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不要低估習近平的侵台野心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4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6月8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0619

極權領袖的決策邏輯與民主國家完全不同，
不能以相同的行為模型來解釋。（法新社）

近年來，國際社會普遍希望以「理性成本」來理解中國的對外行動，並假設習近平不會採取高風險的武力冒險。然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香港國安法突襲落地、南海軍事化、全年無休的圍台軍演和軍機繞台，再再提醒我們：極權領袖的決策邏輯與民主國家完全不同，不能以相同的行為模型來解釋。 

在民主邏輯下，決策核心在於民意問責與「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民主執政者的權力來自選票，必須維持經濟增長、社會穩定與公眾福利，才具備「執政合法性」。一旦決策失利，就會在下次選舉中落選下台。 

在極權邏輯中，領導人的產生來自「少數指定」；社會的經濟繁榮、人民的生命財產，甚至外部的和平環境，都可以在「政治掛帥」的大帽子之下被犧牲。如果極權領袖(習近平)認為某種危機(包括戰爭)，有助於凝聚內部統治、清除潛在政敵、完成其歷史宿願，那麼即使經濟倒退三十年，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戰爭邏輯從來都是合理的。 

問題不僅是習近平是否準備立即開戰？而是台灣不能再以「維持現狀的樂觀主義」低估近平的戰略意圖。台灣不能抱持「簡單化反共」，認為反正中共暴政必亡，美國會出兵保衛台灣，所以台灣高枕無憂。我這裡引用美國前總統雷根的一句名言：「復興始於反思」(renewal begins with reflection)；必須清楚理解習近平的侵台野心，反思台灣自身的弱點，才是真正保衛台灣之道。 

習近平的戰爭意圖不是單一變量，而是由「體制性的結構壓力」、「矛盾性的內部危機」與「絕對性的獨裁意志」共同塑造的結果。在這種決策環境中，戰爭可能不是「最佳選擇」，但卻是「政治上必要的選擇」。因此，台灣與民主世界的首要任務，不是猜他是否會開打，而是準備好「他可能會打」的所有路徑。和平的維持，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少數親共政客的幻想天堂，而是建立在現實理解與實力準備之上。 

當一個極權體制內部遭遇不可逆的結構性危機時，對外發動爭往往不是因為「實力足夠」，而是為了「危機轉嫁」─將內部的合法性危機轉化為抵抗來自外部的民族生存危機，這正是不能以常理低估習近平戰爭意圖的關鍵所在。

 

一，體制性的結構壓力 

美國政治學麥可‧貝克利(Michael Beckley)與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在《衝突將至：即將到來的中美戰爭》(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及相關論文中，提出「巔峰強權陷阱」(Peak Power Trap)的概念，認為一個國家在權力封頂之後的下滑，才是戰爭慾望最強烈的時刻，換言之，一個即將見頂、開始走向衰退的極權大國，往往比一個正在持續崛起的國家更具攻擊性。不要以為中國經濟變差了台灣就安全了；恰恰相反，在中國「封頂下滑」的這幾年(通常被定性為2020年中後期到2030年代初)，正是台海最容易爆發衝突的「危險區域」(Danger Zone)。 

歷史上許多戰爭的發生，都不是侵略國家的實力處於巔峰狀態，而是實力下滑階段。當一個國家的體制走向「剛性極權」時，體制內就會產生「集體焦慮」，一種擔心體制崩解之後無人倖免的恐懼文化。 

中國內部的結構性困境，來自周邊「反中圍堵網」的持續收緊，此時極權體制的生存本能更容易將其推向「以非理性冒險來打破僵局」的宿命。 

當經濟無法再提供統治合法性時，極權體制就會泡製各種「民族主義的鴉片煙」，這種精神毒癮，會催迫把體制的合法性基礎轉移至強烈的「歷史使命」與「民族復興」之上，從而「回養」民族主義的頑固性。所謂「中國統一」的敘事，就會成為體制救命的止痛劑。 

面臨嚴峻的內部問題，如失業率高漲、房地產泡沫化、地方債務危機、陷入通縮泥淖時，在極權邏輯中，發動一場外部衝突，特別是已被歷史定調為「國家統一」的台海戰爭，是凝聚內部凝聚力、合法化社會管制、並將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生存危機唯一的高壓排氣口。 

