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
戰爭邊緣的省思(三之二)
－一個「欺矇世界」的構建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3年10月27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8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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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拉維夫的的德國大使館前，一名女子要求哈瑪斯釋放遭拘禁的以色列與德國人。（美聯社） |
不首先譴責哈馬斯的恐怖主義攻擊，才是真正的「反人道主義」！
在「以哈戰爭」已近20天之時，世界出現極度躁動不安的狀態，特別是全球反猶運動的再起和騷亂，各地的反猶示威和刺殺事件頻頻出現，特別是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遭到嚴重抗議。在一種輿論狂熱與道德暴力的襲捲之下，一個「欺矇世界」(deceptive world)開始形成：人們站在根本不是親臨現場和總是受到媒體灌輸的旁觀者身份，一種過度臃腫的「道德賀爾蒙」不斷發酵，一種「道德正確」的精神暴力不斷增壓；只是譴責，不察真相。
Judith Butler在《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一書中描述了「感官」－其實也應包括被各種被不實消息「所框定」(to be framed)的認識論立場－如何參與並支持戰爭的延續性。由於人們總是被召喚、被引誘、被框限在「戰爭報導」的詮釋和規範中(就是所謂「戰爭框架」)，這種框架不斷誘導、操縱、收編公共領域中的受眾(audience)，使其成為虛擬的參戰者，形成集體性的「二度戰爭」。Butler把這種框架稱為「收編」(conscription)，我則稱之為「欺矇」(deception)；儘管我並不同意Butler自己也在以哈之間預設了「只譴責一方」的女性主義左派立場－但她也呼籲左派必須重新思考戰爭的本質。
一個「欺瞞世界」的框建與編造
反猶主義者宣稱，以色列正在製造加薩走廊的人道災難，以色列對加薩的圍城與攻擊超出了「自衛的範圍」，以色列才是「國家恐怖主義」的執行者(好像哈馬斯不是恐怖攻擊的肇事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或者至少難以妄下定論。
是的，以「國家自衛」之名針對特定人口(加薩人民)並使其陷入飢餓、疾病、流離失所甚至死亡的危險之中，都是「不人道的」，但是誰是始作俑者？在歷來5次的以阿戰爭中，誰是戰爭的發動者與狂熱支持者？我要說的是：世上從來就不存在無罪的戰爭，但是發動戰爭的人是有罪的！
在當代「媒體製造世界」(media makes the world)已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一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科技對生活世界的宰制。但媒體只能製造虛擬世界，一個真相不明甚至顛倒事實的世界。10月17日，位於加薩市的「阿赫利阿拉伯醫院」(Al-Ahli Arab Hospital)發生爆炸。全球各主要媒體搶先(通常都是因為媒體競爭而不先查證)依據醫院人員和哈瑪斯片面的說法，宣稱這場爆炸是遭到以色列的空襲所致，並有500人遇難。實際上，這是媒體「專業搶新聞」之下的假消息。真實情況至今不明，還處於調查之中…..。實際上，真實世界很少受到媒體的傳播與表達，因為媒體需要的是震撼觀眾眼球的爆炸性新聞，而非冷靜樸實的真實事件。「專業」(或者稱為客氣一點的「敬業」)只是充當欺矇世界的遮羞布；而且，連媒體本身也經常受到虛假消息的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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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家自衛」之名針對特定人口（加薩人）並使其陷入飢餓、疾病、流離失所甚至死亡的危險之中，都是「不人道的」，但是誰是始作俑者？（美聯社） |
Butler的「框架」應該包括媒體的「設定框架」與受眾的「自限框架」兩種層次，在此意義上，欺矇世界是一種由媒體與受眾攜手起舞的「共犯結構」，並形成對「真實性」的腐蝕和解構。媒體引述這家醫院的醫生說：「這是一場屠殺」，而後再引述另一位醫生說：「現場一片毀滅」……。在「屠殺」與「毀滅」兩個聳動字眼的疊加和刺激之下，全球反猶事件開始爆發；一時之間，似乎不表達對以色列的譴責就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戰爭共犯，不同情巴勒斯坦平民的災難就是道德上的侏儒。實際上，這只是媒體發送假消息誘發群眾「正義賀爾蒙」之後的欺矇事件，製造了一個單向度的人道主義媚俗陷阱。至於真相，只是埋在一堆斷垣殘壁之中……。
國家欺矇主義的氾濫
