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1
任何會危害病人之事，我絕不在知情或刻意的狀態下進行或操縱；絕不偏袒任何考量和動機。
－醫學院畢業生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
我之所以推崇蘇格蘭精神科醫師大衛・連恩(Ronald
David Laing，1927 –1989)，是因為他對於「自視正常的人把別人理所當然地看成不正常的人」進行了徹底的挑戰和顛覆。Iain Ferguson在Politics of Mind(中譯《精神疾病製造商》)一書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討論Laing的思想與精神治療理論。Liang是20世紀「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最重要的代表，他的主要思想是：精神疾病是完全可被理解的，它不是大腦的病變，而是個體對外在不正常的環境系統的『理性回應』，既不滑稽，也非病態；傳統精神醫學的治療方式是殘忍而極不人道的；他發展了許多以「談話」(會心)為治療手段的文化治療法、社區治療法，為一向受到醜名污化的精神病人恢復平等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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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d David Laing，1927 –1989 |
在精神醫師實際的臨床經驗中，Liang看到了精神病院裡各種對待病人極不人道的醫療方法，他在《以瘋為常》(Mad to be normal)一書中，記錄了他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精神病院所目睹的情況：
「胰島素休克療法是各地的標準做法，有時在患者昏迷中間施以電擊。在軍隊和加特勒維(Gartnavel)皇家醫院裡，通常的治療方式很廣，從使用具鎮定劑作用的三聚乙醛(paraldehyde)、巴比妥(barbiturates)和溴化物(bromide)等藥物到電擊、胰島素和腦白質切除術，……在純粹的臨床基礎上，我對這種作法感到反感，但完全不以為意地作了……｣(Iain Ferguson, 頁140)。
在Liang的觀點中，「瘋癲」(Madness)不是一種不可理解的心理和行為，它不僅是有意義的，而且具有非常隱密而複雜的背景和因素，它應該被視為所謂精神患者對其不可忍受之生活環境的一種「回應」(response)，也就是社會因素在患者心理上的積壓性回音；換言之，「瘋癲」反映的是社會的變態而不是自身的反常。對此，Iain Ferguson寫道：
「他(Liang)認為，這些被標籤為精神病患者的言談與行為，不應視為無意義的胡扯或隨意地滑稽動作，不是大腦失常下的輸出反映。相反的，這些行為大都可以理解為對當前或過去情況的些許理性回應，通常都涉及不能容忍的家庭壓力和要求。這些想法也影響了連恩此一時期的作法。他對那些被視為思覺失調症的人表示了極大的支持。例如，他有時會單獨花時間與患者一起在軟墊病房，聆聽和嘗試和他們溝通」(Iain Ferguson, 頁141)。
在Liang的背後，存在主義哲學對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齊克果、尼采和沙特的著作。在Liang最重要的著作《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一書中，Liang就是運用存在主義哲學來理解思覺失調症。對此，社會主義活動家Peter Sedgwick在《精神政治》(Psychopolitics)一書中作出了傑出的評論：
「用其中一種最艱澀的哲學來解決其中一種最令人困惑的心理健康狀況，這種方式意外地有助於闡明兩者。存在主義哲學最著名的概念是內心的模糊與思想的無紀律性，在一個具體、實際和社會性的緊迫脈絡中，它能用來呈現問題，進而理解精神疾病。反過來講，從一種主要的精神疾病類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精神體系，它具有法則般的樣貌與序列，若以存在主義的用語來理解，也就是在面對不明確和具威脅性的個人環境時，患者採用理性策略的結果」(Iain Ferguson, 頁143)。
Liang的貢獻在於，他表明自我與社會之間的裂痕，個人不能接受這種裂痕或拒絕適應，於是社會給出了一個標籤：精神疾病。通過這個標籤，社會賦予一些所謂「治療者」對其進行權力的控制與科學的矯治，目的只是讓個人服從社會的規範、屈服於社會控制的框架之下。在此意義下，精神疾病實際上是一種極度理性的策略，它強力的對抗這個異化和壓迫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