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人類(7)：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兩種看法
佛洛伊德的全部學說旨在說明，個體慾望與社會規則之間具有無可避免的對立與衝突；若要使人類文明獲得延續，個體必須壓抑自身的慾望以滿足社會的要求。作為一種被稱為「偉大思想家」筆下的精神分析理論，關鍵的問題在於：「慾望」如何獲得科學的分析與證明？所謂「社會要求」是指處於什麼樣的社會之下？以及，如果精神分析是可靠的，那麼在個體與社會之間，在慾望與文明之間，個人是選擇順從還是抵抗？
一種看法認為，「精神分析無助於發展相關理論與作為，無法推翻資本主義……精神分析只是一種猜測性的世界觀，不科學的生物化約論。過分強調『性』形塑了個人種種的行為和精神痛苦，但它們實際上是立基於壓迫、剝削和異化的產物」(Iain Ferguson，頁095)。
然而，也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如著名的Terry Eagleton和Alex Callinicos，努力發掘佛洛伊德思想中的激進元素。「佛洛伊德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就像霍布斯一樣，對人性抱持非常消極的和個人主義的看法，認為人們本質上是具侵略性和以自我為中心。由此看來，如果文明要繼續存在，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於此同時，他(佛洛伊德)絕不是西方文明的辯護者，也多有批判，他能夠從病人身上看到壓抑，特別是性壓抑產生的巨大痛苦。這正是他理論的激進鋒利之處」(Iain Ferguson，頁097)。
Jonathon Lear的看法則更容易被理解。「他(佛洛伊德)指出了一條『斷裂線』(fault-line)，橫梗在個人需求與社會趨向目標的衝突地帶。……在他執業時期所處的社會條件之下，人的發展所需要的條件與社會所強加的要求，兩者的矛盾實在太尖銳了。在這種解讀之下，即使人的悲劇狀況不可避免(但應該對這種『命定論』保持懷疑)，但我們不必學著沉默和堅忍不拔，而是要有政治使命，去改變社會條件以及支持人的自我實現」(Iain Ferguson，頁098)。
在我看來，佛洛伊德是一個反對動不動就用電流去電擊人的大腦以矯治精神疾病這種「精神病理學派」的一員；即使是宿命地認定個體慾望與社會禁忌之間持久的衝突乃不可避免，但至少已經肯定，人類的精神疾病主要來自社會的壓迫而不只是大腦的偏差。我要說的是：文明是否具有非要延續不可的正當性？文明是否總是可貴的而無可挑剔？例如，塔利班(Taliban)的宗教律法究竟是一種「文明」還是「殘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