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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解構上海「動態清零」-生命政治學的批判

解構上海「動態清零」

-生命政治學的批判 

Deconstructing The “Dynamic zero-COVID” in Shanghai

A Critique of Biopolitics

 

宋國誠(Sung, Kuo-Chen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8(1118)

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ab6a6f7cc79c4124a5d8009af04cd738/Section_file/347c245bbe0f4c349954e82ce63e023d.pdf

 

壹、前言

 

「清零政策」(zero -COVID policy),又稱「社會面清零」或「社會面動態清零」,是指發現一例傳染病確診個案,即在醫學收治的同時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隔離密切接觸人員、控制病毒的影響範圍,以減少傳播和確診人數的一種防疫政策。這種防疫策略在20224月至6月在中國上海實施,並達到空前徹底和極端的形式,不僅重創經濟與社會心理,也造成難以估計的次生災難與人道侵害。 

雖然「清零」是防疫政策的選項之一,但其在中國大陸的實踐,表現了世界僅有的「社會主義生命政治」的特徵,這是一種出自於對中國居民生命價值的虛無化與空洞化,以社會主義教條對人的生命權力進行極端操縱與強制管控。在此過程中,「居民」(citizens)作為具體的城市住民,不具有主體性、獨立性與權利地位;「黨國」作為一種主權專政機器,對居民的生命存續具有專斷性與任意性,這種「黨國/居民」之間從「生命政治(給生)」向「死亡政治(給死)」的轉化,在上海呈現了完整的個案,並且難以用現代主流政治學來解釋。本文以福科(Michel Foucault)、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生命政治學」及相關理論的交叉演繹,解構上海清零的「霸凌專政」。揭示其主權暴力下的人道悲劇。

 

 

貳、中共的「疫情-後真相」

 

自新冠肺炎爆發自武漢以來,中共就採取掩蓋真相、編造數據、壓制異議的立場。基於「維穩」-對所有敏感資訊與異議行動進行嚴密的防範與懲罰-的政治考量,關於疫情資訊的來源與傳播,出現了來自官方錯誤的公告可以公開傳播,發自民間的事實查核反而遭到壓制的倒掛現象。從此,中共就持續採取「疫情-後真相」的路徑,以政治意識形態對抗科學事實進而扭曲事實,以「反真實」的陰謀對抗自身「非真實」的陰謀,以反對假消息來掩蓋自身的假消息,對於對外界懷疑「人為製造病毒」的說法,採取一概不給真相、不受調查、不受批評的「反陰謀論策略」,這使得至今有關病毒溯源的科學調查無從啟動和開展,使全世界對於新冠病毒究竟從何而來,不得而知。 

「疫情-後真相」明顯表現在中共不稱「封城」,即使疫情結束或告一段落也不能叫「解封」,也就是堅持清零又避談封城。中共使用自創的名詞來取代,諸如把封城稱為「(北京)靜默」、「(鄭州)休息」、「(上海)全域靜態管理」,把解封稱為「回歸」、「甦醒」。這些名詞,是中共一貫的「話術」-話語戰術,也就是以中性模糊的感性術語來緩解和稀釋封城的痛苦,掩飾隨之而來的監控與管制。由於「清零」被表述為中共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的表現,一個在政治上最高使命但科學上絕無可能的虛假宣傳,所以這些戰術性話語就符合美國語言哲學家傑森・史坦利(Jason Stanley)在《如何達到宣傳效果》(How Propaganda works)一書所言:宣傳是一種手段,是用來強化有缺陷的意識形態;這些術語,不是為了欺騙(也無法欺騙),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統治。 

這些術語是中共話語統戰系統的一環,稱為「防疫話語」。這種操作性符號,證明中共試圖擺脫科學對意識形態的挑戰,淡化政治控制的暴戾性與非人性。它超越現實,也解構真實,它說明權力無邊的國家領導人,不僅可以無視現實,而且具有超越真實和定義真相的權力。另一方面,解除封城卻又禁止人們使用「解封」一詞,就是一種對「來源失憶症」(source amnesia)的操弄,促使人們對封城痛苦經驗的遺忘。這是一種強迫性誘導的記憶抹除,也就是以「上海醒了」、「上海回歸」等等口號與歡樂儀式來掩飾政策失誤和痛苦記憶,藉以彌補黨國權威的折損,恢復黨國統治的絕對狀態。

