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6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6 

在《從存在到存在者》的第一章第一節，Levinas寫下了他深刻的體悟與感傷。多年之後，我重讀之際，依然為之感動與悵然： 

「人世現實和理性秩序之間差距甚遠；陰暗封閉的心靈之間如物質一般無法相通；各種邏輯層出不窮又相互牴觸；你我之間無法相遇相知；智識因此不能履行它原先最本質的職責－這麼多的事實，在世界的黃昏中，喚醒了關於世界末日的古老夢饜」。(頁9)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5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5

 

如何逃離黑暗？如何從「實存」進到「實存者」？也就是Levinas一生的哲學使命：如何通過他者奔赴「善」的超越。Levinas遵循柏拉圖的「善的彼岸－置善於存在之彼岸」(Good beyond Being)的觀念，在《從存在到存在者》一書的前言中說道：「引領一個存在者趨向善的過程並非是存在者上升為一種高級存在的超越行為，而是一種一種擺脫存在以及描述它的範疇的過程，是一種出越(ex-cendence)」。換言之，近代以來的主體哲學大多主張通過知識之努力以完善一個「高級自我」，一個能夠統治他人、操縱自然的主體，但Levinas不同，他認為善的實現與完成(趨善)不是依賴高級的存在者，而是存在的逃離，也就是對 il y a的掙脫。

 

Levinas在《從存在到存在者》一書法文版的二版序言寫道：「我們在戰俘營以及解放初期所描述的這個il y a，可以追溯到童年記憶中縈繞不散的恐懼。每當寂靜幽幽作響，空蕩蕩的房間充盈欲滿時，這種恐懼就會在失眠中重新浮現」(《從存在到存在者》，吳蕙儀譯，南京：江蘇教育，二版序言，2006)。可以設想，在野蠻主義籠罩整個歐洲的年代，對一個始終遭受歧視與迫害的猶太家庭來說，種族迫害者、納粹警察、異教份子隨時可能在半夜前來敲門，一種「不確定的命運」佈滿了每一個夜晚，「失眠」－漫長的黑夜強迫著保持清醒－就是一種類似於il y a的恐怖狀態；掙脫與逃離成了唯一的欲求。對Levinas而言，對il y a的掙脫猶如漫漫長夜中的一到晨光，它使實存與實存者產生了關連並讓實存者得以顯現(hypostase)，也就是將il y a的非人的中性給予「去中性化」。Levinas把「晨光」(morning light)看成了「他者」的出現，也就是主體與他者的相遇。 

他者的顯現及其與主體的遭遇意味對il y a的克服，也就是「(命)令(那個)比否定更強大的存在(ȇtre)臣服於諸存在者(ȇtres)，(命)令實存(existence)屈服於實存者(existant)」(二版序言)。然而，這種使ȇtre屈服的「顯現」並不必然帶來善的結果，也就是說並非「他者」的出現就必然產生人性的意義。如果這種顯現不是負責任的、倫理的顯現，也就是如果沒有正確理解並處理「與他者(鄰人)的關係」，如果存在者是「野蠻的」，如果存在者只是處於一種「自身之煩」(soucis de soi)的世界中，那麼這種顯現就只能帶來冷漠，甚至帶來戰爭。Levinas說道：「在世界之外尋求救贖而無視他人存在的自私心態延續了這種冷漠」(二版序言)。換言之，不能把一個重新顯現的「從主體到與他者的關係」在意識中視為「從他者到主體的關係」這種簡單的逆反，因為主體儘管可以「自我意識地」面向他者，但主體沒有能力和權力(無法負擔)他者對主體之關係的回應。換言之，主體本身必須是負責的、倫理的、人性的，主體必須首先實現「對自我的『本我性』(égoïté)的回歸」(二版序言)，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那將是主體與他者的另一個衝突的開始。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3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 (列維納斯)－3 

在1930年代，Levinas是少數幾個預見納粹恐怖與戰爭陰影的哲學家，對Levinas而言，這是一場即將到來的「政治對哲學最嚴重的迫害」。1935年，Levinas寫下了《論逃離》，這是在一個危機的陰影與黑暗的前夜之下，對一個世代價值與存在意義之喪失、對努力通過哲學樹立美好生活之願望的失落的哲學反映；簡單的說，對一個現象學的存在主義的Levinas來說，《論逃離》旨在表達「存在表現為急迫地對存在的逃離」，一種既要堅持自身卻又必須逃離自身的困頓。 

儘管《論逃避》整體上是在海德格的脈絡下寫作，但整篇文章沒有提到海德格的名字，但即使是沒有提到這個德國哲學家的名字，「這篇文章表現出與海德格的潛在衝突」。「存在」並不必然帶來光明，存在者可能根本上拒絕成為存在者，英國學者Colin Davis指出：「（對列維納斯而言）存在必然帶來壓抑與囚禁，它的本質是一種限制性的束縛(enchainment)，導致人們要逃自身，也就是說，要打破那種最根本的、最無法逃脫的束縛，要打破我就是束縛本身這一事實」。Colin Davis說道：「與存在的最初關係不是本真性(Eirentlichkeit)，而是一種不想要的束縛，因為自我『被羈縛於它自身』，身陷桎梏並可望逃離」。Colin Davis說道：「在這一語境中列維納斯創造了他的第一個新詞，excedance，不是超越(超越意味著自願地像存在的更高領域攀登)，而是一種沒有方向和最終目標的退出或超出存在」。(Colin Davis, Levinas, 1996，《列維納斯》，李瑞華譯，南京：江蘇人民，2006，頁19)

