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人類(4)：訴諸階級鬥爭的反精神疾病

憂鬱的人類(4)：訴諸階級鬥爭的反精神疾病 

Iain Ferguson反對任何形式的「化約論」，主張以馬克思的辯證法來檢視人類的精神疾病問題，也就是以個體和社會的交互關係來看待。「辯證方法與任何形式的化約論(reductionism)都是徹底對立的，因為它(辯證法)的預設前提是，整體不能化約為部分，反之亦然。兩者(整體與部分)是彼此的成立條件，或彼此是間接成立條件，只要一整體有間接成立條件，就無法成為一種化約論哲學」(042)。

 

生物學的化約論就是這種將心理問題簡單地視為大腦內的化學過程或特定基因作用的產物，例如精神分析理論就是將所所有行為都化約到性欲或「幼年時期」，似乎人類所有的命運都已經在孩提時代就被決定。在這種生物化約論之下，人類的行為似乎只是「生物性機械反應」，似乎人類的身體只與自己的生物本性有關，人類的社會互動、文化反應乃至更深刻的「意義形構」(formation of meaning)，都在這種化約論之下被抹除。 

實際上，人與他人在特定社會體制下的互動，這種互動既包括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人既不是簡單地被社會所壓制，但也不是可以輕易逃離社會的影響。Iain Ferguson指出：「人們的心理健康首先取決他們在資本主義下的生活經歷，且通常通過工作、家庭、學校和職場間接發揮作用。……人們會對自己的經歷做出回應……，他們會試著對這些經驗賦予意義，……人們對經驗所賦予的意義，足以決定他們是否會變得憂鬱」(043)。例如一個面對「解雇」的失業者，也許會自責自己的無能、沒有價值、廢物一個，而陷入罹患憂鬱症的危險；但如果失業者理解到「失業」乃是資本主義的常態，是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必然結果，那麼他就可能因此釋懷而免於憂鬱。 

然而，人們對自身經驗所賦予的意義，絕不能簡單化約成幼年的成長經驗、某次創傷、體型矮小、……等等個人經驗；所謂經驗意義「還受到資本主義下生活的集體經歷所影響」(044)。既然心理疾病是資本主義社會集體經歷的產物，那就不是什麼調整心態、自求多福、反求諸己等等自我安慰可以克服，解決之道就是訴諸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在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中，工人階級可以對個體和集體的心理健康產生深遠的影響」(044)。但如果階級鬥爭的程度低落，外在的社會壓迫就會轉變成個人的心理挫折。換言之，罷工糾察隊一旦消失，你的生活經驗就會變成你額頭上的皺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