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上海「動態清零」
－生命政治學的批判
Deconstructing
The “Dynamic zero-COVID” in Shanghai
－A Critique of Biopolitics
宋國誠（Sung, Kuo-Chen）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8期(111年8月)
壹、前言
「清零政策」(zero -COVID policy)，又稱「社會面清零」或「社會面動態清零」，是指發現一例傳染病確診個案，即在醫學收治的同時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隔離密切接觸人員、控制病毒的影響範圍，以減少傳播和確診人數的一種防疫政策。這種防疫策略在2022年4月至6月在中國上海實施，並達到空前徹底和極端的形式，不僅重創經濟與社會心理，也造成難以估計的次生災難與人道侵害。
雖然「清零」是防疫政策的選項之一，但其在中國大陸的實踐，表現了世界僅有的「社會主義生命政治」的特徵，這是一種出自於對中國居民生命價值的虛無化與空洞化，以社會主義教條對人的生命權力進行極端操縱與強制管控。在此過程中，「居民」(citizens)作為具體的城市住民，不具有主體性、獨立性與權利地位；「黨國」作為一種主權專政機器，對居民的生命存續具有專斷性與任意性，這種「黨國/居民」之間從「生命政治(給生)」向「死亡政治(給死)」的轉化，在上海呈現了完整的個案，並且難以用現代主流政治學來解釋。本文以福科(Michel Foucault)、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生命政治學」及相關理論的交叉演繹，解構上海清零的「霸凌專政」。揭示其主權暴力下的人道悲劇。
貳、中共的「疫情－後真相」
自新冠肺炎爆發自武漢以來，中共就採取掩蓋真相、編造數據、壓制異議的立場。基於「維穩」－對所有敏感資訊與異議行動進行嚴密的防範與懲罰－的政治考量，關於疫情資訊的來源與傳播，出現了來自官方錯誤的公告可以公開傳播，發自民間的事實查核反而遭到壓制的倒掛現象。從此，中共就持續採取「疫情－後真相」的路徑，以政治意識形態對抗科學事實進而扭曲事實，以「反真實」的陰謀對抗自身「非真實」的陰謀，以反對假消息來掩蓋自身的假消息，對於對外界懷疑「人為製造病毒」的說法，採取一概不給真相、不受調查、不受批評的「反陰謀論策略」，這使得至今有關病毒溯源的科學調查無從啟動和開展，使全世界對於新冠病毒究竟從何而來，不得而知。
「疫情－後真相」明顯表現在中共不稱「封城」，即使疫情結束或告一段落也不能叫「解封」，也就是堅持清零又避談封城。中共使用自創的名詞來取代，諸如把封城稱為「(北京)靜默」、「(鄭州)休息」、「(上海)全域靜態管理」，把解封稱為「回歸」、「甦醒」。這些名詞，是中共一貫的「話術」－話語戰術，也就是以中性模糊的感性術語來緩解和稀釋封城的痛苦，掩飾隨之而來的監控與管制。由於「清零」被表述為中共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的表現，一個在政治上最高使命但科學上絕無可能的虛假宣傳，所以這些戰術性話語就符合美國語言哲學家傑森・史坦利(Jason Stanley)在《如何達到宣傳效果》(How Propaganda works)一書所言：宣傳是一種手段，是用來強化有缺陷的意識形態；這些術語，不是為了欺騙(也無法欺騙)，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統治。
這些術語是中共話語統戰系統的一環，稱為「防疫話語」。這種操作性符號，證明中共試圖擺脫科學對意識形態的挑戰，淡化政治控制的暴戾性與非人性。它超越現實，也解構真實，它說明權力無邊的國家領導人，不僅可以無視現實，而且具有超越真實和定義真相的權力。另一方面，解除封城卻又禁止人們使用「解封」一詞，就是一種對「來源失憶症」(source amnesia)的操弄，促使人們對封城痛苦經驗的遺忘。這是一種強迫性誘導的記憶抹除，也就是以「上海醒了」、「上海回歸」等等口號與歡樂儀式來掩飾政策失誤和痛苦記憶，藉以彌補黨國權威的折損，恢復黨國統治的絕對狀態。