 

參、生命政治:淘空城市、淨化人口

 

面對上海這一超大城市和超量人口的疫情爆發,面對病毒對大量生命的威脅,政府一旦介入,就面臨了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關於「生命權力」(biopower)的管理問題,也就是權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題,亦即「生命」如何成為權力規訓(discipline)的特殊領域,個體生命如何成為政治施控(manipulate)的對象等等。這種生命管理包括對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觀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對個人身體的微觀控制(身體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脈絡中,「生命政治」具有正向的功能性,是一種國家運用訓練、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養健康、有用、具有生產力之「公民人口」的政治技術。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對於上海疫情而言,不是一個增進生命素質的問題,是一個關於(城市)空間與(居民)身體如何進入黨國防疫策略與權力干預的技術操作問題,也就是把生命置入例外狀態、法律孤島、人道免除的狀態;這就是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與哲學》中指出的,主權政治總是對一般生命玩弄一種骯髒的遊戲:藉由保護生命而摧毀生命。換言之,上海的封城防疫,具有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交互辯證,一方面,居民以「自願奴役」成為「屬民」,一方面黨國以「法外主權」進行統治,也就是黨國在管理生命之時走向了死亡生命。 

「清零」政策首先是把上海空洞化為「疫區」,一個污染之地、待罪之身;其次再把上海居民虛無化為「災民」,一個等待救援、接受淨化的無差別群體。於是,在「非必要不離滬」的禁令之下,上海不再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物理空間,上海居民不再是具備性別、年齡、職業與身分差異的個體(身體),而是一種虛化的存在物。在此處,人權在所有「病體」上沒有任何意義。於是,一個具有歧視標籤的「城市難民營」就油然而生,一種為了隔離病毒而進行人口強制管理的空間策略;在此空間之中,「城市難民」並不具備國籍和公民身分,只是等待清離的剩餘人口。 

這種「中國特色的防疫策略」,使上海這一城市失去了其作為現代文明空間的優勢與特性,僅僅變成一個「營」(camp),一個「全景監視」(panoptic)下的巨型監獄;至於「市民」則被假設為一個個病毒可能棲身、散播、惡化的身體(病體),一個「不潔之物」;在疫情爆發之際,法律就已預先對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使上海市民處於「有毒的先驗狀態」,失去作為公民而享有人權保護的資格,這就來到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牲人」(Homo sacer)概念,一個被詛咒的犧牲者,一種被挖空一切、赤條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種被主權剝離身體權利並處於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賤民,一種因為染疫而被視為純粹的生物體,一種「去主體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阿甘本在《牲人》(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奧斯威辛的殘餘者》(Remnants of Auschwitz)以及《沒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等等著作中一再闡明適用於上海粗暴防疫的觀念:統治的邏輯就是捕獲生命(核酸陽性者),就是隔離赤裸的生命(方艙難民),把它作為一種例外加以排除(次生災難受害者)。簡單地說,病毒解除了公民身分,「清零」清除了人權。

 

肆、上海:「全景監獄」與黨國權力的實驗場

 

上海不再是上海,而是一個「全景監獄」(panopticon)。這種特殊的監獄是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一種由圓形大廳組成的環場建築,環場中央設有直立的監視塔,塔內的警衛可以監視所有的囚犯,但囚犯看不見警衛。今日的上海,就像一個「全景監獄」,中央監視塔就如同「黨中央」,居民居住的社區樓層就像一間一間時刻受到監視的囚室,居民則失去了個別性與差異性;佈滿街頭的攝影機就像一隻隻「權力的眼睛」,一個個「電動祕密警察」,緊盯著不服防疫命令的居民。在全景監獄中,囚犯沒有姓名,只有「編號」,每個編號記錄了囚犯的紀律表現,以作為矯正和懲罰的依據,一如上海居民必須攜帶可以電子定位和追蹤的「健康碼」,記錄每個人是否服從黨中央的命令。換言之,作為一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上海已成為「黨國巨靈」下一個全景監視的權力劇場,一個國家權力全面張羅與滲透的展覽館,一個社會控制、肅清異己、懲治不服防疫的實驗區。 

