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
從後疫時代到新冷戰
－人類還有沒有未來？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04月03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41358
自新冠肺炎在中國武漢暴發以來，歷經近3年沒有緩解；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戰火沒有停歇。近3年來，全球充滿壞消息，生活充滿挫折感，每天都不寬心、不寧靜。這一時期，人們心理的創傷可能超過經濟的損失，對未來的迷惘可能更勝於今日的忍受。然而，疫情未了，戰爭又起，世界陷入灰暗無光的境地。人們在問，疫情與戰爭，究竟是短期的危機、一時的戰亂？還是(悲觀地說)人類末日的來臨？
與病毒共存－末日憂鬱的來臨
不知不覺中，人們已經帶了兩年多的口罩，在臉龐留下了淺淺的印痕。許多人的生涯規劃被擱置，日常作息被打亂，似乎看不到恢復常態的明日，因為科學家說，新冠病毒(SARS-CoV-2)是一部複製機，不斷劫持我們的細胞來複製自己的基因組，病毒不會停止變異，我們和病毒之間的軍備競賽才剛剛開始。
最近，人們開始學習「與病毒共存」；共存，本意是和平共處，但因為病毒驅之不盡、趕之不絕，「病毒就在你身邊」意味著一種「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來臨，一種突發性災難的如影隨形；而「防疫生活」使人們原先安然穩固的人生圖像變得朦朧不清；人們已經無法天真地抱著樂觀和活力，痴痴地希望地球上不再發生瘟疫和戰爭，反而要學習一種「與惡共存」的厭世觀。這種抑鬱寡歡，這種沉重與低落，我稱之為「末日憂鬱」(melancholy of doomsday)。
末日憂鬱是「後疫時代」(post-pandemic)一種世界性情緒，一種失望性的懷疑主義：茫然、低幸福感、生命無味以及不確定性；哲學家稱之「憂煩」(Sorge)，一種心靈的不安(disquiet)，心理學家稱之為「萎靡」(languishing)，一種停滯和空虛的感覺。心理學家Adam Grant在《紐約時報》的文章“There’s a Name for the Blah You’re
Feeling: It’s Called Languishing” 指出：「萎靡就像渾渾噩噩地度過每一天，透過霧濛濛的擋風玻璃看著自己的生活」。這是一種生活世界的無力感，一種等待末日的犬儒主義心態。
流動的全球化就是「病毒的全球化」
新冠疫情打破了全球化的神話，撕裂了全球化編織的虛幻美夢。儘管全球化帶來了資本、商品與人員流動，帶來了繁榮與便利，但病毒的傳染正是拜全球化之賜而縱貫南北、穿越東西。新冠疫情已經解構了｢全球化｣、｢地球村｣、「無國界」….等等資本主義圖騰，消解了市場自由、快速移動、國界消失、資本無障礙……等等時髦概念，只剩下一幅「全球泡沫」(globaloney)和「人類憂鬱」(human melancholy)的景象。現在，人際交往變成一種「危險關係」，自由市場成為「病毒交易所」，口罩成了「全球一體化面孔」，因為他者就是病毒，握手就是傳染，旅遊就是客死他鄉。
人類的移動軌跡就是病毒的交通系統，快捷又便利。義大利粒子物理博士保羅．裘唐諾(Paul Giordano)在《傳染病時代的我們》一書所言：「飛行改變了病毒的命運，它們可以傳播得更廣、更遠。然而功臣不只是空中交通，還有火車、公車、汽車以及新型的電動機車，來來往往的七十五億人就是新冠病毒的交通系統」。換言之，全球化使病毒得以棲息在這個遠距飛行、不斷流動的人類樂園中，輕鬆又便利的尋找新的宿主；換言之，流動的全球化就是「病毒的全球化」。
也許人們應該思考，全球不必那麼全球化！不須太多的流動，不須太多的聚會、旅行、和採購，不湊熱鬧、不擠景點、減少外出、減少消費、減少接觸；改變過去「加法」的增量生活，轉向「減法」的輕慢生活。換言之，「最低限度的流動」與「最低頻率的接觸」，是人類避免病毒上身的必要選擇，因為，病毒就是旅客的隨身行李，伴你飛行、周遊世界。
必須停止開發，建立「地球護理學」
傳染病是人與微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就是流行病泛濫橫行的起因。也許我們應該遵循發展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創建的「穩態經濟學」(steady-state economics)的思想。隨著人類無節制的開發和濫墾，人間淨土已經所剩不多，當前的世界已經從「淨空的世界」(an empty world)轉變成「滿載的世界」(a full world)。這就好像魚和漁船的關係，在「淨空的世界」中，河裡的魚是無限的，缺少的是漁船，但是在「滿載的世界」中，漁船已經過多，缺少的是河裡的魚。換言之，當前的經濟型態就是「竭澤而漁」。