參、生命政治：淘空城市、淨化人口
面對上海這一超大城市和超量人口的疫情爆發，面對病毒對大量生命的威脅，政府一旦介入，就面臨了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關於「生命權力」(biopower)的管理問題，也就是權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題，亦即「生命」如何成為權力規訓(discipline)的特殊領域，個體生命如何成為政治施控(manipulate)的對象等等。這種生命管理包括對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觀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對個人身體的微觀控制(身體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脈絡中，「生命政治」具有正向的功能性，是一種國家運用訓練、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養健康、有用、具有生產力之「公民人口」的政治技術。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對於上海疫情而言，不是一個增進生命素質的問題，是一個關於(城市)空間與(居民)身體如何進入黨國防疫策略與權力干預的技術操作問題，也就是把生命置入例外狀態、法律孤島、人道免除的狀態；這就是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與哲學》中指出的，主權政治總是對一般生命玩弄一種骯髒的遊戲：藉由保護生命而摧毀生命。換言之，上海的封城防疫，具有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交互辯證，一方面，居民以「自願奴役」成為「屬民」，一方面黨國以「法外主權」進行統治，也就是黨國在管理生命之時走向了死亡生命。
「清零」政策首先是把上海空洞化為「疫區」，一個污染之地、待罪之身；其次再把上海居民虛無化為「災民」，一個等待救援、接受淨化的無差別群體。於是，在「非必要不離滬」的禁令之下，上海不再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物理空間，上海居民不再是具備性別、年齡、職業與身分差異的個體(身體)，而是一種虛化的存在物。在此處，人權在所有「病體」上沒有任何意義。於是，一個具有歧視標籤的「城市難民營」就油然而生，一種為了隔離病毒而進行人口強制管理的空間策略；在此空間之中，「城市難民」並不具備國籍和公民身分，只是等待清離的剩餘人口。
這種「中國特色的防疫策略」，使上海這一城市失去了其作為現代文明空間的優勢與特性，僅僅變成一個「營」(camp)，一個「全景監視」(panoptic)下的巨型監獄；至於「市民」則被假設為一個個病毒可能棲身、散播、惡化的身體(病體)，一個「不潔之物」；在疫情爆發之際，法律就已預先對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使上海市民處於「有毒的先驗狀態」，失去作為公民而享有人權保護的資格，這就來到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牲人」(Homo sacer)概念，一個被詛咒的犧牲者，一種被挖空一切、赤條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種被主權剝離身體權利並處於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賤民，一種因為染疫而被視為純粹的生物體，一種「去主體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阿甘本在《牲人》(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奧斯威辛的殘餘者》(Remnants
