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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花落盡子規啼
―張愛玲∕《半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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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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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第一才女，其聲望與地位已無庸置疑。《半生緣》(1951)是長篇小說《十八春》的刪節版，是張愛玲以「女性抗爭—失敗告終」為母題的諸多作品之一。小說描寫身為大姐的曼璐因為不孕而處於「休妻」的恐懼中，為了讓自己的暴發戶丈夫祝鴻才安於內室，曼璐與母親一起設計陷害親生妹妹曼楨，導致妹妹失身於姐夫而斷送一生的愛情。作品深入女性幽黯意識，穿梭男性權力和欲望之網，藉由一場「借腹生子」的封建陰謀，揭露出中國女性遭受男(夫)權體制傷害迨盡的命運。
空留餘恨度半生
延續《十八春》的故事，男主人公世鈞在友人叔惠的介紹下認識了貧苦出身的顧曼楨。曼楨的家庭因為父親早逝、家境清寒，全靠大姐曼璐下海當舞女維持全家生計，為此，曼璐與她的戀人張豫瑾分手，下嫁給投機商人祝鴻才。但心懷不軌、色欲包天的祝鴻才，卻始終覬覦曼楨的美色。曼璐出於自私和膽怯，竟與母親聯手並趁曼楨在姐姐家過夜，放任丈夫強暴曼楨，並導致懷孕生子。受盡羞辱但又不敢聲張的曼楨，婉拒了世鈞對她的愛情。隨後，曼璐病故，曼楨在醫院裏產下一個男嬰，為了擺脫祝鴻才的糾纏，曼楨悄悄到了鄉下教書，但為了教養親生骨肉，被迫又回到了此刻已經破產落魄的祝鴻才身邊，最後竟下嫁這個一生痛恨的男人。
曾與曼璐在愛情路上失之交臂的豫瑾，後來成了一位醫院院長，他來到上海採買，也遇到了曼楨，對曼楨心生好感。曼楨的母親有意將曼楨許配給豫瑾，並冷落了世鈞，使世鈞與曼楨之間起了誤會與矛盾，再加上世鈞的父親曾經玩弄曾是風塵女子的曼璐，自然無法接受曼璐的妹妹曼楨成為自家媳婦。世鈞返回南京繼承父業，因四處找尋不到曼楨，以為曼楨和豫瑾已經成婚，無奈之下也與翠芝成婚，叔惠也去了美國留學。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等地相繼淪陷，豫瑾遭到逮捕，妻子慘死在日軍炮火之下，鴻才卻再度大發國難財，氣燄更加狂暴，曼楨終於在律師友人協助下與鴻才離婚，帶著兒子榮寶脫離了火坑。
戰爭結束之後，叔惠自美返國與世鈞會面，兩個無緣戀人—曼楨與世鈞—也在世鈞家重逢，往事湧心、千噓萬嘆。小說回到了開頭，「他和曼楨認識，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來倒已經有十四年了，……不過幾年的工夫，……彷彿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樂都經歷到了」[1]。然而，一句「我們回不去了」，道盡人如大海浮萍，造物弄人，慨嘆世事蒼涼，空留餘恨度半生。
整部小說的核心，是一場姐姐設計陷害妹妹「借腹生子」的醜惡陰謀。《半生緣》不是一場失敗愛情的連續劇，也不是鴛鴦亂點、千瘡百孔之愛情悲劇的流水式描寫，而是封建—父權體制下中國女性命運的寫實批判，更是對處於所謂家世、祖業之牽累下中國男性受害者的同情。小說以倒敘為手法，通過對一個「過程悲劇」的回顧，也通過對女性幽黯意識的深度探索，張愛玲展示了一個反動保守的年代，展示了人性中極度深藏的黑色毒素，以及一種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對女性的「性別謀殺體制」。然而，愛情依然是母題中的最大子題，但這裡的愛情卻如此脆弱不堪、薄如棉紙。儘管人們的愛情總是真誠與純摯的，但面對封建、宗法、家庭、父權、母訓、家規、身世、聲名、金錢……，愛情何值之有？愛情焉能自存？
「借腹生子」：封建父權的陰謀
