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15 楊花落盡子規啼 ― 張愛玲 ∕《半生緣》

 

15 

楊花落盡子規啼

張愛玲∕《半生緣》

 

張愛玲

http://cimg.163.com/ent/2005/9/8/20050908154821d41d8.jpg

 

    張愛玲,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第一才女,其聲望與地位已無庸置疑。《半生緣(1951)是長篇小說《十八春》的刪節版,是張愛玲以「女性抗爭—失敗告終」為母題的諸多作品之一。小說描寫身為大姐的曼璐因為不孕而處於「休妻」的恐懼中,為了讓自己的暴發戶丈夫祝鴻才安於內室,曼璐與母親一起設計陷害親生妹妹曼楨,導致妹妹失身於姐夫而斷送一生的愛情。作品深入女性幽黯意識,穿梭男性權力和欲望之網,藉由一場「借腹生子」的封建陰謀,揭露出中國女性遭受男()權體制傷害迨盡的命運。 

 

           空留餘恨度半生

 

  延續《十八春》的故事,男主人公世鈞在友人叔惠的介紹下認識了貧苦出身的顧曼楨。曼楨的家庭因為父親早逝、家境清寒,全靠大姐曼璐下海當舞女維持全家生計,為此,曼璐與她的戀人張豫瑾分手,下嫁給投機商人祝鴻才。但心懷不軌、色欲包天的祝鴻才,卻始終覬覦曼楨的美色。曼璐出於自私和膽怯,竟與母親聯手並趁曼楨在姐姐家過夜,放任丈夫強暴曼楨,並導致懷孕生子。受盡羞辱但又不敢聲張的曼楨,婉拒了世鈞對她的愛情。隨後,曼璐病故,曼楨在醫院裏產下一個男嬰,為了擺脫祝鴻才的糾纏,曼楨悄悄到了鄉下教書,但為了教養親生骨肉,被迫又回到了此刻已經破產落魄的祝鴻才身邊,最後竟下嫁這個一生痛恨的男人。

  曾與曼璐在愛情路上失之交臂的豫瑾,後來成了一位醫院院長,他來到上海採買,也遇到了曼楨,對曼楨心生好感。曼楨的母親有意將曼楨許配給豫瑾,並冷落了世鈞,使世鈞與曼楨之間起了誤會與矛盾,再加上世鈞的父親曾經玩弄曾是風塵女子的曼璐,自然無法接受曼璐的妹妹曼楨成為自家媳婦。世鈞返回南京繼承父業,因四處找尋不到曼楨,以為曼楨和豫瑾已經成婚,無奈之下也與翠芝成婚,叔惠也去了美國留學。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等地相繼淪陷,豫瑾遭到逮捕,妻子慘死在日軍炮火之下,鴻才卻再度大發國難財,氣燄更加狂暴,曼楨終於在律師友人協助下與鴻才離婚,帶著兒子榮寶脫離了火坑。




   戰爭結束之後,叔惠自美返國與世鈞會面,兩個無緣戀人—曼楨與世鈞—也在世鈞家重逢,往事湧心、千噓萬嘆。小說回到了開頭,「他和曼楨認識,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來倒已經有十四年了,……不過幾年的工夫,……彷彿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樂都經歷到了[1]。然而,一句「我們回不去了」,道盡人如大海浮萍,造物弄人,慨嘆世事蒼涼,空留餘恨度半生。

   整部小說的核心,是一場姐姐設計陷害妹妹「借腹生子」的醜惡陰謀。《半生緣》不是一場失敗愛情的連續劇,也不是鴛鴦亂點、千瘡百孔之愛情悲劇的流水式描寫,而是封建—父權體制下中國女性命運的寫實批判,更是對處於所謂家世、祖業之牽累下中國男性受害者的同情。小說以倒敘為手法,通過對一個「過程悲劇」的回顧,也通過對女性幽黯意識的深度探索,張愛玲展示了一個反動保守的年代,展示了人性中極度深藏的黑色毒素,以及一種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對女性的「性別謀殺體制」。然而,愛情依然是母題中的最大子題,但這裡的愛情卻如此脆弱不堪、薄如棉紙。儘管人們的愛情總是真誠與純摯的,但面對封建、宗法、家庭、父權、母訓、家規、身世、聲名、金錢……,愛情何值之有?愛情焉能自存?

