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3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3

 

連恩在斯里蘭卡和印度的「神秘之旅－禪修」(1971/03－1972/04)是一種對這個現世的終極逃離和捨棄，雖然他還是回到了「乏味的倫敦」，重新過著穿鞋、穿襪的生活，這世界雖然沒有改變，但卻改變的自己。在這趟東方之旅中，最震撼的應屬他隨著一位老智者在印度山洞裡待了四個星期。返國以後，他把這個故事告訴《紐約時報》。在連恩的兒子安德烈．連恩(Adrian Laing)為父親所寫的傳記《瘋狂與存在》(R. D. Laing: A Life)一書中寫道：

 我在山裡待了一個月，跟隨一個印度聖者，他一直住在深谷上的一個石洞當中。他任由毛髮生長，多數時間全身赤裸，用頭髮裹身取暖。我整日與他坐在一起，溶入日夜交替的節奏，看著日落月升。我在此最大的收穫是無法形容的，我甚至不打算將之付諸言語。(Adrian Laing, R.D. Kiang: A Life, 連芯譯，台北：心靈工坊，2012，頁，282) 

另一回，連恩也向《波士頓環球報》說了類似的故事： 

我到印度實現一句箴言：「找對地方」。我在斯里蘭卡的男子禪修寺進行兩個月密集的僧侶修行，之後在喜馬拉雅山城的峭壁下，與一位印度導師靜坐一個月，我做的事愈來愈少，最後我什麼都不做，包括不再心懷愧疚地去計算自己做了什麼，因為我什麼也沒做。

我開始只是站、盤腿而坐、走路、進食、呼吸，除此之外不做任何事。對於慾望，我學到只要毫無所求，也就無從失去。我放慢步調，逐漸達到內心平靜之境，並全然沐浴其中，這令人煥然一新。我就是漸漸什麼也不做，甚至也不打坐。(《瘋狂與存在》，頁，282-283) 

我的體會是，要想獲得內心的寧靜，就是要無所欲求的斷捨離，切斷一切世俗之念、捨棄所有身外之物、離開萬千煩惱喧囂；在幾近放棄生命中重拾生命。

Ronald David Laing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2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2 

在後期的思想發展中，Liang拒絕承認所謂「思覺失調症」(也就是俗稱的『精神錯亂』[Psychosis])的存在，Liang拒絕把這種現象稱為「病症」，而是視為一種「社會標籤」，甚至是政治控制形式強加於個人的結果。在《體驗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一書中，Liang對思覺失調症提出了他革命性的看法： 

「沒有思覺失調症這種『疾病』，但標籤是個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為政治事件。這種政治事件發生在社會的公民秩序之中，對被貼上標籤的人加諸定義和後果，這是一種社會處方，使一切社會行為合理化：被貼上標籤者附屬於一些其他人，後者(即「社會的貼標籤體制」)在法律上得到認可、在醫療上獲得權力並在道德上有義務對前者負責。透過家庭、家庭醫師、心理衛生官員、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精神科社工和病友等聯盟的協同行動(「陰謀」)，被貼上標籤者開始扮演角色，進入患者的生涯｣(Iain Ferguson, 頁146-147)。 

簡單地說，所謂「精神疾病」只是社會壓迫下的結果，是一群人控制另一群人的「制度性懲罰」。Liang的觀點是，所謂「精神疾病」是社會對個體的「合法性犯罪」而不是個人天生的失常；換言之，精神疾病是一種「不正常的社會控制」(甚至自認理所當然而施展政治壓迫)所導致的社會後果，而不是個體天生的生理病變。 

所謂「貼標籤」(labeling)，是指對一個人或群體進行刻板定義的行為，在此情況下，「標籤」代替了個人的差異性特徵而將個人予以定型。依據「維基百科」所述，「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是一個犯罪學理論，理論分支屬於「犯罪社會學」。標籤理論被用於說明部分人如何走上越來越嚴重的犯罪之路；學者Edwin Lemert認為，人終其一生都會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偏差行為，這是正常的現象，標籤理論稱之為「原始偏差行為(Primary Deviance)或稱初級偏差行為」)。雖然如此，人卻不一定會就此走上犯罪生涯，大多仍然能夠保有良好的行為分寸。不過一旦原始偏差行為被施以某種社會控制(尤其是正式的社會制裁，例如刑罰)，行為人立刻就得到旁人施加的「社會減等標籤」(social degrading label)。行為人被貼上社會減等標籤後，遭遇到社會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例如旁人開始會以標籤描述的內容檢視及解釋行為人過去的所作所為，稱為「追溯既往的閱讀」)，終於使行為人本身也開始發生自我概念的認同轉變，而改變行為，使自己的行為更符合標籤的描述(稱為「自我預言的實現」或「邪惡的戲劇化」)。因此繼續犯下「衍生偏差行為(Secondary Deviance，或稱次級偏差行為)」，成為一個嚴重的犯罪者。 

許多精神醫師會把精神患者的病因歸之於家庭。但家庭也是無時無刻不受到社會影響的個人(親人)所組成，因此無論家庭的組合呈現什麼樣態，沒有一個家庭可以脫離社會的控制之外。Liang認為，僅僅從家庭中尋找精神疾病的因素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所有的家庭都處於更廣泛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中。Liang在《體驗的政治》中說道： 