of Auschwitz)以及《沒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等等著作中一再闡明適用於上海粗暴防疫的觀念：統治的邏輯就是捕獲生命(核酸陽性者)，就是隔離赤裸的生命(方艙難民)，把它作為一種例外加以排除(次生災難受害者)。簡單地說，病毒解除了公民身分，「清零」清除了人權。
肆、上海：「全景監獄」與黨國權力的實驗場
上海不再是上海，而是一個「全景監獄」(panopticon)。這種特殊的監獄是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一種由圓形大廳組成的環場建築，環場中央設有直立的監視塔，塔內的警衛可以監視所有的囚犯，但囚犯看不見警衛。今日的上海，就像一個「全景監獄」，中央監視塔就如同「黨中央」，居民居住的社區樓層就像一間一間時刻受到監視的囚室，居民則失去了個別性與差異性；佈滿街頭的攝影機就像一隻隻「權力的眼睛」，一個個「電動祕密警察」，緊盯著不服防疫命令的居民。在全景監獄中，囚犯沒有姓名，只有「編號」，每個編號記錄了囚犯的紀律表現，以作為矯正和懲罰的依據，一如上海居民必須攜帶可以電子定位和追蹤的「健康碼」，記錄每個人是否服從黨中央的命令。換言之，作為一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上海已成為「黨國巨靈」下一個全景監視的權力劇場，一個國家權力全面張羅與滲透的展覽館，一個社會控制、肅清異己、懲治不服防疫的實驗區。
上海的清零與封城，為中共黨國提供了一個極權主義的實驗劇場。在這一劇場中，黨國通過硬隔離、反覆核酸檢測、封鎖街道與社區、方艙隔離、清離染疫者、健康碼、入室消殺……等等措施，遂行無所不在的監控和管制。這種權力的施展，通過市政官員、防疫警察、居民委員會、志工等等，穿透人民的日常生活，逼近人們基本的生存底線。換言之，上海封城提供了一個社會管理與身體控制的「極限測試」，使中共獲得並更加熟悉大規模城市管制與人口運轉的經驗，以及測量人民甘願服從的程度。
伍、法的「例外狀態」
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清零政策，是一種具有權威基礎的「恐怖統治」(governance of fear)，也就是通過物資管理、足不出戶、強制隔離，使人們面臨飢餓邊緣與死亡陰影。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反覆闡明，這種具有毀滅性的恐懼感，不但可以降低反抗，也使原本生硬的黨國權力更加潤滑和通透，處於「自我例外」和最高律令的絕對優勢，使清零的暴力屬性得以維持和升級。
然而，這種恐怖統治並非來自真實的法律基礎，而是一種「法的例外狀態」，它來自習近平這一「以自身地位為權力之來源」的國家領導者。習近平具有一種阿甘本所說「法的例外狀態」的權威地位，也就是習近平所有的講話、宣示、文稿、指示、規定…..，都是雖不具備正式法律形式但卻具有最高執行效力的命令；在某些情況下(如疫情時期)，就會轉變成為具有法律的適用性，即被當作法律來執行，進而形成一種「例外的常態化」。這種例外狀態正是極權主義治理的普遍規律。
當習近平宣稱「防疫政策是由黨的性質與宗旨決定的」之時，所謂「黨的性質與宗旨」就產生了「法的例外狀態」的效果。阿甘本在《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一書闡明了「法的懸置」(iustitium)概念，權威者將作為權力之基礎的法律懸置起來，但保留了權威的本性，這個本性就是權威者人身的特殊地位；權威者無須從人民或代議機構得到法律授權，他的權力直接源自於他自身。阿甘本指出，在法的例外狀態之下，權威者不受法律約束，權威者本身就是一個「活的懸置法律」。
「法的懸置」意味權威的恆常化、例外化與免疫化，一種「作為合法的無法」(lawlessness as law)，也就是作為常態性運作的非常態性，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基本特徵，一個所有公民直接面對領袖意志而自我虛無化的體制，這種體制塑造了一種「極權主義的被壓迫傳統」，一種「韭菜命」。法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暴力的批判》中指出，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所生活的「例外狀態」不是什麼例外，而是「常態」。