逃離，並不是逃亡或脫離，而是一種憂煩、困厄與痛苦，一種對道德與倫理之喪失的體驗，因為納粹主義正以暴雨催花的殘忍手段，狂亂地摧殘著人類文明。說「逃離」是一種痛苦，是指逃離並不是從存在的一種方式逃離至存在的另一種方式，而是從存在自身的逃離，是打破「我」被固定在自身的這一事實；但是「從存在逃離存在」、「從自我逃離自我」又是不可能的，正如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從地上拉起一樣，因而「逃離」又是一種處於絕望的欲求，也就是「欲求成為不是自身的存在者」，也就是從自己存在這一牢籠中逃離的不可能性。而且，面對野蠻，哲學表現為前所未有的姑息、妥協與無能為力。特別是海德格的存在哲學與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合流，一種存在主義與反人類文明罪行的共存，使「逃離」成為既急迫又不可能。 

不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智識的立場上，也就是Levinas對自身存在之逃離的不可能性的體驗，使Levinas認清了該是和海德格存在主義告別的時候了。不承認他人這一存在者的存在性，也就是從本體論上忽視、排斥、否認「他者」的存在，正是這一「逃離－痛苦」的根源。在Levinas看來，儘管現象學把「意識」揭示為始終與在它本身之外的物件、異己的東西等保持接觸的一種意向性；現象學可以使「意識」理解自身的主旨、反思自身並因此發現其意向性的所有隱蔽的或被忽視的境域；Levinas高度肯定現象學就是一種使我們瞭解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種方法與路徑；這是一種「自身賦義」(sich besinnen)，使得「意義」在生活世界中的起源得以被理解和恢復。但是海德格的存在主義對他者的理解總是「自我指涉」的，總是並僅僅在關聯到自身的時刻，他人才能被工具性的顯現；在此意義上，海德格存在主義的「此在」(Dasein)只能是一種自我還原的存在者。然而，Levinas卻認為，與他人的關係並不能還原成「我」對他人的理解，反過來說，對他者的理解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他者自身的存在。換言之，他人應該是一種具有先於「我」的優先性的存在者。 

漠視、排斥、壓抑、乃至迫害他者，正是納粹主義和一切極權主義、種族主義、異教迫害的思想根源。一個沒有他者的自我必然是獨裁的、獨斷的，乃至是野蠻的。新冠肺炎肆虐期間，一群人總是以「自主性」為名而拒絕接種疫苗，正是這種自我中心的心態，無法考慮「利己性」可能帶來的「害他性」的倫理後果，就是人類文明的破壞者。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2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哲學(1) 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2 

從師承同為猶太血統、德國弗萊堡的現象學大師胡賽爾(Husserl)以及與海德格從哲學至友到最後的徹底決裂，我們可以看到青年Levinas思想上的震盪與轉折。儘管作為將德國現象學引入法國的重要人物，Levinas即使終身忠誠於胡賽爾，但Levinas對胡賽爾始終聚焦於「意識向自身之還原的主體性」，感覺到仍有漏隙與不足。 

對Levinas來說，什麼是主體？什麼是客體？什麼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等等，是Levinas哲學之路的起點。1927年Levinas開始接觸現象學，從此學習並超越它。 

自西方近代哲學興起以來，多數以「主體」出發，現象學依然以界定主體是一種對客體具有意向性的存在，通過向主體意識的還原轉化，使客體得以被理解並證明了主體性。然而，1929年胡賽爾前往索邦大學演講時，在討論《笛卡爾的沉思》第五部分時，突然提出了一個「聯合以形成另一個自我」的概念，這個不同於胡賽爾先前那個「單一自我」的新的漏隙，正是Levinas形成「他者」概念的起點。Levinas將這種「另一個自我」的形成，視為與「他者」聯合的一種方法，他半信半疑地認為，「這是否指我與他者、他人的面貌進行社會性的詢問這一事實」？而這一疑惑，正是Levinas倫理學最初的萌芽。關於這一啟發，Levinas曾說：「呼喚人們高尚地聆聽沉默著的事物」。 

沉默並非不存在，只是沒有得到聆聽。西方主體哲學的缺陷就在於「自我言說」，而沒有聽取他者的聲音。前者演生了政治上的帝國，後者則開展出社會的倫理學。 

我並不真正知道Levinas何以如此推崇海德格，儘管Levinas多次讚賞海德格思想的嚴謹性與原創性。1933年，海德格為了效忠於納粹，將推薦海德格為弗萊堡大學繼任校長的猶太人胡賽爾踢出了弗來堡，這一事件，Levinas曾多次說到：「終生無法原諒」(儘管這不影響Levinas對海德格著作的肯定)。雖然至今還有海德格的追隨者力圖為海德格當時的處境辯護，但我只能說，哲學家也有失智的時候。就連海德格的親密學生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所謂「海德格事件」之後，與之徹底決裂。 

在1960年代以前，Levinas是一個默默耕耘的哲學工作者，名氣不如沙特、徳里達、福科等人響亮，甚至少有人認識他。但至今日，人們已把Levinas視為20世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中國學者杜小真在她的《勒維納斯》一書的緒論中說道：「勒維納斯近年來為何會受到如此關注，個中緣由似乎很難一下子說清楚。是否因為，歷史走到今天，世人要求道德勝之於政治？是否因為，人們飽受政治社會動盪之後，特別會對為他人的責任等主題入迷？是否因為，一個談論上帝和精神的哲學家在二十世紀末不會再被排除在『嚴肅思想家』之外？抑或是因為，勒維納斯思想中寬容、和諧、融通的氣氛在今天特別有魅力？」(杜小真，《勒維納斯》，台北：遠流，1994，緒論頁1)。我對於杜小真教授以上的提問，全部持肯定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