赫爾曼．戴利提出「零增長/穩態經濟學」理論，主張一切的增長必須限定在生態「可承載能力」之內，才能實現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穩態平衡，建立一種「地球護理學」，讓地球休養生息。換言之，在後疫時代，人類必須停止開發，停止對「生態鏈」的破壞，建立一種「零剝削」(zero-exploitation)與「動態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新生態倫理觀。
俄烏戰爭宣告國際關係理論的無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終於打敗了所有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敵人，包括(新舊)自由主義和(新舊)建構主義。當美國與北約僅僅因為烏克蘭是「非北約國家」而見死不救，就可知自由主義理論－全球化以及經濟相互依賴使戰爭不再可能－的觀點，已完全破產。換言之，戰爭與武力，始終是國家權力擴張的工具，普丁就是這個工具的執行者。自由主義主張「國家無法承受戰爭代價以致戰爭將不再發生」的觀點，也已被普丁徹底推翻。
建構主義認為，民族、國家、主權這些概念並非一成不變，會受到觀念、文化與社會價值的轉變而被重構。然而，普丁也否定了這種「非一成不變性」，有關民族、國家、主權這些固化概念，依舊一成不變地充當普丁發動戰爭的藉口。
國際政治理論大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生極力反對蘇聯，他為蘇聯的解體感到雀躍不已。他認為俄羅斯失去了烏克蘭，將不再是具有威脅的帝國。但數年之後，一個被認為「不具威脅」的俄羅斯，正試圖奪回烏克蘭，並且威脅歐洲與全世界。
邪惡只是換上新的面孔
實際上，二戰之後的美蘇冷戰並未終結，人性沒有改變，真正的「國際社會」也沒有到來，世界只是進入一個「中俄/美歐」的新冷戰框架。法國地緣政治學者Pascal Boniface在《地緣政治》一書中指出：「雖然存在一個人人共有的世界空間，但並沒有政治的意志來共解決人類所遭遇的巨大挑戰。當我們提及一個『國際社會』，經常會連帶提及其失敗之處，鮮有例外」。一場俄烏之戰，否定了至今被認真對待的國際關係理論。Joseph Nye在《理解國際衝突》一書中就認為，武力並沒有過時，但現在使用武力要比以前困難得多，也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但普丁揮軍侵略烏克蘭之前，絲毫不考慮什麼困難或代價。
我們賴以生存、寄予希望的舊世界正在消融和瓦解，從理論到實際，莫能倖免。羅伯．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地理的復仇》一書中指出：「我們贏得了冷戰，但沒有帶來太多民主和全球和平，……邪惡只是換上新的面孔」。希特勒換上了普丁，塔利班換上了蓋達組織，習近平換上了毛澤東。
世界陷入「新叢林主義」－以毀滅性武器取代拳頭和木棒
電視上每天出現的盡是疫情的擴散、陰森的病房、冒煙的廢墟、破碎的瓦礫、扭曲的鋼筋、街道的屍體、驚恐的難民，以及西方世界對制裁暴力的猶豫不決，對暴力屠夫的退避三分；人們世代經營的家園毀於一旦，老人、兒童與婦女無辜地死去？獨裁者台上大言不慚，百姓卻在他鄉流離失所。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屠夫，而且僅僅是一個屠夫，就足以殘害無辜、摧毀城市、顛覆世界。
我毋寧相信世界已陷入一種「新叢林主義」，它的特徵就是以毀滅性武器取代拳頭和木棒。這是一種由「文明呆滯化」和「野蠻再進化」所組成的「無國際社會」，一種無限代價與非人道的野蠻狀態。它既瓦解了國際制度、國際條約、國際法律，也瓦解了一切信任與道德的基礎。它比「無政府狀態」更加無序，比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更加失控與殘暴。普丁，一個戰爭販子，已把這種「新叢林法則」帶到了世人的面前。
即使俄烏戰爭結束，人們也沒有立刻獲得解脫，還必須忍受「戰爭後遺症」：通貨膨脹、糧食短缺、供應斷鏈、難民安置等等困難與危機。
這個世界需要深思與重建
從新冠疫情到俄烏戰爭，人們經歷了21世紀最黑暗的時刻，不禁要問：人類還有沒有未來？地球還有沒有希望？但可以確定的是，失望，不會改變世界。然而，這個世界需要深思與重建，從觀念到制度，從常識到哲學，從個人日常生活到全球安全機制。這很困難，因為人類生活具有因襲舊習和制度鎖定的慣性，必須改變的事物太多、太深、太廣，但唯有如此，人類才能走出末日憂鬱、擺脫憂傷，重現天邊的彩虹，看見未來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