上海的清零與封城,為中共黨國提供了一個極權主義的實驗劇場。在這一劇場中,黨國通過硬隔離、反覆核酸檢測、封鎖街道與社區、方艙隔離、清離染疫者、健康碼、入室消殺……等等措施,遂行無所不在的監控和管制。這種權力的施展,通過市政官員、防疫警察、居民委員會、志工等等,穿透人民的日常生活,逼近人們基本的生存底線。換言之,上海封城提供了一個社會管理與身體控制的「極限測試」,使中共獲得並更加熟悉大規模城市管制與人口運轉的經驗,以及測量人民甘願服從的程度。

 

伍、法的「例外狀態」

 

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清零政策,是一種具有權威基礎的「恐怖統治」(governance of fear),也就是通過物資管理、足不出戶、強制隔離,使人們面臨飢餓邊緣與死亡陰影。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反覆闡明,這種具有毀滅性的恐懼感,不但可以降低反抗,也使原本生硬的黨國權力更加潤滑和通透,處於「自我例外」和最高律令的絕對優勢,使清零的暴力屬性得以維持和升級。 

然而,這種恐怖統治並非來自真實的法律基礎,而是一種「法的例外狀態」,它來自習近平這一「以自身地位為權力之來源」的國家領導者。習近平具有一種阿甘本所說「法的例外狀態」的權威地位,也就是習近平所有的講話、宣示、文稿、指示、規定…..,都是雖不具備正式法律形式但卻具有最高執行效力的命令;在某些情況下(如疫情時期),就會轉變成為具有法律的適用性,即被當作法律來執行,進而形成一種「例外的常態化」。這種例外狀態正是極權主義治理的普遍規律。 

當習近平宣稱「防疫政策是由黨的性質與宗旨決定的」之時,所謂「黨的性質與宗旨」就產生了「法的例外狀態」的效果。阿甘本在《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一書闡明了「法的懸置」(iustitium)概念,權威者將作為權力之基礎的法律懸置起來,但保留了權威的本性,這個本性就是權威者人身的特殊地位;權威者無須從人民或代議機構得到法律授權,他的權力直接源自於他自身。阿甘本指出,在法的例外狀態之下,權威者不受法律約束,權威者本身就是一個「活的懸置法律」。 

「法的懸置」意味權威的恆常化、例外化與免疫化,一種「作為合法的無法」(lawlessness as law),也就是作為常態性運作的非常態性,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基本特徵,一個所有公民直接面對領袖意志而自我虛無化的體制,這種體制塑造了一種「極權主義的被壓迫傳統」,一種「韭菜命」。法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暴力的批判》中指出,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所生活的「例外狀態」不是什麼例外,而是「常態」。

 

陸、上海的反諷抵抗

 

然而「法的懸置」具有辯證轉化的特性。一方面,權威者「無法無天」,但正是這種無法無天,被統治者也擁有最大的任性與反抗的潛能。這是一種辯證的鬥爭,而當被統治者處於權力的弱勢時,直接的反抗就會以反諷的形式來表現,也就是犬儒主義的反抗。 

一位上海市民在網上留言:只要不是死於新冠,怎麼死的都可以! 

上述這種反諷抵抗(ironic resistance)是一種將生命政治倒轉為「死亡政治」的具體描寫,將「病毒之死」與「清零之死」做了對比之後,作出前者「重於泰山」、後者「輕於鴻毛」的判斷。實際上,「清零」就是一個「製造裸命」(making bare -life)的過程,因為如果「清零」是為了防止「新冠之死」,而且僅僅為了新冠之死,那麼「其他之死」-所謂「次生性災難」,包括因為沒有核酸證明而被擋在門外的「拒醫之死」、禁閉家中且食物殆盡的「飢餓之死」,足不出戶而精神崩潰的「跳樓之死」,都被生命政治的死亡計算排除在外。實際上,因封城而死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多。然而,中共的統計魔術在於:只要病人不是病毒直接致死,就不計入疫情期間的死亡數字。因為這些「非新冠之死」在政治上是被允許的,在道德上是被寬恕的,在情感上是冷漠的。「非新冠之死」在清零政策上是一種法律的「例外的死亡」,因而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常態性死亡,根本無須掛念或珍惜,甚至完全可以加以排除(exclusion) 

