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人類(4)：訴諸階級鬥爭的反精神疾病

憂鬱的人類(4)：訴諸階級鬥爭的反精神疾病 

Iain Ferguson反對任何形式的「化約論」，主張以馬克思的辯證法來檢視人類的精神疾病問題，也就是以個體和社會的交互關係來看待。「辯證方法與任何形式的化約論(reductionism)都是徹底對立的，因為它(辯證法)的預設前提是，整體不能化約為部分，反之亦然。兩者(整體與部分)是彼此的成立條件，或彼此是間接成立條件，只要一整體有間接成立條件，就無法成為一種化約論哲學」(042)。

 

生物學的化約論就是這種將心理問題簡單地視為大腦內的化學過程或特定基因作用的產物，例如精神分析理論就是將所所有行為都化約到性欲或「幼年時期」，似乎人類所有的命運都已經在孩提時代就被決定。在這種生物化約論之下，人類的行為似乎只是「生物性機械反應」，似乎人類的身體只與自己的生物本性有關，人類的社會互動、文化反應乃至更深刻的「意義形構」(formation of meaning)，都在這種化約論之下被抹除。 

實際上，人與他人在特定社會體制下的互動，這種互動既包括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人既不是簡單地被社會所壓制，但也不是可以輕易逃離社會的影響。Iain Ferguson指出：「人們的心理健康首先取決他們在資本主義下的生活經歷，且通常通過工作、家庭、學校和職場間接發揮作用。……人們會對自己的經歷做出回應……，他們會試著對這些經驗賦予意義，……人們對經驗所賦予的意義，足以決定他們是否會變得憂鬱」(043)。例如一個面對「解雇」的失業者，也許會自責自己的無能、沒有價值、廢物一個，而陷入罹患憂鬱症的危險；但如果失業者理解到「失業」乃是資本主義的常態，是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必然結果，那麼他就可能因此釋懷而免於憂鬱。 

然而，人們對自身經驗所賦予的意義，絕不能簡單化約成幼年的成長經驗、某次創傷、體型矮小、……等等個人經驗；所謂經驗意義「還受到資本主義下生活的集體經歷所影響」(044)。既然心理疾病是資本主義社會集體經歷的產物，那就不是什麼調整心態、自求多福、反求諸己等等自我安慰可以克服，解決之道就是訴諸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在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中，工人階級可以對個體和集體的心理健康產生深遠的影響」(044)。但如果階級鬥爭的程度低落，外在的社會壓迫就會轉變成個人的心理挫折。換言之，罷工糾察隊一旦消失，你的生活經驗就會變成你額頭上的皺紋。

憂鬱的人類(3)：精神疾病的根源來自社會

憂鬱的人類(3)：精神疾病的根源來自社會

 

治療精神疾病的主流思想和臨床經驗，認為一切的精神問題無不來自個人的大腦，並且認為精神疾病與一切主要的身體疾病相同；這一「主流思想」至今已遭到徹底的質疑。Iain Ferguson指出，「對它們最適當的應對措施便是用藥物治療或某種形式的身體介入(intervention)，如電痙孿法，有時伴隨心理介入」(Iain Ferguson, 034)。但Iain Ferguson強調，「許多當前的心理健康問題起源於我們所生活其中的社會」(034)，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Iain Ferguson說道：「當今世界心理健康問題的範圍及其表現的特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產物，且並非基於人的需要，而是資本積累的驅力去催生出來的｣(035)。 

早在1961年《精神疾病的神話》(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一書中，精神病學家湯瑪士・薩茲(Thomas Szasz)就否定了「精神疾病」這一語詞。Szasz認為，腦內疾病(如癲癇症)與精神疾病是截然不同的；儘管人類大腦確實會產生病變，但心理障礙不是這種腦內疾病，而是「生活問題」。Szasz強調，「生活問題」來自個人與他人的交往，把個人的生活問題看成「精神疾病」，醫生還開藥給他吃，這是極為荒謬的。在1970年的《虛構的瘋狂》一書中，Szasz認為，「精神疾病」完全是虛構的，有關精神疾病的各種證據，不會比「魔鬼附身」這種胡言亂語少，除了「社會治療」，Szasz反對拘禁和非自願式的精神醫療，這是對人身體之完整性的嚴重侵犯。 

要更深入瞭解個人精神痛苦的原因，必須從社會史進行考察。彼得・塞奇維克(Peter Sedgwick)在《精神病患的政治》(psycho politics)一書中指出：「我們並不是生來就帶著成年會碰到的問題，它們不是內建而不可避免地崁入我們的大腦中；它們來自與其他人的互動，而絕不僅限於在人生的幼年階段」(041)。 

Richard Wilkinson & Kate Pickett在《社會不平等》(The spirit Level)一書中也指出：「你所生活的社會越不平等，就越有可能陷入精神問題」。為什麼有的人會患上精神疾病，其他人則不然。結構因素和個人生平的相互作用往往是至關重要的｣(042)。Ferguson堅定主張，當前人類的精神疾病就是資本主義體制所造成的。

憂鬱的人類(1)：低收入與心理健康的關聯

憂鬱的人類(1)：低收入與心理健康的關聯 

英國西蘇格蘭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教授Iain Ferguson，在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of Mental Distress(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一書中，引述美國社會學家Wright Mills早在1950年代就已經指出，不能把「私人難題」(private problem)和「公共議題」(public issue)區分開來，以失業為例，在一個十萬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個人失業，那就是他的個人難題，但是如果在一個五千萬名受雇者的國家，有一千五百萬人失業，那就是一個公共議題。在開放給所有人的機會中，也就是所謂「機會結構」，如果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分霑或享有，乃至分配極不平均，那就是所謂「機會結構的崩解」。此時，解決的方法就必須考慮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不僅僅是零星個體的處境和性格問題。

 

Iain Ferguson指出，「心理健康的危機已成為二十一世紀重要的『公共議題』。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現在全球有3.5億人受到憂鬱症的影響，到了2020年，它將成為失能的主要成因」(026)。在作者所屬的國家－英國，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成為該國最龐大的負擔－心理疾病占全部疾病的28%，而癌症和心臟病只各占16%。 

但是這種困擾21世紀人類的心理疾病，並不是平均分散在各個族群之中，而是集中在低收入的貧困家庭中；在英國，心理疾病在最低收入所占的比例是75%，而在最高收入家庭中只有59%。 

Iain Ferguson引述一位心理健康政策學者寫道：「財務問題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連結，對於心理健康領域的工作者而言是眾所周知的。失業、收入下降、無法應付的債務、住房問題與社會貧困，都會減低幸福感和韌性。……大量的研究證實，整體經濟衰退和失業對於自殺和自殺意念蔓延的比率有所影響」(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