「所有這一切的意義都包含在社會公民秩序更廣泛的脈絡下，也就是政治秩序下，(也就是)人們對他人行使控制和權力的方式」(Iain Ferguson, 頁147)。 

然而，Liang並沒有因此向社會發起挑戰，也許他認為這是徒勞無功的，Liang反而主張人們應該以「自我療癒」來取代精神病院所有的胡作非為，Liang把這種自我療癒稱為「內在的旅程」。就連Liang自己，他在1971年前往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修道院進行長期的「禪修」，親身體驗這種自我療癒的過程。他在《體驗的政治》中寫道： 

「要達到真正的心智健全，就得以各種方式消解正常的自我，因為那是錯誤的自我，只為了稱職地適應異化社會的現實。在神聖力量出現之後，傳達給我們內在的原始意象。死亡、重生，最後再建立新的自我運作。自我現在是聖神的僕人，不再是背叛者｣。 

也許，激進的社會主義運動者會把Liang的最後主張視為「神祕主義」，是對「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的背叛，但在我看來，在一個錯誤的社會中，主體的自決與自由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矯飾；一個「錯誤的自我」只能依靠自我的治療而重建，而不是依賴精神醫師的藥物和手術刀。正如阿多諾(Adorno)所言，「一個錯誤的社會無法正確的生活」(《啟蒙的辯證》)，也就是說，「錯誤的生活裡沒有正確的人生」，正是這個意思。

Ronald David Laing (1927 –1989)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1

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1 

任何會危害病人之事，我絕不在知情或刻意的狀態下進行或操縱；絕不偏袒任何考量和動機。 

－醫學院畢業生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

我之所以推崇蘇格蘭精神科醫師大衛・連恩(Ronald David Laing，1927 –1989)，是因為他對於「自視正常的人把別人理所當然地看成不正常的人」進行了徹底的挑戰和顛覆。Iain Ferguson在Politics of Mind(中譯《精神疾病製造商》)一書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討論Laing的思想與精神治療理論。Liang是20世紀「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最重要的代表，他的主要思想是：精神疾病是完全可被理解的，它不是大腦的病變，而是個體對外在不正常的環境系統的『理性回應』，既不滑稽，也非病態；傳統精神醫學的治療方式是殘忍而極不人道的；他發展了許多以「談話」(會心)為治療手段的文化治療法、社區治療法，為一向受到醜名污化的精神病人恢復平等與尊嚴。

 

Ronald David Laing，1927 –1989

在精神醫師實際的臨床經驗中，Liang看到了精神病院裡各種對待病人極不人道的醫療方法，他在《以瘋為常》(Mad to be normal)一書中，記錄了他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精神病院所目睹的情況： 

「胰島素休克療法是各地的標準做法，有時在患者昏迷中間施以電擊。在軍隊和加特勒維(Gartnavel)皇家醫院裡，通常的治療方式很廣，從使用具鎮定劑作用的三聚乙醛(paraldehyde)、巴比妥(barbiturates)和溴化物(bromide)等藥物到電擊、胰島素和腦白質切除術，……在純粹的臨床基礎上，我對這種作法感到反感，但完全不以為意地作了……｣(Iain Ferguson, 頁140)。 

在Liang的觀點中，「瘋癲」(Madness)不是一種不可理解的心理和行為，它不僅是有意義的，而且具有非常隱密而複雜的背景和因素，它應該被視為所謂精神患者對其不可忍受之生活環境的一種「回應」(response)，也就是社會因素在患者心理上的積壓性回音；換言之，「瘋癲」反映的是社會的變態而不是自身的反常。對此，Iain Ferguson寫道： 

「他(Liang)認為，這些被標籤為精神病患者的言談與行為，不應視為無意義的胡扯或隨意地滑稽動作，不是大腦失常下的輸出反映。相反的，這些行為大都可以理解為對當前或過去情況的些許理性回應，通常都涉及不能容忍的家庭壓力和要求。這些想法也影響了連恩此一時期的作法。他對那些被視為思覺失調症的人表示了極大的支持。例如，他有時會單獨花時間與患者一起在軟墊病房，聆聽和嘗試和他們溝通」(Iain Ferguson, 頁141)。 

在Liang的背後，存在主義哲學對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齊克果、尼采和沙特的著作。在Liang最重要的著作《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一書中，Liang就是運用存在主義哲學來理解思覺失調症。對此，社會主義活動家Peter Sedgwick在《精神政治》(Psychopolitics)一書中作出了傑出的評論： 

「用其中一種最艱澀的哲學來解決其中一種最令人困惑的心理健康狀況，這種方式意外地有助於闡明兩者。存在主義哲學最著名的概念是內心的模糊與思想的無紀律性，在一個具體、實際和社會性的緊迫脈絡中，它能用來呈現問題，進而理解精神疾病。反過來講，從一種主要的精神疾病類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精神體系，它具有法則般的樣貌與序列，若以存在主義的用語來理解，也就是在面對不明確和具威脅性的個人環境時，患者採用理性策略的結果」(Iain Ferguson, 頁143)。 

Liang的貢獻在於，他表明自我與社會之間的裂痕，個人不能接受這種裂痕或拒絕適應，於是社會給出了一個標籤：精神疾病。通過這個標籤，社會賦予一些所謂「治療者」對其進行權力的控制與科學的矯治，目的只是讓個人服從社會的規範、屈服於社會控制的框架之下。在此意義下，精神疾病實際上是一種極度理性的策略，它強力的對抗這個異化和壓迫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