這些「非新冠死者」,一如阿甘本筆下的「牲人」(Homo Sacer),他們死無遺憾,他們只是「黨國主權」下的犧牲品,是例外,一種微不足道的代價。

 

柒、我們這是最後一代,謝謝!

 

一位上海市民在受到防疫警察以「不配合(核酸檢測)會禍害三代」的威脅時,冷冷地說道:「我們這是最後一代,謝謝!」 

這是一種以「不育」和「絕後」作為「反諷-解構」策略,使「清零暴力」失去其對象性與延續性,進而斷絕暴力施展的蹤跡和路徑。這是一種對暴力的「謝絕」,將「禍害三代」終止於「我們這一代」,這意味中國年輕世代不惜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倫理禁忌,一種不對未來抱持任何希望的厭世態度,來表達對黨國的抗議。然而,這種抗議,既是一種大哉無望的「斷後」,同時也間接宣告權威者的「斷權」:我的不生,是你的權力的斷子絕孫。

 

捌、上海:我的房子只是「韭菜盒子」

 

一名匿名網友在網上留言:「如果花幾百萬、幾千萬買的房子,別人想進來就進來的話,那這個房子就不叫房子,叫韭菜盒子」。 

「韭菜」是當今中國人對自身生命低廉、奴性強韌、任人宰割的自我嘲諷。在暴力清零之下,上海出現防疫警察破門、翻窗進入民房進行「入室消殺」的盜匪景象,乃至出現任意打開居民家中冰箱噴灑消毒藥水的荒誕行徑,這就是上海居民將自已的房子稱為「韭菜盒子」,自我嘲謔地將自己比喻為鐮刀之下任憑宰割的韭菜。然而,上海人不知,在清零政策之下,上海已成為2500萬戶的「小型集中營」,裡面住的已經不再是韭菜,而是與病毒合而為一的「陽性病體」,病毒與人體已經抹除了界線,公民與牲人合為一體;為了國家的健康,作為病體的居民只是應該消除的、不值得存活的剩餘生命。上海人不知,防疫政策下的上海居民已成為「上海牲人」。

 

玖、代價:一種政治免疫的犧牲儀式

 

一位名為「深陷咖啡的Grace」在微博上說道:「上海不再是文化高地,而是政治據點,上位者如同掃蕩者、侵略者、殖民者一般,政治決策裡,不惜一切代價,我們就是那些所謂的代價,是隨隨便便可以被無視的」。 

然而,所謂「代價」,在維護黨國的同一性與延續性之下,當然可以犧牲。這是上海市民尋求「政治免疫」必須交出人身權利的過程,如果必要,暴力也可以介入。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在《免疫》一書中指出,法律具有使用暴力以免除暴力(包括病毒)威脅的必要性,也就是暴力性的免疫防護;在此意義上,上海清零就是上海居民的一種「犧牲儀式」,為了清除病毒,黨國必須「徵收」(expropriation)上海市民的人身財產,以交換黨國重新發出的身分認證。

 

拾、頂層設計:主權者的最高決斷

 

在繼《四月之聲》影片記錄上海封城的實況之後,20225月,《中國數字時代》發佈了網路視頻《五月之聲》,搜集整理了423日至522日期間,中國境內多個城市疫情封控的情況。在內容上,該片揭示了中共的言論審查、權利打壓,記錄了民間疾苦、民眾呐喊與抗爭;在形式上,該片模仿了422日全網火紅並遭審查下架的上海封城短片《四月之聲》。片中,一首名為「圍」的搖滾歌曲唱道:

 

圍住了城,圍住了鄉,

圍住了繁華與荒涼。

圍的盡頭有一把槍……

 