 

    「借腹生子」:封建父權的陰謀

 

   故事的主軸在於曼璐和曼楨姐妹,一個代表身染封建遺毒、試圖以家庭為女性安身立命的女子,一個代表冀望自由愛情以開創個性空間的女子;後者是張愛玲作家意識的承擔者,一種始終處於和時代意識相背離的自我獨立意識,前者則是封建宗法體制的代表,一個以女性為欲望消費、私有禁臠、犧牲祭品之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小說中的「父權代表」—祝鴻才—是一切悲劇的導火線,作為一個卑鄙、好色、狡詐的投機商,他以曼璐「不能產子」為女性大忌,操縱著父權體制的大旗。然而,如果沒有曼璐對自身不孕的自卑和恐懼,沒有她對自己丈夫邪惡意識的推演與附和,沒有她對父權體制的卑恭和屈服,一切的悲劇就只停留在男性的欲望想像之中。果不然,曼璐作為一個男性欲望的執行者,在一種「男性霸權/女性共謀」促誘之下,竟然想借用妹妹的身體來拴綁自己丈夫,居然利用妹妹的子宮來複製封建鎖練。於是,從這一令人髮指的封建密謀為開端,悲劇一幕幕地展開。當曼楨被強暴受孕之後,就像一幅美好的壁畫鬆垮落地,它毀滅了所有人的幸福與理想,製造了所有人的悲劇,包括她自己的悲劇。

   然而,是什麼因素和動機,讓一個小女子能夠製造出大悲劇?

「借腹生子」,一種中國女子不能為夫生子、延續香火的替代辦法,本是出自顧家母親之口,所謂「三從」—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如今聽來老掉牙的教條,在顧母心中可是金規鐵律。然而,將這種「父權格言」付諸行動的,卻是身為姐姐的曼璐對妹妹的殘酷迫害,儘管曼璐為了家庭而受盡委曲,情有可原,但因貪戀錢財而下嫁鄙夫,則理無可諒。在曼璐身上,人們看到了張愛玲對女性依附意識的徹底揭露,一種為了滿足父權欲望而不惜糟蹋姐妹親情的自私與惡念:

 

要是能夠讓他(祝鴻才)如願以償,她到也許從此就好了,不出去胡鬧了。他雖然喜新厭舊,對她妹妹倒好像是一片癡心。

她母親那一套「媽媽經」,她忽然覺得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有個孩子就好了,借別人的肚子生個孩子。這人還最好是她妹妹,一來是鴻才自己看中的,二來到底是自己妹妹,容易控制些。[2]

   

在這裡,「讓他如願以償」,正是男性欲望的執行策略,曼璐首先將「欲望」美化為「願望」,以減輕自己的罪惡感,再則以「」,賦予這項陰謀某種「功利主義」的外部價值,妄想通過滿足丈夫的獸欲以換取丈夫對自己的垂憐;「不出去胡鬧」,既是對自己丈夫本性的誤解和幻想,更是女性悲賤意識的暴露;「對妹妹一片癡心」,則完全是自我欺騙,因為自己的丈夫若真是用情專一之人,又何以如此嫌棄自己的妻子?所謂「媽媽經」,不過女性內化的男權教條,至於借自己妹妹的肚子總比外人好,正是一種男性對女性身體「交易/消費」的意識翻版,對曼璐自己而言,則是一種欲望補償的身體隱喻,它是封建體制下女性身體家庭化以及「一夫多妻」之男性私有論的轉化,是女性意識中最卑踐、最陰黯的「共夫」理論,因為是自己妹妹,借用妹妹的肚子至少具有「香火的親緣性」,這是典型的「父權香火論」的女性化闡釋,說明了父權意識絕非男性專有,它更深藏內化於女性意識之中。

 

           女性命運的蒼涼美學

 

