinas對自身存在之逃離的不可能性的體驗，使Levinas認清了該是和海德格存在主義告別的時候了。不承認他人這一存在者的存在性，也就是從本體論上忽視、排斥、否認「他者」的存在，正是這一「逃離－痛苦」的根源。在Levinas看來，儘管現象學把「意識」揭示為始終與在它本身之外的物件、異己的東西等保持接觸的一種意向性；現象學可以使「意識」理解自身的主旨、反思自身並因此發現其意向性的所有隱蔽的或被忽視的境域；Levinas高度肯定現象學就是一種使我們瞭解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種方法與路徑；這是一種「自身賦義」(sich besinnen)，使得「意義」在生活世界中的起源得以被理解和恢復。但是海德格的存在主義對他者的理解總是「自我指涉」的，總是並僅僅在關聯到自身的時刻，他人才能被工具性的顯現；在此意義上，海德格存在主義的「此在」(Dasein)只能是一種自我還原的存在者。然而，Levinas卻認為，與他人的關係並不能還原成「我」對他人的理解，反過來說，對他者的理解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他者自身的存在。換言之，他人應該是一種具有先於「我」的優先性的存在者。 

漠視、排斥、壓抑、乃至迫害他者，正是納粹主義和一切極權主義、種族主義、異教迫害的思想根源。一個沒有他者的自我必然是獨裁的、獨斷的，乃至是野蠻的。新冠肺炎肆虐期間，一群人總是以「自主性」為名而拒絕接種疫苗，正是這種自我中心的心態，無法考慮「利己性」可能帶來的「害他性」的倫理後果，就是人類文明的破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