在美國的「三叉戟戰略」與日盟的「三線圍堵」地緣進逼之下，北京高層必將產生「時間不在中方這一邊」的集體焦慮。在這種歷史緊迫感與窗口關閉的雙重壓力之下，會急劇拉高習近平軍事冒險的誘因。 

極權體制的最大特徵就是「糾錯機制」與「問責功能」的缺乏。在中國當前「老/新結合的新軍國主義」體制下，沒有任何一股內部力量，無論是反對派、軍方理性派、還是民營企業家，具備對最高決策說「不」的法理與實力基礎。 

當體制內部一旦啟動「備戰」與「軍民融合」的國家機器，整個社會、科技與供應鏈就會被綁定在戰爭動員的車輪上。要讓這架龐大的機器停下來，其所付出的政治成本反而比「硬幹下去」還要高。

中國極權體制的生存本能，
更容易將其推向「以非理性冒險來打破僵局」的宿命。（法新社）

二，矛盾性的內部危機 

中共過去四十年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一個不成文的「績效契約」上：人民放棄政治參與，換取經濟持續增長與生活改善，俗稱「悶聲發大財」。然而，這個「以溫飽換取統治」契約，已經實質違約。 

1，台灣不是領土問題，而是「戰略槓桿」 

許多分析家認為，中國內政失控、經濟蕭條，習近平就沒能力打台灣。實際上這是一種「自我麻醉」的危險言論。極權歷史的規律恰恰證明，正因為總體矛盾即將爆發，習近平才「必須打台灣」。台灣在極權體制的眼中，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領土問題，而是戰略槓桿，在中國內部極權壓力爆表時，以解決台灣問題來重組政權合法性、延長統治壽命，就具備以「救亡合法性」來換取「績效合法性」的必要性。 

在內部矛盾的重重壓力下，所謂「台灣問題」就變成了中國試圖「打破時間劣勢、重新洗牌國際秩序」的戰略槓桿。習近平賭的不是台灣這塊土地的經濟產值，也非台灣僅僅3.6萬平方公里的小塊土地，而是試圖透過一場地緣豪賭，驅離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並逼退美日盟友，為陷入死局的中國經濟開闢「生命出口」，打造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封閉式的「中共帝國」。 

2，經濟「合法性赤字」的全面爆發 

當前中國正面臨通貨緊縮與房地產泡沫的雙重絞殺，出現「財富負效應/資產萎縮」現象，民眾發現不論如何內卷和努力，資產都在貶值縮水，社會底層的集體怨氣就會膨脹與累積。這股巨大的怨氣，中共當局必須進行「視線轉移」和「危機轉嫁」。 

在英國知名的勞動經濟學家Guy Standing的《無效階級》(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一書中，提出一種「朝不保夕」的群體。The Precariat是由"precarious"(危險的)和”proletariat”(無產階級)組合而成的新詞，意指「不穩定的無產者」、「岌岌可危的階級」、「流眾」、「危難工人」、「危產階級」等等。這一群體與中國俗稱的「爛尾娃」非常類似。 

中國每年上千萬的大學畢業生無法進入高薪產值行業，高科技與軍民融合產業根本消化不了龐大的就業人口。大量高學歷、無希望的失業青年，是任何極權體制最恐懼的不定時炸彈(或Z世代革命)。對中共政權而言，當經濟承諾失效，如何將「生活痛苦」的根源轉嫁給「外部敵對勢力」，並以「收復台灣」作為新合法性的來源，就成了體制續命的唯一解藥。 

3，以「實戰」進行軍隊清洗 

近期從國防部長(先前的李尚福、魏鳳和)到中央軍委核心人物(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劉振立)接連遭到「政治整肅」，表面上是反腐，而是習近平對軍隊忠誠的極度不信任。 

習近平的信任危機來自官僚與軍隊隨著青年世代相繼躺平，為了打破體制僵局，重新絕對掌控軍隊，就會傾向發動一場實戰來進行大洗牌。在戰爭狀態下，任何內部不從或質疑都會被定性為「叛國」，讓領導人以戰時體制為由，徹底壓制內部的消極力量。 

4，氣炸鍋效應 

中國長期利用數位極權、網格化社會控制和高昂的維穩經費，硬生生地把所有的內部社會矛盾，例如地方財政破產、民生抗議、金融爆雷等等，封印在高壓鍋之內。 

地方政府財政因為土地財政消失而破產，已經開始直接衝擊基層維穩機器(如警察、網管、基層公務員)的薪資待遇。當維穩機器的螺絲鬆動、高壓鍋即將炸開時，習近平需要一個「戰爭總動員」來封蓋國內的高壓鍋。 