故事的主軸在於曼璐和曼楨姐妹，一個代表身染封建遺毒、試圖以家庭為女性安身立命的女子，一個代表冀望自由愛情以開創個性空間的女子；後者是張愛玲作家意識的承擔者，一種始終處於和時代意識相背離的自我獨立意識，前者則是封建宗法體制的代表，一個以女性為欲望消費、私有禁臠、犧牲祭品之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小說中的「父權代表」—祝鴻才—是一切悲劇的導火線，作為一個卑鄙、好色、狡詐的投機商，他以曼璐「不能產子」為女性大忌，操縱著父權體制的大旗。然而，如果沒有曼璐對自身不孕的自卑和恐懼，沒有她對自己丈夫邪惡意識的推演與附和，沒有她對父權體制的卑恭和屈服，一切的悲劇就只停留在男性的欲望想像之中。果不然，曼璐作為一個男性欲望的執行者，在一種「男性霸權/女性共謀」促誘之下，竟然想借用妹妹的身體來拴綁自己丈夫，居然利用妹妹的子宮來複製封建鎖練。於是，從這一令人髮指的封建密謀為開端，悲劇一幕幕地展開。當曼楨被強暴受孕之後，就像一幅美好的壁畫鬆垮落地，它毀滅了所有人的幸福與理想，製造了所有人的悲劇，包括她自己的悲劇。
然而，是什麼因素和動機，讓一個小女子能夠製造出大悲劇？
「借腹生子」，一種中國女子不能為夫生子、延續香火的替代辦法，本是出自顧家母親之口，所謂「三從」—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如今聽來老掉牙的教條，在顧母心中可是金規鐵律。然而，將這種「父權格言」付諸行動的，卻是身為姐姐的曼璐對妹妹的殘酷迫害，儘管曼璐為了家庭而受盡委曲，情有可原，但因貪戀錢財而下嫁鄙夫，則理無可諒。在曼璐身上，人們看到了張愛玲對女性依附意識的徹底揭露，一種為了滿足父權欲望而不惜糟蹋姐妹親情的自私與惡念：
要是能夠讓他(祝鴻才)如願以償，她到也許從此就好了，不出去胡鬧了。他雖然喜新厭舊，對她妹妹倒好像是一片癡心。
她母親那一套「媽媽經」，她忽然覺得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有個孩子就好了，借別人的肚子生個孩子。這人還最好是她妹妹，一來是鴻才自己看中的，二來到底是自己妹妹，容易控制些。[2]
在這裡，「讓他如願以償」，正是男性欲望的執行策略，曼璐首先將「欲望」美化為「願望」，以減輕自己的罪惡感，再則以「償」，賦予這項陰謀某種「功利主義」的外部價值，妄想通過滿足丈夫的獸欲以換取丈夫對自己的垂憐；「不出去胡鬧」，既是對自己丈夫本性的誤解和幻想，更是女性悲賤意識的暴露；「對妹妹一片癡心」，則完全是自我欺騙，因為自己的丈夫若真是用情專一之人，又何以如此嫌棄自己的妻子？所謂「媽媽經」，不過女性內化的男權教條，至於借自己妹妹的肚子總比外人好，正是一種男性對女性身體「交易/消費」的意識翻版，對曼璐自己而言，則是一種欲望補償的身體隱喻，它是封建體制下女性身體家庭化以及「一夫多妻」之男性私有論的轉化，是女性意識中最卑踐、最陰黯的「共夫」理論，因為是自己妹妹，借用妹妹的肚子至少具有「香火的親緣性」，這是典型的「父權香火論」的女性化闡釋，說明了父權意識絕非男性專有，它更深藏內化於女性意識之中。
女性命運的蒼涼美學
正是三種意識：卑賤自憐、同性加害、父權奴化，構成了對曼璐沉重的壓力，造成她不惜顛覆姐妹情誼，獸化自身的本性。這裡所謂「同性加害」，在小說第八章有著細膩的描述。曼璐與多年失聯的舊情人豫瑾再度相會，但卻受到豫瑾的冷落和迴避。此刻，母親不僅殷勤地為豫瑾和曼楨撮合，就連豫瑾桌上看的書和檯燈都是妹妹送來的。此時曼璐不僅妒火中燒，而且後悔莫及。她心想，妹妹年輕有前途，不像自己的一生已經完結了，只剩下自己和豫瑾過去的一些回憶；妹妹的出現，意味著連這點美好的回憶也要從她身上奪去，她心理充滿了對妹妹的恨，一種直入骨髓的恨：
曼璐想道：「我沒有待錯她呀！她這樣恩將仇報。不想想從前，我都是
為了誰，出賣了我的青春。要不是為了他們，我早和豫瑾結婚了。我
真傻。真傻。」[3]
正是因為豫瑾再次來到顧家，使曼璐重燃生命的小火，但希望之火未燃而先滅，但卻激起了忌妒與報復的烈燄，把曼璐推向了瘋狂、失智，乃至死亡的絕境。香港學者、張愛玲專家林幸謙，以「閨閣政治論述」來描述女性參與男權共謀之下一種同性加害的情境。雖然所謂「閨閣政治」主要用來描述婆媳之間，但在姐妹之間，其危害一樣劇烈：
在宗法父權為女性設置的鐵閨閣世界裡，女性之間也面對著所謂階
級鬥爭。……由於此種女性之間的階級戰爭，較多採取隱性的形式
進行……這使閨閣政治論述的歷史文化因素，不斷獲得復製與延續
的基礎。[4]