片中,一位女性菜農說:「外面小區他們買菜買不到,而我們這裡的蔬菜基地,蔬菜一根都賣不掉!」影片中,出現了多個社區居民集體敲鍋抗議,在同時,傳來了一段廣播:「據有關單位通報,境外勢力在鼓動中國居民敲鍋抗議」;影片中出現所謂「硬隔離」,某小區被強行掛上電網,居民抗議稱小區被當作集中營;上海曹家渡一位業主在電話中對街道工作人員抗議:「今天冒一個陽性,明天冒一個陽性,你就是沒完沒了的這樣搞下去,你有本事把蒼蠅蚊子給我清了啊!」影片中一些滯留上海的貨車司機,已一個多月沒吃沒喝;一個上海市民吐槽防疫的「頂層設計」是「邏輯死循環」:「讓一些智商只有80的人來做防疫的頂層設計,搞得好才怪了!」;一個被隔離在方艙醫院的市民說道:我在這裡完全沒有被當人看,沒有被當病人看,這裡邊真的像難民營一樣,像牲口一樣被趕到這個裡邊就完了;一位上海市民聚集抗議「硬隔離」,宣稱:「做事要有法律的,不是領導為所欲為,不是無法無天的時代」;影片中出現一名外國人士衝出隔離大喊:「我要死 (I want to die) !」影片最後以「中國,早日康復」作為結尾。 

影片正是在紀錄和證實上海的「例外狀態」,其中「集體敲鍋抗議」、「社區集中營」、「頂層設計」、「方艙難民營」等等,都是針對「制定例外-製造裸命」的「主權者」的抗議。正如德國哲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主權者」就是生命政治的最高管理者,決斷例外狀態的那個人,也就是在共同體內部隔離出例外狀態,而正是在主權者的至高操作(頂層設計)中,也就是在阿甘本所謂「至高禁止」(sovereign ban)的場域中,生命被排除在它本應受到保護的空間之外。換言之,所謂頂層設計者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主權者,頂層設計者正是憑藉無法無天的行為,使國家其餘部分成為主權者的輔助和奴僕,從而讓主權權力的效能獲得實現,這就是「社會主義-習近平體制」優越性的表現。

 

拾壹、上海的抵抗遺忘

 

對於疫情結束,中共不稱「解封」,因而也就不曾存在「封城」,這是催促人們選擇遺忘,選擇抹除清零期間所造成的死亡、痛苦和創傷的記憶。然而,稍具常識者皆知,如果沒有封城,那「清零」是在清除什麼?當官方要求人們選擇遺忘之時,更多的人選擇了抵抗遺忘。 

例如一個名為「功不唐捐的孤島」的微信視頻號,61日發佈了一首歌,視頻以黑色為底,配合著歌聲展示歌詞,提醒人們不要去「喝慶功的酒」。其中一段歌詞寫道:「不要撕掉那一頁日記,不要埋葬公開的秘密,在陽光燦爛的今天,不要諒解黑夜的暴戾」。 

媒體人連清川,現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在微信上發文: 

「六月,難道我們不應該用來追問嗎?如果不曾封城,那麼這兩個月到底是什麼?誰來為這兩個月丟失的時光負責?是誰關閉了醫院,讓那些無辜的人死在門口?是誰把人們封在社區裡,任由他們挨餓?是誰丟掉了各地支援來的物資,任由他們腐爛在垃圾桶裡?是誰把變質的食物,賣給了官方,變成了政府物資?是誰封閉了道路,讓親人們永隔陰陽?是誰讓那些逃離困居的人,長途跋涉,露宿在火車站?」

 

連清川又說道:

「在苦難過後,討論歡樂是一件有罪的事情。而如果這個苦難本身就是被製造出來的話,那麼忘卻就是一種恥辱」。 

這一連的追問,這種遺忘的恥辱感,是推動人們選擇拒絕遺忘而顯示生命政治真正價值之所在,一種對自身例外狀態之生命危急的喚醒與保存。「上海清零」是當代中國人無法抹除的痛苦敘事,只有正視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認清並記住不是「疫情」而是「防疫政策」造就了這場作為結局的「死亡生命學」,才能擺脫「牲人」的宿命,進而解構主權者的狂妄與荒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