一旦發動侵台戰爭，就能讓北京堂而皇之地將中國經濟轉入全面配給制、實施宵禁與戰時管制。所有的民生抗議在戰時體制下都將失去正當性。這是一種極端但極其有效的「政治脫困」策略。 

5，窗口焦慮：晚打不如早打 

習近平很可能判斷，中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如人口急速老化、勞動力萎縮、科技遭西方全面圍堵)是不可逆的，換言之，中國的綜合國力可能正在「見頂」(Peak China)。如果他認為五年或十年後的中國，經濟會更差，社會更不穩，美日台菲的聯和圍堵會更無懈可擊，那麼在極權的風險評估中，就會出現「現在不打，以後更打不贏」的邏輯。這就是「窗口焦慮」，當這種「窗口即將關閉」的焦慮達到極限狀態時，就是習近平按下戰爭按鈕的時刻。 

三，絕對性的獨裁意志：獨裁者陷阱(Dictator's Trap) 

極權國家的最大黑天鵝，就是領導人的政治性格。 

在尋求「終生主席」的進程中，習近平對權力得失的敏感度將日趨深重。「定於一尊」還不夠，還要「定於絕對一尊」。這種「絕對一尊」的權力結構，必然在體制內產生極致的恐懼文化。 

圍繞在習近平身邊的決策圈(如二十大後完全由親信組成的常委班子)，其核心任務是「迎合上意」而非提供真實情報。下級為了政治安全與晉升，會層層過濾負面資訊，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將使習近平的「認知盲區」愈加擴大。 

一種由資訊繭房構成的「獨裁者陷阱」，將使習近平難以真實估算侵台的代價。他聽到的報告很可能是：解放軍戰力無懈可擊、台灣防衛意志薄弱、西方國家因經濟依賴不敢實質介入等等。這種高度失真的資訊，極易讓習近平作出「必然會贏」的非理性誤判。

 

四，實力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在2026年5月14日北京「川習會」中，習近平對台灣問題展現出近年來最坦率、最直接，用詞最具攻擊性的強硬表述。他警告美國總統川普，「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並以語帶威脅的口吻強調：「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 

習近平的表述就是一種「極權施壓」，全力把台灣問題包裝成一場「美國只要介入就會引發美中毀滅性大戰」的末日預言，試圖讓美國逐步走向「戰略退卻」，從而在第一島鏈的防禦弧線上，為中國發動「對台致命一擊」挪出寶貴的時間與空間。 

習近平併吞台灣的野心，只有變強，沒有鬆動。 

如果我們繼續用「中國經濟變差，習近平就不會打台灣」的民主思維來催眠自己，台灣就會在最危險的「窗口期」放鬆警惕。換言之，不能以民主邏輯硬套在極權邏輯之上。極權領袖永遠活在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世界，對其心存僥倖，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對習近平而言，解決台灣問題，是在中國進入歷史性通縮之後，唯一能夠用來重組執政合法性、超越毛鄧、在歷史上自我封神的終極政治解藥。面對一個永不按照民主牌理出牌的極權對手，台灣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實力求和平」。

 

《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七危機

─「後習時代」的跛腳政治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12月14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61371

習近平本世紀最大的「蠢政」－動態清零－終於來到檢驗苦果的時刻。中國國務院12月7日公布「防疫政策新十條」，內容包括不得採取臨時封控，縮小核酸檢測範圍，不再對跨地區人員要求核酸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並鼓勵無症狀和輕度感染者居家隔離等等。看來，習近平的「愚蠢防疫」已開始步入尾聲，三年來的嚴格封控，雖然近在前日，卻恍如隔世。然而，這種「大夢初醒」的防疫噩夢，也提早宣告了「後習近平時代」的來臨：一種威信掃地、跛腳歪行的假性統治。