張愛玲的作品，向來被視為「女性命運—蒼涼美學」的代表。其文學魅力總是落在時代冷酷和人性籲求的張力之間，從現實人物與人性弱點之中提煉出女性自主的微弱願望。一如小說末尾，兩個無緣戀人—叔惠與翠芝—在多年之後，默默相對：
這時候燈下相對，晚風吹著米黃色厚呢窗廉，像個女人的裙子在風中
鼓盪著，亭亭地，珊珊地，像要進來又沒進來。窗外的夜色漆黑。那
幅長裙老在半空中徘徊著，彷彿隨時就要走了，而過門不入，兩人看
著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虛度之感。
《半生緣》是一個以上海為背景的青年男女愛情故事，但小說本身既無浪漫與激情，也無談情與說愛，而是一連串的誤會、猜想、隱秘、無緣，最後歲月蹉跎、緣盡情了。小說表現了張愛玲一種灰色、虛無的愛情觀，既不偉大，也不感人，甚至說，張愛玲幾乎是以一個「冷眼看客」，環視著她筆下的人物，一副隱忍不發，一種淡然處之，乃至看盡滄桑，望斷紅塵。
緣起無由、情歸無處
《半生緣》的愛情網絡看似錯綜複雜，實則非常簡單，一句話：「無緣度此生」。小說一開始，就說明曼楨和世鈞相互愛憐，但作為世鈞的親近友人，卻從來不知是曼楨和世鈞是一對苦命戀人。世鈞回到老家南京時，家裡長輩屬意一位出身大戶人家的小姐翠芝，想把世鈞和翠芝撮合在一起，無奈世鈞心中已有曼楨，對翠芝的態度異常冷淡，誰知道，翠芝根本心不在世鈞，她轉而暗戀叔惠；但叔惠出自於對富裕人家的惡感，加上不能忍受翠芝母親的傲慢，雖也喜歡翠芝，但始終保持距離，甚至敬而遠之。
人生就是如此陰錯陽差，情緣就是如此擦身而過。人們也許會想，如果曼璐不是因妒忌而心生變態的仇恨，假如世鈞能少一分自卑與猜疑，多一份勇敢和理智，假如顧太太不是如此勢利偏心，不對世鈞隱瞞實情，如果世鈞的母親能夠放下偏見，那麼所有人的命運都會改觀，所有的悲劇都不會發生。但是，這一切都發生了，它不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需天大的情理和邏輯。生命中有太多的「若不是……」、「如果能…..」，既是應該理當如此，但又是何其困難。誰會想到，世鈞竟在與曼楨分手不到一年就娶了翠芝，曼楨也突然改變主意嫁給自己的仇人祝鴻才，豫瑾的美滿家庭頃刻間在國民黨的誣陷下家破人亡。
這種「緣起無由、情歸無處」的愛情觀，來自於張愛玲對兩性之間「信任關係」的悲觀態度。周蕾曾經指出：「在張愛玲的文字中，冷漠感占了一個主導位置，形成一種非人類本位的感情結構，並經常通過毀滅和荒涼這兩個主調表達出來」[5]，這種所謂「非人類本位的感情結構」，主要來自一種「人性並不可靠」的道德虛無感，來自一種「愛情不過一場戲」的嘲諷心態。
道德虛無，冷感人生
這種對人生的冷感，是一種久經道德的焦慮感並習以為常之後的道德麻痺症。實際上，這種「冷感」還表現在張愛玲的敘事風格上。小說從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曼楨和世鈞的戀情敘述，平淡無奇、緩緩慢慢、瑣瑣碎碎。直到第十二章，劇情轉入曼楨被姊夫污辱，隨後顧家遷往蘇州，曼楨難產住院，世鈞為父親奔喪，叔惠遠走異地，曼璐病死，祝鴻才宣告破產……，如此的緩調、謹慎，甚至拖泥帶水，無不說明張愛玲對「陰暗醜事」的焦慮和遊移。然而，張愛玲一方面喜歡以「全能—第一作者」(或稱「真實作者」)的身份，掌控小說敘述的全局，一方面她又不時走出她自構的話語世界，作一個冷眼的旁觀者；另一方面，她善長的「瑣事敘述」，除了可以用女性特質來形容之外，但主要出自於對道德危機的迴避、對宏大敘事的閃躲、對意義主旨的消極。
對人生的冷感，主要是「道德的冷感」，不僅表現在「不報復」，例如曼楨對一切加諸在她身上的陰謀毒計，儘管憤怒，但也順受；同時也表現在「重逢」這一事件的冷漠。在張愛玲筆下，重逢並不帶來喜悅或希望，而是傷痛與迷惘。曼楨逃離祝家之後，一次與曼璐在路上相逢，曼楨對病重的曼璐絲毫沒有同情，也完全不施出援手，她既不再姑念姐姐為家犧牲的舊情，但也不對姐姐的陰謀設計進行報復；抗戰爆發之後，曼楨與逃難的母親重逢，曼楨已無一絲親情的感受，即使母親後來自淪陷區逃出來，曼楨也無一絲幸運、喜悅之感。因為，世間如苦海，無一塊浮木可托命，人性不可信，無一個親人可依靠！