正是三種意識:卑賤自憐、同性加害、父權奴化,構成了對曼璐沉重的壓力,造成她不惜顛覆姐妹情誼,獸化自身的本性。這裡所謂「同性加害」,在小說第八章有著細膩的描述。曼璐與多年失聯的舊情人豫瑾再度相會,但卻受到豫瑾的冷落和迴避。此刻,母親不僅殷勤地為豫瑾和曼楨撮合,就連豫瑾桌上看的書和檯燈都是妹妹送來的。此時曼璐不僅妒火中燒,而且後悔莫及。她心想,妹妹年輕有前途,不像自己的一生已經完結了,只剩下自己和豫瑾過去的一些回憶;妹妹的出現,意味著連這點美好的回憶也要從她身上奪去,她心理充滿了對妹妹的恨,一種直入骨髓的恨:

 

        曼璐想道:「我沒有待錯她呀!她這樣恩將仇報。不想想從前,我都是

        為了誰,出賣了我的青春。要不是為了他們,我早和豫瑾結婚了。我

        真傻。真傻。」[3]

 

   正是因為豫瑾再次來到顧家,使曼璐重燃生命的小火,但希望之火未燃而先滅,但卻激起了忌妒與報復的烈燄,把曼璐推向了瘋狂、失智,乃至死亡的絕境。香港學者、張愛玲專家林幸謙,以「閨閣政治論述」來描述女性參與男權共謀之下一種同性加害的情境。雖然所謂「閨閣政治」主要用來描述婆媳之間,但在姐妹之間,其危害一樣劇烈:

 

        在宗法父權為女性設置的鐵閨閣世界裡,女性之間也面對著所謂階

        級鬥爭。……由於此種女性之間的階級戰爭,較多採取隱性的形式

        進行……這使閨閣政治論述的歷史文化因素,不斷獲得復製與延續

        的基礎。[4]

 

   張愛玲的作品,向來被視為「女性命運—蒼涼美學」的代表。其文學魅力總是落在時代冷酷和人性籲求的張力之間,從現實人物與人性弱點之中提煉出女性自主的微弱願望。一如小說末尾,兩個無緣戀人—叔惠與翠芝—在多年之後,默默相對:

 

        這時候燈下相對,晚風吹著米黃色厚呢窗廉,像個女人的裙子在風中

        鼓盪著,亭亭地,珊珊地,像要進來又沒進來。窗外的夜色漆黑。那

        幅長裙老在半空中徘徊著,彷彿隨時就要走了,而過門不入,兩人看

        著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虛度之感。 

 

 

半生緣》是一個以上海為背景的青年男女愛情故事,但小說本身既無浪漫與激情,也無談情與說愛,而是一連串的誤會、猜想、隱秘、無緣,最後歲月蹉跎、緣盡情了。小說表現了張愛玲一種灰色、虛無的愛情觀,既不偉大,也不感人,甚至說,張愛玲幾乎是以一個「冷眼看客」,環視著她筆下的人物,一副隱忍不發,一種淡然處之,乃至看盡滄桑,望斷紅塵。

    

           緣起無由、情歸無處

   

    半生緣》的愛情網絡看似錯綜複雜,實則非常簡單,一句話:「無緣度此生」。小說一開始,就說明曼楨和世鈞相互愛憐,但作為世鈞的親近友人,卻從來不知是曼楨和世鈞是一對苦命戀人。世鈞回到老家南京時,家裡長輩屬意一位出身大戶人家的小姐翠芝,想把世鈞和翠芝撮合在一起,無奈世鈞心中已有曼楨,對翠芝的態度異常冷淡,誰知道,翠芝根本心不在世鈞,她轉而暗戀叔惠;但叔惠出自於對富裕人家的惡感,加上不能忍受翠芝母親的傲慢,雖也喜歡翠芝,但始終保持距離,甚至敬而遠之。