習近平的「愚蠢防疫」已開始步入尾聲，三年來的嚴格封控，雖然近在前日，卻恍如隔世。（美聯社）

優化防疫：180度的大腦變異

 一如當年「動態清零」是在習近平拍腦之下隆重上路，今日的煞停轉向同樣也是突然竄出、一翻過頁。曾經堅定不移、席捲全國的「動態清零」，誰敢反抗誰就是「反革命」的肅殺威嚇，如今居然敬而遠之、隻字不提；而其改採所謂「優化防疫」的蒙眼瞎說，一樣缺乏科學意義上「與病毒共存」的配套與部署，似乎一切聽天由命！曾經被視為「形勢嚴峻」的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如今似乎「自我變異」成為「致病力明顯下降」的小毛病，曾經風聲鶴唳，轉眼雲淡風輕。 

實際上，奧密克戎毒株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中共當局180度的「大腦變異」：說它嚴重就嚴重，說他不嚴重也就不嚴重！換言之，一株病毒的毒性，官員可以正反兩面說，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曾經被視為「形勢嚴峻」的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如今似乎「自我變異」成為「致病力明顯下降」的小毛病。（美聯社）

不是生命至上，而是黨命至上！　 

就在不到2個月之前的中共20大，習近平宣稱「防疫是一場人民戰爭」，誇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還信誓旦旦宣稱「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然而，人民戰爭不敵學生抗議，一場「白紙革命」平地而起，幾句「下台」口號穿刺耳膜，由於深怕「六四運動」再度重演，深恐黨的危機不可收拾，在「白紙」面前習近平立即「堅持動搖」：不是生命至上，而是黨命至上！習近平絲毫不為動態清零造成的傷害表達道歉與遺憾，卻拋出「防疫工作告一段落」的說辭而沾沾自喜。 

實際上，「遇事逃避」和「轉移危機」是習近平一貫的風格。習近平藉由出訪沙烏地阿拉伯，刻意逃避放鬆防疫的無能與尷尬，以「靜默無聲」遠離爭議的尖峰和浪頭，充分暴露習近平「剛毅不足、懦弱有餘」的本性，一個輕慢、投機的國家領導人。 

官媒緊急啟動「記憶刪除工程」 

在此轉向過程中，中共的宣傳機器、造假官媒與御用專家的欺騙性暴露無遺，無論是古老歷史或短期經歷，中國官媒最擅長的莫過於「記憶刪除工程」：淡化痛苦、編造事實、抹除暴政。曾幾何時，這些黨國喉舌大肆批評西方國家的「病毒共存」政策，渲染西方國家恐怖的死亡數字，卻完全避談今日中國的解封，不正是步上西方國家的後塵？也完全迴避在疫苗效力低下與老齡人口接種率不足情況下，一場突然解封完全有可能造成遠比西方國家更大規模的死亡現象。 

原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指出，中國政府鬆綁防疫封控措施後，80%至90%的中國人都難免遭遇一次病毒感染。即使保守估計，以14億人口的60%感染比例來預測，中國約有8.4億人口受到感染，遠高於目前全世界約6.48億的感染人數。

黨國喉舌大肆批評西方國家的「病毒共存」政策，渲染西方國家恐怖的死亡數字，卻完全避談今日中國的解封，不正是步上西方國家的後塵？（美聯社）

從清零到不清零：黑白變換的政治騙術 

三年來，習近平將「動態清零」視為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的表現，採取高壓手段進行非人道防疫，誇稱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拯救生命、保障健康。就在不久之前，中共當局極力誇大奧密克戎病毒的危害性，御用專家不斷強調此一變異病毒隱秘性更強、傳播速度更快，早期感染者更難快速識別等等，凡此都是為了證明習近平「清零德政」的合理性。然而，僅僅不到兩周，同樣一批御用專家改口宣稱，此一病毒「非常接近季節性流感，可防、可控、也可治」。實際上，前後兩種說法盡是「愚民/蠢政」的表現，一種黑白變換的政治騙術。這就是中共政權的本質：以騙局打造極權統治，以謊言玩弄韭菜百姓。 

實際上，人民並不相信「防疫新十條」是中共真正放棄清零的政策宣示，正好相反，更多的民眾正在利用空檔，採買各種應變物資，等待又一次封城的來臨。 

習近平：剝去新衣的裸體國王

 儘管習近平實現了「三連任」的野心，但尚未就任就已提早進入「後習近平時代」，也就是裝腔作勢背後的愚昧無能，一個「十里不換肩」神話的破滅。另一方面，儘管習近平建立了「唯我任用」的習家軍，看似內無雜音、外無政敵，實際上卻是四處無援、孤掌難鳴。如今的習近平猶如跛腳之鴨，更像被剝去新衣的裸體國王，人民嘴上不說，但心中鄙視！ 