陸、上海的反諷抵抗
然而「法的懸置」具有辯證轉化的特性。一方面，權威者「無法無天」，但正是這種無法無天，被統治者也擁有最大的任性與反抗的潛能。這是一種辯證的鬥爭，而當被統治者處於權力的弱勢時，直接的反抗就會以反諷的形式來表現，也就是犬儒主義的反抗。
一位上海市民在網上留言：只要不是死於新冠，怎麼死的都可以！
上述這種反諷抵抗(ironic resistance)是一種將生命政治倒轉為「死亡政治」的具體描寫，將「病毒之死」與「清零之死」做了對比之後，作出前者「重於泰山」、後者「輕於鴻毛」的判斷。實際上，「清零」就是一個「製造裸命」(making bare -life)的過程，因為如果「清零」是為了防止「新冠之死」，而且僅僅為了新冠之死，那麼「其他之死」－所謂「次生性災難」，包括因為沒有核酸證明而被擋在門外的「拒醫之死」、禁閉家中且食物殆盡的「飢餓之死」，足不出戶而精神崩潰的「跳樓之死」，都被生命政治的死亡計算排除在外。實際上，因封城而死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多。然而，中共的統計魔術在於：只要病人不是病毒直接致死，就不計入疫情期間的死亡數字。因為這些「非新冠之死｣在政治上是被允許的，在道德上是被寬恕的，在情感上是冷漠的。「非新冠之死」在清零政策上是一種法律的「例外的死亡」，因而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常態性死亡，根本無須掛念或珍惜，甚至完全可以加以排除(exclusion)。
這些「非新冠死者」，一如阿甘本筆下的「牲人」(Homo Sacer)，他們死無遺憾，他們只是「黨國主權」下的犧牲品，是例外，一種微不足道的代價。
柒、我們這是最後一代，謝謝！
一位上海市民在受到防疫警察以「不配合(核酸檢測)會禍害三代」的威脅時，冷冷地說道：「我們這是最後一代，謝謝！」
這是一種以「不育」和「絕後」作為「反諷－解構」策略，使「清零暴力」失去其對象性與延續性，進而斷絕暴力施展的蹤跡和路徑。這是一種對暴力的「謝絕」，將「禍害三代」終止於「我們這一代」，這意味中國年輕世代不惜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倫理禁忌，一種不對未來抱持任何希望的厭世態度，來表達對黨國的抗議。然而，這種抗議，既是一種大哉無望的「斷後」，同時也間接宣告權威者的「斷權」：我的不生，是你的權力的斷子絕孫。
捌、上海：我的房子只是「韭菜盒子」
一名匿名網友在網上留言：「如果花幾百萬、幾千萬買的房子，別人想進來就進來的話，那這個房子就不叫房子，叫韭菜盒子」。
「韭菜」是當今中國人對自身生命低廉、奴性強韌、任人宰割的自我嘲諷。在暴力清零之下，上海出現防疫警察破門、翻窗進入民房進行「入室消殺」的盜匪景象，乃至出現任意打開居民家中冰箱噴灑消毒藥水的荒誕行徑，這就是上海居民將自已的房子稱為「韭菜盒子」，自我嘲謔地將自己比喻為鐮刀之下任憑宰割的韭菜。然而，上海人不知，在清零政策之下，上海已成為2500萬戶的「小型集中營」，裡面住的已經不再是韭菜，而是與病毒合而為一的「陽性病體」，病毒與人體已經抹除了界線，公民與牲人合為一體；為了國家的健康，作為病體的居民只是應該消除的、不值得存活的剩餘生命。上海人不知，防疫政策下的上海居民已成為「上海牲人」。
玖、代價：一種政治免疫的犧牲儀式
一位名為「深陷咖啡的Grace」在微博上說道：「上海不再是文化高地，而是政治據點，上位者如同掃蕩者、侵略者、殖民者一般，政治決策裡，不惜一切代價，我們就是那些所謂的代價，是隨隨便便可以被無視的」。
然而，所謂「代價」，在維護黨國的同一性與延續性之下，當然可以犧牲。這是上海市民尋求「政治免疫」必須交出人身權利的過程，如果必要，暴力也可以介入。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在《免疫》一書中指出，法律具有使用暴力以免除暴力(包括病毒)威脅的必要性，也就是暴力性的免疫防護；在此意義上，上海清零就是上海居民的一種「犧牲儀式」，為了清除病毒，黨國必須「徵收」(expropriation)上海市民的人身財產，以交換黨國重新發出的身分認證。
拾、頂層設計：主權者的最高決斷