曼璐年少年的情人豫瑾出場,看似所有人生悲劇的導火線,但深入來看,幾場無緣之愛的發生和演變,也不過是一場誤會,一種猜疑和一份多心罷了。豫瑾從安徽六安來到上海,本是基於公差,也就是為了醫院的公事,但他身上的名醫身份,卻被曼楨的母親一眼認定是「最佳女婿」,同時也讓曼璐誤以為有重敘舊緣的可能。也許因為先前曼璐辜負了人家,也許為了彌補或遮羞,曼楨的母親想讓曼楨嫁給豫瑾。但是,母親的如意算盤不僅再次傷害了曼璐,引發她對妹妹的陰謀報復,而且也被曼楨識破;儘管豫瑾也對曼楨充滿好感,但還是遭到曼楨的婉拒。沒想到,無事也會惹塵埃,敏感的世鈞卻把豫瑾當成了假想敵,並且造成很大的誤會,導致兩人的幸福如此擦身而過、失之交臂。

回到南京的世鈞因為苦尋不著曼楨的下落,以致認定曼楨已經投向豫瑾的懷抱,軟弱無助的世鈞也就不知所以然地與翠芝成婚,殊不知,在結婚的當天,翠芝就感到後悔和痛苦,甚至當天就想離婚,因為她心裡只有叔惠;而叔惠以為遠走他鄉就可以揮別傷痛,但人在異地,舊情依然不能覆滅。

正是一種含蓄吞吐、隱忍不露、誤會不清、猜疑不解、真相莫白……,造就了一堆怨偶和情傷,形成了一場接一場的悲劇。顯然,張愛玲的愛情觀是冰冷的、灰黯的、無望的。在張愛玲筆下,緣起,既無浪漫的情愫,也無偉大的動因,父母之命也好、煤妁之言也好、自由戀愛也好,似乎在命運的天平上,沒有輕重之別;因為如果今生真愛難尋,又何必區分愛情成份的真假與黑白?至於情滅,也無需天大的理由,更不必為此痛不欲生,因為既然愛情終以苦果收場,又何必自憐自艾、自尋煩惱。

   人生就是如此陰錯陽差,情緣就是如此擦身而過。人們也許會想,如果曼璐不是因妒忌而心生變態的仇恨,假如世鈞能少一分自卑與猜疑,多一份勇敢和理智,假如顧太太不是如此勢利偏心,不對世鈞隱瞞實情,如果世鈞的母親能夠放下偏見,那麼所有人的命運都會改觀,所有的悲劇都不會發生。但是,這一切都發生了,它不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需天大的情理和邏輯。生命中有太多的「若不是……」、「如果能…..」,既是應該理當如此,但又是何其困難。誰會想到,世鈞竟在與曼楨分手不到一年就娶了翠芝,曼楨也突然改變主意嫁給自己的仇人祝鴻才,豫瑾的美滿家庭頃刻間在國民黨的誣陷下家破人亡。

這種「緣起無由、情歸無處」的愛情觀,來自於張愛玲對兩性之間「信任關係」的悲觀態度。周蕾曾經指出:「在張愛玲的文字中,冷漠感占了一個主導位置,形成一種非人類本位的感情結構,並經常通過毀滅和荒涼這兩個主調表達出來[5],這種所謂「非人類本位的感情結構」,主要來自一種「人性並不可靠」的道德虛無感,來自一種「愛情不過一場戲」的嘲諷心態。

 

道德虛無,冷感人生

 

   這種對人生的冷感,是一種久經道德的焦慮感並習以為常之後的道德麻痺症。實際上,這種「冷感」還表現在張愛玲的敘事風格上。小說從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曼楨和世鈞的戀情敘述,平淡無奇、緩緩慢慢、瑣瑣碎碎。直到第十二章,劇情轉入曼楨被姊夫污辱,隨後顧家遷往蘇州,曼楨難產住院,世鈞為父親奔喪,叔惠遠走異地,曼璐病死,祝鴻才宣告破產……,如此的緩調、謹慎,甚至拖泥帶水,無不說明張愛玲對「陰暗醜事」的焦慮和遊移。然而,張愛玲一方面喜歡以「全能—第一作者」(或稱「真實作者」)的身份,掌控小說敘述的全局,一方面她又不時走出她自構的話語世界,作一個冷眼的旁觀者;另一方面,她善長的「瑣事敘述」,除了可以用女性特質來形容之外,但主要出自於對道德危機的迴避、對宏大敘事的閃躲、對意義主旨的消極。