當人民看清了真相，當人民衝破了恐懼；一張白紙：什麼都沒寫但什麼都說了，徹底撼動了習近平「工農兵」水平的低級權威，揭穿習近平無科學、無經濟學細胞的「毛式思維體系」；儘管習近平依然高高在位，但是在「習近平下台」的口號之下，習近平在人民心中已經遭到罷黜和免職。

後習近平時代：一個假性統治的反諷年代 

「後習近平時代」是一個危機四伏、多點爆發的新時代，是一個外強中乾、敗絮其中的內腐年代。從此以後，中國將進入一個「三不社會」：不服從、不相信、不期待。隨著習近平威權的消解與退化，中國社會將走向虛無化與頹廢化。人們不再寄予希望，而是憤怒的無奈，一種對欺騙的反欺騙！ 

「後習近平時代」也是一個「價值裂解/犬儒主義」的年代，一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崩解碎裂，一個「反諷政治」的頹廢時期。人們不再忠於長期習慣的信仰，不再履行基於信仰而付諸行動的義務與忠誠，人們不再相信中共的宣傳與教育，不再相信黨的教條與理論，不再相信「黨的領導人」，不再相信「偉大領袖」。

「後習近平時代」是一個危機四伏、多點爆發的新時代，是一個外強中乾、敗絮其中的內腐年代。（美聯社）

習近平猶如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楚門」(Truman)，身邊的官員猶如假戲真做的陪襯演員；習近平終其一生都在上演「中國版的《楚門的世界》」，不同之處在於，習近平逃不出謊言包圍的虛擬世界，渾然忘我，難以自拔。

《宋國誠專欄》 中共到底何時攻台？－習近平「武統台灣」的光譜分析

 

《宋國誠專欄》

中共到底何時攻台？

－習近平「武統台灣」的光譜分析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11月01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7763&utm_source=newsshare-fb&fbclid=IwAR0EYtxzidhMUtgPGphB6hKRZykW2pzKZuywzRNLghp028TwdxDYcM2l2qA

 

習近平在中共20大政治報告中，關於所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論述，主要在以下的段落： 

「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

 

「武統台灣」的光譜辯證

 

所謂「兩岸和平統一」前景黯淡、機會縮小。在此暫且不論。 

儘管各界對於中共20大之後的「武統台灣」問題，發出了各種「提早」、「加速」的判斷，但「武統台灣」並非一個主觀猜測下一種「倒數計時」的定時爆發問題。這種「武統時機」的主觀判斷，缺乏「可證性事實」(testable facts)的佐證，也缺乏對「政策形成」(policy formation)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以及其中可能產生「政策誤判」(policy of misconduct)的心理分析。實際上，中共的武力犯台是一項「政策制定過程」(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不是「一道命令」、突襲或「選日子」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共武統台灣是一種從「一定要」到「一定能」的「戰略決斷/光譜辯證」(strategic resolution/dialectics of spectrum)演進過程，以及習近平個人心理一種「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所造成的「量變/質變」過程。

 

習近平：英雄主義躁鬱症

 

必須掌握習近平的「權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這是一種封閉、幽暗、專斷、具攻擊性的人格型態，容易造成「只聽愛聽、不聽不愛聽」的閉鎖性格。習是一個好強、愛鬥、求大的大國沙文主義者，其中尤以「愛鬥」(鬥同志、鬥派系、鬥異議、鬥國際、鬥人民)最為顯著。對於一些「偉大願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祖國完全統一)，習近平具有一種至死不渝、堅持到底的固執，對此，我稱之為「烏托邦偏執症」(Utopian paranoia)，這是一種精神上對於榮譽目標的強迫症，一種對權力的狂熱與崇拜，一種「英雄主義躁鬱症」，其對武統台灣的認知正是這種偏執與狂熱的表現。

 

習近平戰略決斷期的「靜態光譜」

 