在繼《四月之聲》影片記錄上海封城的實況之後，2022年5月，《中國數字時代》發佈了網路視頻《五月之聲》，搜集整理了4月23日至5月22日期間，中國境內多個城市疫情封控的情況。在內容上，該片揭示了中共的言論審查、權利打壓，記錄了民間疾苦、民眾呐喊與抗爭；在形式上，該片模仿了4月22日全網火紅並遭審查下架的上海封城短片《四月之聲》。片中，一首名為「圍」的搖滾歌曲唱道：
圍住了城，圍住了鄉，
圍住了繁華與荒涼。
圍的盡頭有一把槍……。
片中，一位女性菜農說：「外面小區他們買菜買不到，而我們這裡的蔬菜基地，蔬菜一根都賣不掉！」影片中，出現了多個社區居民集體敲鍋抗議，在同時，傳來了一段廣播：「據有關單位通報，境外勢力在鼓動中國居民敲鍋抗議」；影片中出現所謂「硬隔離」，某小區被強行掛上電網，居民抗議稱小區被當作集中營；上海曹家渡一位業主在電話中對街道工作人員抗議：「今天冒一個陽性，明天冒一個陽性，你就是沒完沒了的這樣搞下去，你有本事把蒼蠅蚊子給我清了啊！」影片中一些滯留上海的貨車司機，已一個多月沒吃沒喝；一個上海市民吐槽防疫的「頂層設計」是「邏輯死循環」：「讓一些智商只有80的人來做防疫的頂層設計，搞得好才怪了！｣；一個被隔離在方艙醫院的市民說道：我在這裡完全沒有被當人看，沒有被當病人看，這裡邊真的像難民營一樣，像牲口一樣被趕到這個裡邊就完了；一位上海市民聚集抗議「硬隔離」，宣稱：「做事要有法律的，不是領導為所欲為，不是無法無天的時代」；影片中出現一名外國人士衝出隔離大喊：「我要死 (I want to die) ！」影片最後以「中國，早日康復」作為結尾。
影片正是在紀錄和證實上海的「例外狀態」，其中「集體敲鍋抗議」、「社區集中營」、「頂層設計」、「方艙難民營」等等，都是針對「制定例外－製造裸命」的「主權者」的抗議。正如德國哲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主權者」就是生命政治的最高管理者，決斷例外狀態的那個人，也就是在共同體內部隔離出例外狀態，而正是在主權者的至高操作(頂層設計)中，也就是在阿甘本所謂「至高禁止」(sovereign ban)的場域中，生命被排除在它本應受到保護的空間之外。換言之，所謂頂層設計者正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主權者，頂層設計者正是憑藉無法無天的行為，使國家其餘部分成為主權者的輔助和奴僕，從而讓主權權力的效能獲得實現，這就是「社會主義－習近平體制」優越性的表現。
拾壹、上海的抵抗遺忘
對於疫情結束，中共不稱「解封」，因而也就不曾存在「封城」，這是催促人們選擇遺忘，選擇抹除清零期間所造成的死亡、痛苦和創傷的記憶。然而，稍具常識者皆知，如果沒有封城，那「清零」是在清除什麼？當官方要求人們選擇遺忘之時，更多的人選擇了抵抗遺忘。
例如一個名為「功不唐捐的孤島」的微信視頻號，6月1日發佈了一首歌，視頻以黑色為底，配合著歌聲展示歌詞，提醒人們不要去「喝慶功的酒」。其中一段歌詞寫道：「不要撕掉那一頁日記，不要埋葬公開的秘密，在陽光燦爛的今天，不要諒解黑夜的暴戾」。
媒體人連清川，現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在微信上發文：
「六月，難道我們不應該用來追問嗎？如果不曾封城，那麼這兩個月到底是什麼？誰來為這兩個月丟失的時光負責？是誰關閉了醫院，讓那些無辜的人死在門口？是誰把人們封在社區裡，任由他們挨餓？是誰丟掉了各地支援來的物資，任由他們腐爛在垃圾桶裡？是誰把變質的食物，賣給了官方，變成了政府物資？是誰封閉了道路，讓親人們永隔陰陽？是誰讓那些逃離困居的人，長途跋涉，露宿在火車站？」
連清川又說道：
「在苦難過後，討論歡樂是一件有罪的事情。而如果這個苦難本身就是被製造出來的話，那麼忘卻就是一種恥辱」。
這一連的追問，這種遺忘的恥辱感，是推動人們選擇拒絕遺忘而顯示生命政治真正價值之所在，一種對自身例外狀態之生命危急的喚醒與保存。「上海清零｣是當代中國人無法抹除的痛苦敘事，只有正視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認清並記住不是「疫情」而是「防疫政策」造就了這場作為結局的「死亡生命學」，才能擺脫「牲人」的宿命，進而解構主權者的狂妄與荒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