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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4日 星期四

 

《宋國誠專欄》

戰爭邊緣的省思(三之二)

-一個「欺矇世界」的構建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310月27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85630


特拉維夫的的德國大使館前,一名女子要求哈瑪斯釋放遭拘禁的以色列與德國人。(美聯社)


不首先譴責哈馬斯的恐怖主義攻擊,才是真正的「反人道主義」! 

在「以哈戰爭」已近20天之時,世界出現極度躁動不安的狀態,特別是全球反猶運動的再起和騷亂,各地的反猶示威和刺殺事件頻頻出現,特別是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遭到嚴重抗議。在一種輿論狂熱與道德暴力的襲捲之下,一個「欺矇世界」(deceptive world)開始形成:人們站在根本不是親臨現場和總是受到媒體灌輸的旁觀者身份,一種過度臃腫的「道德賀爾蒙」不斷發酵,一種「道德正確」的精神暴力不斷增壓;只是譴責,不察真相。 

Judith Butler在《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一書中描述了「感官」-其實也應包括被各種被不實消息「所框定」(to be framed)的認識論立場-如何參與並支持戰爭的延續性。由於人們總是被召喚、被引誘、被框限在「戰爭報導」的詮釋和規範中(就是所謂「戰爭框架」),這種框架不斷誘導、操縱、收編公共領域中的受眾(audience),使其成為虛擬的參戰者,形成集體性的「二度戰爭」。Butler把這種框架稱為「收編」(conscription),我則稱之為「欺矇」(deception);儘管我並不同意Butler自己也在以哈之間預設了「只譴責一方」的女性主義左派立場-但她也呼籲左派必須重新思考戰爭的本質。

一個「欺瞞世界」的框建與編造 

反猶主義者宣稱,以色列正在製造加薩走廊的人道災難,以色列對加薩的圍城與攻擊超出了「自衛的範圍」,以色列才是「國家恐怖主義」的執行者(好像哈馬斯不是恐怖攻擊的肇事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或者至少難以妄下定論。 

是的,以「國家自衛」之名針對特定人口(加薩人民)並使其陷入飢餓、疾病、流離失所甚至死亡的危險之中,都是「不人道的」,但是誰是始作俑者?在歷來5次的以阿戰爭中,誰是戰爭的發動者與狂熱支持者?我要說的是:世上從來就不存在無罪的戰爭,但是發動戰爭的人是有罪的! 

在當代「媒體製造世界」(media makes the world)已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一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科技對生活世界的宰制。但媒體只能製造虛擬世界,一個真相不明甚至顛倒事實的世界。1017日,位於加薩市的「阿赫利阿拉伯醫院」(Al-Ahli Arab Hospital)發生爆炸。全球各主要媒體搶先(通常都是因為媒體競爭而不先查證)依據醫院人員和哈瑪斯片面的說法,宣稱這場爆炸是遭到以色列的空襲所致,並有500人遇難。實際上,這是媒體「專業搶新聞」之下的假消息。真實情況至今不明,還處於調查之中…..。實際上,真實世界很少受到媒體的傳播與表達,因為媒體需要的是震撼觀眾眼球的爆炸性新聞,而非冷靜樸實的真實事件。「專業」(或者稱為客氣一點的「敬業」)只是充當欺矇世界的遮羞布;而且,連媒體本身也經常受到虛假消息的欺騙!


以「國家自衛」之名針對特定人口(加薩人)並使其陷入飢餓、疾病、流離失所甚至死亡的危險之中,都是「不人道的」,但是誰是始作俑者?(美聯社)


Butler的「框架」應該包括媒體的「設定框架」與受眾的「自限框架」兩種層次,在此意義上,欺矇世界是一種由媒體與受眾攜手起舞的「共犯結構」,並形成對「真實性」的腐蝕和解構。媒體引述這家醫院的醫生說:「這是一場屠殺」,而後再引述另一位醫生說:「現場一片毀滅」……。在「屠殺」與「毀滅」兩個聳動字眼的疊加和刺激之下,全球反猶事件開始爆發;一時之間,似乎不表達對以色列的譴責就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戰爭共犯,不同情巴勒斯坦平民的災難就是道德上的侏儒。實際上,這只是媒體發送假消息誘發群眾「正義賀爾蒙」之後的欺矇事件,製造了一個單向度的人道主義媚俗陷阱。至於真相,只是埋在一堆斷垣殘壁之中…… 

國家欺矇主義的氾濫 

然而,欺矇事件不僅由「群盲」所鼓動,更多的是由懷有特殊意圖的國家所提出。在「以哈戰爭」爆發之後,世界就出現許多致力於「和平斡旋」的國家,宣稱只有它們的「方案」才能解決中東衝突並實現永久和平。這些和平斡旋者,究竟是天使還是撒旦,沒有人去探究! 

例如,中國就提出所謂「兩國方案」。中國外長王毅指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出路在於落實『兩國方案』,實現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權、建國權、回歸權」……」。實際上,中共提出的「兩國方案」根本是「一國方案」,也就是以「兩國」為話語包裝,內藏了中國「唯一支持巴勒斯坦」的「一國專案」! 