   對人生的冷感,主要是「道德的冷感」,不僅表現在「不報復」,例如曼楨對一切加諸在她身上的陰謀毒計,儘管憤怒,但也順受;同時也表現在「重逢」這一事件的冷漠。在張愛玲筆下,重逢並不帶來喜悅或希望,而是傷痛與迷惘。曼楨逃離祝家之後,一次與曼璐在路上相逢,曼楨對病重的曼璐絲毫沒有同情,也完全不施出援手,她既不再姑念姐姐為家犧牲的舊情,但也不對姐姐的陰謀設計進行報復;抗戰爆發之後,曼楨與逃難的母親重逢,曼楨已無一絲親情的感受,即使母親後來自淪陷區逃出來,曼楨也無一絲幸運、喜悅之感。因為,世間如苦海,無一塊浮木可托命,人性不可信,無一個親人可依靠!

 

           半生緣:一生無緣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將張愛玲評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並把張愛玲的《秧歌》評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之作。姑且不論夏志清的評語引起多少爭論[6],但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半生緣》卻無所著墨,甚至認為張愛玲之所以躲過左派文棍的追打,是因為左派不拿她當作一股「反動力量」來看待[7]。然而,在王德威筆下,張愛玲似乎是個十足的「反動力量—張派」,認為「我們必須正視張『不思進取』的寫作態度[8],這裡「不思進取」一語,看似貶詞,又像讚語。在王德威看來,張愛玲的「反動性」在於她既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又與宏大敘事不沾鍋邊,他說道:

 

        張愛玲一脈的寫作絕少大志。以「流言」代替「吶喊」,重複代替創

        新,迴旋代替革命,因而形成一種迥然不同的敘事學。我以「迴旋」

        詮釋(involution)一辭,意在點出反線性的、捲曲內耗的審美觀照[9]

 

  「迴旋」(又可稱內卷)本是文化人類學術語,意指簡單再重複,一種無效率的再生產(再書寫),這是指張愛玲喜歡「舊作重寫」。姑且不論褒貶,也不論王德威的評論是否也是出自「男性—宏大」的批評視角,我認為「不思進取」這一巧語,正符應張愛玲一種「道德虛無主義」的人性觀。在《半生緣》中,「情無緣由,愛無恆久」作為敘事主調,是張愛玲「冷性無味」的人生觀對照荒謬現實的一種嘲諷,是張愛玲「道德虛化」的愛情觀放在人性天平上的一種失重,是張愛玲「浮生夢魘」的文學觀在話語堆疊上的囈語。換言之,張愛玲的反主流、逆時針、醜現實、道無情、唱荒涼,無非是滄海一粟、長灘足印之生命觀的表現。在張愛玲筆下,現實就是諷刺,存在就是缺陷,人性就是悲涼,無需大張旗鼓地擊之攻之,也不必多費唇舌對之叫嚷。

   然而,無論認為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無不俗不可耐(如傅雷),或是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厚愛與抬舉,或是王德威亦貶亦褒的「張派敘事學」,都是把張愛玲僅僅看成一位「女性—文學家」。實際上,張愛玲是一位哲學型的文學家,她的文學世界是一個沒有真假是非、沒有善惡美醜、沒有忠孝節義的「無緣世界」,一個由權力、欲望、金錢、地位、自私、虛榮……所構成的謬誤與荒誕。在《半生緣》之中,張愛玲表達了一種「人性本醜、文學本惡」的創作觀;所謂「半生緣」,就是一生無緣,或者無緣一生。「無緣」,一如張愛玲的名言:「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它表達了張愛玲「空透人世、緣滅人生」的悲劇人生觀。

 



[1] 張愛玲,《再生緣》,1991,頁3

[2] 張愛玲,《再生緣》,1991,頁120

[3] 張愛玲,《再生緣》,1991,頁144

[4] 林幸謙,〈《半生緣》再解讀:姐妹情誼的反動與女性衝突主題〉,《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頁73

[5] 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1995,頁218

[6] 劉再復就行文批評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多數出自於嚴重的誤讀,參見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載劉紹銘等編,《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2002,頁3054

[7]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2005,頁254273-274

[8] 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載劉紹銘等編,《再讀張愛玲》,頁9

[9] 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頁8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