圖一是對習近平「武統台灣」靜態性的光譜分析，在此一分析框架上，首先排除習近平對「台灣因素」的考慮(設定為「不變因素」)。依據習近平「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的表述，這裡展開一個從「主觀心理」到「客觀結果」的光譜歷程。這一歷程對於習近平而言，是一個漸進式的「戰略決斷期」，其所對應的是美國及其盟國互為消長和光譜拉鋸的「戰略猶豫期」，同時也是武統台灣各種軍事手段的「戰術準備期」，內容涵蓋了從「訓練動員」到「全島佔領」的推進過程。戰術準備的成熟度，影響了戰略決斷的強度與時機。而在認知圖表(cognitive map)上，則是習近平「權威性格」的體現，也就是從「烏托邦偏執」到實現「大國沙文主義」的全過程。

 《圖一 靜態光譜》

 

所謂「戰略決斷」(strategic resolution)是一種對戰爭的理性計算和損益分析，是意志結合判斷之後的政策產出(policy outcome)，是國家安全與對外行動的指導原則。但無論理性計算是否充分和周延，其政策取向均以「走向戰爭」為目標，它既是理性的判斷，也是意志力與野心在時間區段上的選擇與能量釋放。 

除了「戰略決斷」之外，戰術準備也是重要的評估內容並影響戰略決斷的準確性。在每一項戰術準備中，都彼此涉及專業和複雜的交錯關係。只有在各種戰術項目處於最佳化狀態，才能進入戰略決斷的範疇，成為「正因素」或有效決斷的依據。

 

習近平戰略決斷的「動態光譜」

 

然而，圖一只是一種靜態分析，必須與美國及其盟友(外力干涉)的「戰略猶豫期」進行辯證互動，才能理解習近平戰略決斷的最後結果。在圖二中，所謂「戰略猶豫期」是從口頭或文件形式的「挺台宣示」到以實際軍事行動進行「武力保台」的過程。之所以會出現「戰略猶豫」，是因為美國及其盟國在「保台」議題上出現國家利益、戰爭損益評估、實質軍事能力高低、地緣政治關聯性，以及與台灣關係深淺程度的各種差異，進而形成政治共識與軍事協作的不一致。然而，相反而言，美國及其盟國也可能出現「戰略決斷期」，也就是從不一致走向一致，這對習近平的戰略決斷會產生重大的制約作用。

 

《圖二  漸進動態光譜》

 

習近平戰略決斷的「辯證互動光譜」

 

圖三則是習近平「戰略決斷」與美國及其盟國「戰略猶豫」的辯證互動關係，其結果至為關鍵。當習近平確認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猶豫」處於持續和延長狀態，也就是保台行動的分散與歧異，並且確認中共攻台之際，國際社會處於觀望和戰略模糊狀態，同時又認定自身的戰術準備優於對手，具有「物理戰力」的領先態勢，習近平的戰略決斷期就會縮短並強固。在此狀態下，習近平的「心理戰力」，也就是「烏托邦偏執症」就會出現「極大化」，此時也就是習近平啟動武力犯台，實現其「大國沙文主義」的關鍵時刻。 

心理戰力不只是習近平個人的心理特徵，也包括整個「解放軍體制」的心理素質。心理素質包括認同、求勝、犧牲等等屬性，也就是對「國家統一」的認同感，求勝意志的高低，以及是否願意犧牲生命以實現戰略目標。

 

                                             《圖三  辯證互動光譜(1)》

 

 

中共武統台灣絕不是習近平拍腦、搖鈴或突發奇想的侵略行動，更不是「算日子」、「圈日曆」的排表操課，因而不存在「統一時間表」的單線論定，而是一種與「外部干涉勢力」互為辯證的光譜演進過程，也就是習近平「戰略決斷」的變化歷程。換言之，當習近平認定外部勢力處於最小化、最弱化、最模糊之際，就是習近平決定對台動武的時刻。

 

什麼情況放棄武統台灣？

 

但是如果美國及其盟國並不持續處於「戰略猶豫期」，反而是隨著習近平主觀願望日趨強硬而轉變為「戰略介入」或「積極干預」，那麼習近平的戰略決斷期就會延長或擱置。如圖四所顯示，當習近平確認其武統台灣將受到國際社會的強力介入和干涉，甚至遭到美國及其盟友的嚴厲制裁和武力反擊，那麼習近平的「祖國完全統一」就會推遲或擱置，台海之間也將繼續維持現狀。 