半生緣：一生無緣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將張愛玲評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並把張愛玲的《秧歌》評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之作。姑且不論夏志清的評語引起多少爭論[6]，但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半生緣》卻無所著墨，甚至認為張愛玲之所以躲過左派文棍的追打，是因為左派不拿她當作一股「反動力量」來看待[7]。然而，在王德威筆下，張愛玲似乎是個十足的「反動力量—張派」，認為「我們必須正視張『不思進取』的寫作態度」[8]，這裡「不思進取」一語，看似貶詞，又像讚語。在王德威看來，張愛玲的「反動性」在於她既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又與宏大敘事不沾鍋邊，他說道：
張愛玲一脈的寫作絕少大志。以「流言」代替「吶喊」，重複代替創
新，迴旋代替革命，因而形成一種迥然不同的敘事學。我以「迴旋」
詮釋(involution)一辭，意在點出反線性的、捲曲內耗的審美觀照[9]。
「迴旋」(又可稱內卷)本是文化人類學術語，意指簡單再重複，一種無效率的再生產(再書寫)，這是指張愛玲喜歡「舊作重寫」。姑且不論褒貶，也不論王德威的評論是否也是出自「男性—宏大」的批評視角，我認為「不思進取」這一巧語，正符應張愛玲一種「道德虛無主義」的人性觀。在《半生緣》中，「情無緣由，愛無恆久」作為敘事主調，是張愛玲「冷性無味」的人生觀對照荒謬現實的一種嘲諷，是張愛玲「道德虛化」的愛情觀放在人性天平上的一種失重，是張愛玲「浮生夢魘」的文學觀在話語堆疊上的囈語。換言之，張愛玲的反主流、逆時針、醜現實、道無情、唱荒涼，無非是滄海一粟、長灘足印之生命觀的表現。在張愛玲筆下，現實就是諷刺，存在就是缺陷，人性就是悲涼，無需大張旗鼓地擊之攻之，也不必多費唇舌對之叫嚷。
然而，無論認為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無不俗不可耐(如傅雷)，或是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厚愛與抬舉，或是王德威亦貶亦褒的「張派敘事學」，都是把張愛玲僅僅看成一位「女性—文學家」。實際上，張愛玲是一位哲學型的文學家，她的文學世界是一個沒有真假是非、沒有善惡美醜、沒有忠孝節義的「無緣世界」，一個由權力、欲望、金錢、地位、自私、虛榮……所構成的謬誤與荒誕。在《半生緣》之中，張愛玲表達了一種「人性本醜、文學本惡」的創作觀；所謂「半生緣」，就是一生無緣，或者無緣一生。「無緣」，一如張愛玲的名言：「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它表達了張愛玲「空透人世、緣滅人生」的悲劇人生觀。
[1] 張愛玲，《再生緣》，1991，頁3
[2] 張愛玲，《再生緣》，1991，頁120
[3] 張愛玲，《再生緣》，1991，頁144
[4] 林幸謙，〈《半生緣》再解讀：姐妹情誼的反動與女性衝突主題〉，《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頁73
[5] 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1995，頁218
[6] 劉再復就行文批評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多數出自於嚴重的誤讀，參見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載劉紹銘等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2002，頁30—54
[7]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2005，頁254、273-274
[8] 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載劉紹銘等編，《再讀張愛玲》，頁9
[9] 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頁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