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紀：總論 / 閱讀《現代心靈》(1) －佛洛伊德

 回望20世紀：總論 / 閱讀《現代心靈》(1)－佛洛伊德

Peter Watson，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張鳳、楊陽譯，《現代心靈》(上)(下)，台北：商業週刊，2021 

・佛洛伊德

1900年，20世紀的開端，人類文明突破性發展的一年。這一年，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發表了《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開啟了人類的「心靈密碼」，推動了人類內在神秘世界的探索與發現。 

佛洛伊德把《夢的解析》視為他最重要的成就，「在這本書裡，佛洛伊德的人性理論的四大基石首次有了集中的闡釋：潛意識(unconscious)、心理壓抑(repression)、戀母情結(Oedipus)、自我的三重劃分(自我/自我意識、超我/廣義上的良知、本我/潛意識的原始生物表達」(頁，038-039)。 

在佛洛伊德就讀的醫學院中，一種流行的觀念叫「治療虛無主義」(therapeutic nihilism)，「根據這種學說，社會的頑疾無藥可醫，……認為疾病有其自身的發展過程，患者只能任由疾病走完這個過程，而周圍的人也只能對患者抱有深切的同情，並相應忽略治療手段」(頁，038)，但佛洛伊德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佛洛伊德曾經告訴榮格(Carl Gustav Jung)，他自認是約書亞，「註定要探索精神病學的應許之地」(頁，038)。 

然而，人類對傳統觀念的固守，總是排斥或鄙夷新的革命思想。「1901年，在他準備對哲學學會演講之前，有人遞來一張紙條，懇請他『在講到令人不快的東西時先停下來預先警告，以便在場的女士可以離開』」(頁，041)。有人甚至同情佛洛伊德的妻子，「這可憐的女人，她丈夫曾經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現代卻變成令人厭惡的怪物」(頁，041)。

醫生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f Breuer, 1842－1925)是弗洛伊德的良師益友，對佛洛伊德一生有著重要的影響。布羅伊爾曾向弗洛伊德談起過一名名叫貝莎・巴本海姆(Bertha Pappenheim, 代號「安娜・O」)的病人，因照顧她臨終的父親而患上心理疾病。他發現帕巴本海姆的每一種症狀都與一段被遺忘的創傷性記憶相關聯。 在催眠狀態下，她能夠恢復這些記憶，能夠記起在照顧病榻的父親時自己是如何壓抑著自己的感情，透過回憶這些「遺失」的感受，可以使疾病症狀消失。布羅伊爾將這種技術稱之為「宣洩法」， 巴本海姆把它叫做「談話療法」(talking cure)。 

佛洛伊德曾經短暫使用這種「談話療法」，但他發明了一種稱之「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的治療方法。「一種讓患者把想到的東西全部說出來的療法。正是在實施這種療法的過程中，他(佛洛伊德)發現，在適當的情況下，許多人仍然能回憶在其童年生活中所發生、卻早已遺忘的事件。佛洛依德的結論是：雖然已經忘記，這些早期的事件仍然可以塑造人們的行為方式。於是，潛意識和心理壓抑的概念就應運而生了」(頁，040)。

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瑪莎

憂鬱的人類(7)：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兩種看法

憂鬱的人類(7)：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兩種看法

 

佛洛伊德的全部學說旨在說明，個體慾望與社會規則之間具有無可避免的對立與衝突；若要使人類文明獲得延續，個體必須壓抑自身的慾望以滿足社會的要求。作為一種被稱為「偉大思想家」筆下的精神分析理論，關鍵的問題在於：「慾望」如何獲得科學的分析與證明？所謂「社會要求」是指處於什麼樣的社會之下？以及，如果精神分析是可靠的，那麼在個體與社會之間，在慾望與文明之間，個人是選擇順從還是抵抗？ 

一種看法認為，「精神分析無助於發展相關理論與作為，無法推翻資本主義……精神分析只是一種猜測性的世界觀，不科學的生物化約論。過分強調『性』形塑了個人種種的行為和精神痛苦，但它們實際上是立基於壓迫、剝削和異化的產物」(Iain Ferguson，頁095)。 

然而，也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如著名的Terry Eagleton和Alex Callinicos，努力發掘佛洛伊德思想中的激進元素。「佛洛伊德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就像霍布斯一樣，對人性抱持非常消極的和個人主義的看法，認為人們本質上是具侵略性和以自我為中心。由此看來，如果文明要繼續存在，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於此同時，他(佛洛伊德)絕不是西方文明的辯護者，也多有批判，他能夠從病人身上看到壓抑，特別是性壓抑產生的巨大痛苦。這正是他理論的激進鋒利之處」(Iain Ferguson，頁097)。 

Jonathon Lear的看法則更容易被理解。「他(佛洛伊德)指出了一條『斷裂線』(fault-line)，橫梗在個人需求與社會趨向目標的衝突地帶。……在他執業時期所處的社會條件之下，人的發展所需要的條件與社會所強加的要求，兩者的矛盾實在太尖銳了。在這種解讀之下，即使人的悲劇狀況不可避免(但應該對這種『命定論』保持懷疑)，但我們不必學著沉默和堅忍不拔，而是要有政治使命，去改變社會條件以及支持人的自我實現」(Iain Ferguson，頁098)。 

在我看來，佛洛伊德是一個反對動不動就用電流去電擊人的大腦以矯治精神疾病這種「精神病理學派」的一員；即使是宿命地認定個體慾望與社會禁忌之間持久的衝突乃不可避免，但至少已經肯定，人類的精神疾病主要來自社會的壓迫而不只是大腦的偏差。我要說的是：文明是否具有非要延續不可的正當性？文明是否總是可貴的而無可挑剔？例如，塔利班(Taliban)的宗教律法究竟是一種「文明」還是「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