對於中共的武統台灣，美國及其盟國並非總是處於戰略猶豫狀態，也可能自始處於戰略決斷狀態，這取決於中共武統台灣對區域安全、國際秩序、全球經濟、民主價值的破壞程度，尤其是俄烏戰爭的經驗，給予了美國及其盟國在光譜演進上從模糊走向清晰的重大推力。當美國認定一旦台灣淪入中共之手，將「重摔」美國的全球利益，從此失去盟國的信賴與依靠，進而使美國失去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及其盟國就不是只是猶豫，而是決斷。

 

《圖四  辯證互動光譜(2)》

 

習近平何時攻台？

 

總結而言，從本文「辯證互動」的分析框架而言，中共武統台灣的時機，也就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光譜終點，將發生於《圖三  辯證互動光譜(1)》的狀況，也就是習近平認定中共軍隊的物理素質與心理素質處於最佳狀態，武統聲浪升高至國家共識，戰術準備已經成熟和精練，混合作展體系已經就緒；而處於「辯證對立方」的國際社會，陷於綏靖主義、逃避主義與冷處理的立場，處於持續的戰略猶豫並逐步弱化，美國採取觀望或低度介入，乃至「為台而戰」的心理素質低落和戰術馳援不及和不足，最後加上習近平的「烏托邦偏執」處於極大化狀態。以上因素缺一不可，但一旦充實而具備，就是習近平揮軍攻台的時刻。 

當然，如果中共在攻台之前就已解體或崩潰，那麼習近平的戰略決斷期將立即終止。

《宋國誠專欄》 中國走在危機四伏的道路上－寫在中共20大閉幕之後

 

《宋國誠專欄》

 

中國走在危機四伏的道路上

－寫在中共20大閉幕之後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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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掌舵者的盲知與誤判，中國這一艘千年古船，在繼毛澤東之後，再度迷失在國際潮流與文明演進的道路上。我關注的不只是新的國家領導班子誰上誰下、誰留誰去的權力過渡問題，而是中國在一個視野偏狹，權力慾望遮心閉眼的領導人手上，正走向死亡的幽谷、災難的斷崖。

 

中國自絕世界、自斷發展機遇

 

一個向全世界喊出「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習政權，除了滿足一種逞兇鬥狠的莽夫性格，塑造舉國暴戾、全民陰狠的國民氣質之外，對中國一無是處！在2012年習近平掌權之前，中國一直奉行和諧國際、睦鄰外交、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努力通過國際合作與全球化利益連結，來創造中國發展的機遇。然而，中共黨內這一珍貴的「鄧小平遺產」，今日卻遭到習近平無情的、鄙視的拋棄。戰狼外交取代了睦鄰外交，萬國對抗取代了國際合作，八方樹敵取代了廣結善緣，例如所謂「小粉紅」不斷在全球網絡中製造敵意、醞釀是非，減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正面印象和道義支援；又例如中共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事館「毆打抗議者」事件，中國公使竟宣稱「打人是外交官的職責」，事雖微小，卻盡露大國之病、官員之殘。以此下去，中國必將成為多國圍堵下的國際公敵，全盤失去中國繼續崛起、向前發展與民族復興的契機。 

習近平在20大政治報告中，一再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創新、高質發展等等路線選擇，但實際上，這些主張恰恰反映出中國處於當前「全球圍中」的情勢下，一種無奈與無力的「抵制性選擇」。換言之，一個孤立而自大的國家性格，一種閉關鎖國的發展路線，在國際厭中的巨大壓力之下，既不可能繼續維繫中國的崛起，更不可能實現民族的復興。換言之，自立與自主，只是對國際壓力和反中情勢的退縮與逃避，只是一種孤絕與自我邊緣化。

 

遏制/反遏制：中國特色的脫鉤戰略

 

國際現實主義理論固然作出大國競爭必然走向對抗與戰爭的悲觀論定，「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更指出大國對抗終將走向生死交戰的境地。但「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可避免，而且必須避免，而中國的智慧就在於如何避免陷入此一陷阱之中。然而，習近平領導的當代中國，一再拒絕向國際社會，特別是至今依然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釋出任何善意與友誼，主動選擇一條「中國特色的脫鉤戰略」，主動斷絕與美國的各種對話、協商與溝通管道，粗率選擇一種「遏制/反遏制」的路線，而不是一條「迂迴/智取」的聰穎策略，這必將使中國走向僅僅專注於自身發展與國家利益的孤立之路，必將使中國脫離全球市場與價值共享，失去獲取世界友誼的「和平紅利」，最終只能在孤立中陷入窒息與衰敗。