然而，欺矇事件不僅由「群盲」所鼓動，更多的是由懷有特殊意圖的國家所提出。在「以哈戰爭」爆發之後，世界就出現許多致力於「和平斡旋」的國家，宣稱只有它們的「方案」才能解決中東衝突並實現永久和平。這些和平斡旋者，究竟是天使還是撒旦，沒有人去探究！
例如，中國就提出所謂「兩國方案」。中國外長王毅指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出路在於落實『兩國方案』，實現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權、建國權、回歸權」……」。實際上，中共提出的「兩國方案」根本是「一國方案」，也就是以「兩國」為話語包裝，內藏了中國「唯一支持巴勒斯坦」的「一國專案」！
有時候，中國如果能夠學習閉嘴，世界會更安靜！
如果和平的實現必須落實巴勒斯坦人民的「三權」(生存、建國、回歸)，那麼當以色列遭受哈馬斯突擊之後進行反擊所要保衛的生存權，誰來落實？如果在1988年哈馬斯提出的「哈馬斯憲章」中，誓言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除，那以色列的建國權誰來落實？如果以色列依據1947年聯合國通過的181號決議(真正的「兩國方案」)：授權以阿雙方各自在巴勒斯坦地區獨立建國(土地各分一半)，全球離散(global diaspora)的猶太人依據這項決議，紛紛返回猶太聖經所記載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建立國家，難道以色列的回歸權不應得到尊重和保障？
一個可以不譴責哈馬斯對以色列進行恐怖攻擊的方案，居然可以被中國「欺矇性宣稱」為解決中東和平的方案？！這就是除了媒體製造之外另一種「國家欺矇主義」！
巴勒斯坦：一個「被綁架的國家」
誰說巴勒斯坦不能建國了？有人剝奪了巴勒斯坦的建國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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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人在找尋轟炸下的倖存者。（美聯社） |
1996年1月20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正式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也就是現在位於西岸(west bank)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當年，依據「以巴協議」－允許將巴勒斯坦自治區擴展到西岸－巴勒斯坦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大選，選出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和立法委員會。1996年2月12日，蘇哈．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宣誓成為第一任主席。這不就是巴勒斯坦實現了所謂「建國權」？
然而，2007年哈馬斯奪取了加薩的控制權，與自治政府陷入明爭暗鬥的局面。確實，在此期間，以色列不僅擴大了西岸屯墾區(以色列居住點)，也對巴勒斯坦人進行迫害與歧視，以色列也必須為彼此的衝突負起責任。但更為嚴重的是，哈馬斯始終把「消滅以色列」作為首要目標，而不是巴斯斯坦的建國、治理和發展；似乎不先把以色列消滅，巴勒斯坦就不能實現「獨立建國」的目標。換言之，哈馬斯「劫持」了巴勒斯坦民族，「裹脅」了巴勒斯坦人民，也「褻瀆」了伊斯蘭和平主義的宗教聖典，使巴勒斯坦成為一個「被綁架的國家」 (kidnapped state)。
「無領地的人民」與廢棄人口
在哈馬斯恐怖主義(殘暴加野蠻)的肆虐，以及在各種伊斯蘭激進組織「狂於聖戰，疏於治國」的偏執路線之下，在伊斯蘭世界建構了一個欺矇的暴力框架。不僅造就了一些「失敗國家」，積累一種「貧窮的聖戰主義」，在廢墟、吶喊與鮮血中表現伊斯蘭的英雄主義，更形成今日無藥可解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使巴勒斯坦人成為「無領地的人民」(people of no-territory)和地球公民中的「廢棄人口」。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境況，一如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廢棄社會》(Wasted Lives)一書所描述的「難民」(refugee)，他們活在「全球邊疆地帶」，成為被剝奪法律保護與身分定義的廢棄物，「除了赤裸的生命之外，一無所有！」
是誰剝奪了無辜平民的人道待遇與權利？正是哈馬斯以及其他的聖戰組織為自己的民族設定了「戰爭框架」，並從中攫取神聖暴力的特權，巴勒斯坦人雖然也叫「人民」(people)，但卻完全陷入一種由仇恨政治所「框架」(framed)的暴力邏輯，成為沒有統計意義的人口，在「報復/反報復/再報復」的循環中，任由擺布！
孰令致之？孰令致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