 

中國正面臨「多發性經濟風暴」

 

面對超過70個城市、覆蓋3億人口、經濟增長急速下滑的清零封城政策，習近平宣稱絕不改變、絕不動搖。顯示當前這位最高領導人，完全無感於庶民生活之痛苦，無知於經濟凋敝的危機四伏。一個案例顯示，在北京一份月薪一萬元人民幣的工作，一天之內就收到超過一千份的求職信，這顯示中國已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據統計，2022年9月中國16-24歲城鎮青年的失業率達到20%，創下歷史新高。除此之外，中國正面臨「多發性的經濟風暴」，從大量失業、企業裁員、商家倒閉、消費萎縮、金融脫序、財政虧空、外企撤離、外資流出等等，自稱偉大的習近平，完全沒有提出有效的對策，甚至完全無視問題、規避真相，乃至宣稱所謂「中國特色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個領導者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苦民所苦」，但習近平卻「虐民以樂」。在習近平眼中，「保黨」重於「利民」，紅色江山勝於庶民百姓。在此情況下，被自家人吹捧上天，被愚忠黨員、無知粉紅伏跪在地的中國共產黨，不止於表現少數統治集團的專斷性，更是被一個人的野心與傲慢所驅動的政治機器，無情地吞噬和碾碎草芥不如的中國百姓。

 

「中國式現代化」只是中國共產黨「專政的現代化」

 

習近平提出了中國發展的最高願景：中國式現代化，但隨即定義其內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既非西方社會以科學、理性、民主為要素的現代化，也不是以儒家倫理、亞洲價值為內涵的「東亞現代化」，其本質就是「專政的現代化」，一種共產黨恩賜的、許可的現代化，一種沒有民間自主發展、沒有公民社會自發參與，沒有個人自覺創造的現代化。換言之，習近平號稱「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化，這一連串華而不實的夢幻詞語，實質上是「習近平定義的現代化」，是習近平高調宣傳的美麗辭藻，習近平自己編造的抽象形容詞。這種自以為崇高的現代化，既與中國人民與中國社會毫不相干，也和世界文明與人類進化無所關聯。

 

習家班一統天下：中國宮廷政治的重現

 

10月23日，中共20大公布了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分別是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和李希等七人。這些人物的出線，完全反映出習近平「用人唯親」的原則，以及一種宮廷政治的特色：

• 絕對效忠習近平，不動搖、不懷疑、不變心，也就是一種「裙帶/跟班」的特性。

• 長期以來堅決執行習近平的政策，甚至懂得為習近平的政策錯誤背黑鍋。

• 具備鬥爭精神，要為習近平敢於鬥爭、敢於亮劍。

 

除此之外，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多屬「權力官僚」(power elite)而非「技術官僚」(technocrat)，這就使得「權力生態」與「職務分工」之間產生嚴重的失衡，表現出習近平只重「統治」，忽視「治理」，完全無力解決中國未來的經濟危機與人民生活問題。例如李強，既缺乏國務院副總理的歷練，也無耀眼的政績，如此人才若能越級晉升總理職務，根本違背了政治責任與倫理；又如蔡奇，在北京執行「清理低端人口」問題上，表現出對底層庶民的殘酷無情，此人也可進入常委圈，只能證明習家班是一個必將走向衰敗的冷血政權。

 

文明退化與價值蒙塵

 

在20大召開前後，整個中國大地充滿著吹捧文化、「舔習」聲浪和拜神運動，實際上，習近平把自己捧上權力顛峰，卻把民族與國家推向斷崖邊緣。20大以後，中國將走向一條「文明退化」與「價值蒙塵」的路線。所謂「文明退化」，可以從他對「國家安全」的極度偏執，對「敢於鬥爭」的強調，對意識型態的極端化與冒險化，對地緣政治的全面控制，就可以看出一切只為保黨、保江山，而非致力於人民的安居與幸福；所謂「價值蒙塵」，則是指只有「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是唯一的真理，其他的價值一概一文不值，這是對人類價值的逆反而行與粗暴獨占。

 

一個「遠得要命的王國」

 

無論從世界的哪個角度來看，中國已成為一個史瑞克(Shrek)動畫下「遠得要命的王國」(the kingdom of far far away)，其雖自稱強大，卻遠在人類文明邊界之外，遺落在自我吹噓的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