有時候,中國如果能夠學習閉嘴,世界會更安靜! 

如果和平的實現必須落實巴勒斯坦人民的「三權」(生存、建國、回歸),那麼當以色列遭受哈馬斯突擊之後進行反擊所要保衛的生存權,誰來落實?如果在1988年哈馬斯提出的「哈馬斯憲章」中,誓言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除,那以色列的建國權誰來落實?如果以色列依據1947年聯合國通過的181號決議(真正的「兩國方案」):授權以阿雙方各自在巴勒斯坦地區獨立建國(土地各分一半),全球離散(global diaspora)的猶太人依據這項決議,紛紛返回猶太聖經所記載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建立國家,難道以色列的回歸權不應得到尊重和保障? 

一個可以不譴責哈馬斯對以色列進行恐怖攻擊的方案,居然可以被中國「欺矇性宣稱」為解決中東和平的方案?!這就是除了媒體製造之外另一種「國家欺矇主義」! 

巴勒斯坦:一個「被綁架的國家」 

誰說巴勒斯坦不能建國了?有人剝奪了巴勒斯坦的建國權了嗎?


巴勒斯坦人在找尋轟炸下的倖存者。(美聯社)

1996120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正式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也就是現在位於西岸(west bank)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當年,依據「以巴協議」-允許將巴勒斯坦自治區擴展到西岸-巴勒斯坦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大選,選出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和立法委員會。1996212日,蘇哈.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宣誓成為第一任主席。這不就是巴勒斯坦實現了所謂「建國權」? 

然而,2007年哈馬斯奪取了加薩的控制權,與自治政府陷入明爭暗鬥的局面。確實,在此期間,以色列不僅擴大了西岸屯墾區(以色列居住點),也對巴勒斯坦人進行迫害與歧視,以色列也必須為彼此的衝突負起責任。但更為嚴重的是,哈馬斯始終把「消滅以色列」作為首要目標,而不是巴斯斯坦的建國、治理和發展;似乎不先把以色列消滅,巴勒斯坦就不能實現「獨立建國」的目標。換言之,哈馬斯「劫持」了巴勒斯坦民族,「裹脅」了巴勒斯坦人民,也「褻瀆」了伊斯蘭和平主義的宗教聖典,使巴勒斯坦成為一個「被綁架的國家」 (kidnapped state) 

「無領地的人民」與廢棄人口 

在哈馬斯恐怖主義(殘暴加野蠻)的肆虐,以及在各種伊斯蘭激進組織「狂於聖戰,疏於治國」的偏執路線之下,在伊斯蘭世界建構了一個欺矇的暴力框架。不僅造就了一些「失敗國家」,積累一種「貧窮的聖戰主義」,在廢墟、吶喊與鮮血中表現伊斯蘭的英雄主義,更形成今日無藥可解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使巴勒斯坦人成為「無領地的人民」(people of no-territory)和地球公民中的「廢棄人口」。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境況,一如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廢棄社會》(Wasted Lives)一書所描述的「難民」(refugee),他們活在「全球邊疆地帶」,成為被剝奪法律保護與身分定義的廢棄物,「除了赤裸的生命之外,一無所有!」 

是誰剝奪了無辜平民的人道待遇與權利?正是哈馬斯以及其他的聖戰組織為自己的民族設定了「戰爭框架」,並從中攫取神聖暴力的特權,巴勒斯坦人雖然也叫「人民」(people),但卻完全陷入一種由仇恨政治所「框架」(framed)的暴力邏輯,成為沒有統計意義的人口,在「報復/反報復/再報復」的循環中,任由擺布! 

孰令致之?孰令致之?(待續)


2021年2月1日 星期一

遊離在東西文化邊界上

遊離在東西文化邊界上 ◎宋國誠

2003.09.27 中國時報 

當今世界具頂尖地位的巴裔美籍後殖民理論家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在九月二十四日病逝,享年六十七歲。他被公認為當代最重要的文化評論家之一,同時也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宣傳家、政治行動家和音樂評論家。一代大師的殞落,不僅是美國學術界的一大損失,更是第三世界知識界、弱勢民族與邊緣族群一位「心靈摯友」的遠去。 

Edward Said

儘管薩依德被認為是美國社會中東利益最主要的、最雄辯的代言人和鼓吹者,但薩 依德絕不是一位藉由鼓吹巴勒斯坦獨立以對抗美國或西方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即使在晚年,在貝魯特美國大學的一場畢業演講中,薩依德一方面呼籲阿拉伯青年一代,要走出阿拉伯被征服、被殖民的歷史陰影,不要成為過去歷史的受難者;但一方面也堅 決反對美國的決策者基於自身利益,不顧阿拉伯人民不同意見和觀點而提出「自以為是 」的所謂「中東解決方案」。薩依德指出(就美國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而言),他的基 本主張不是訴諸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的對話」,但這種對話是平等對待者之間和平的 、批判的對話,而不是強權者與弱勢者之間好戰式的、叫囂式的對抗。 

薩依德是一位遊離於東西文化邊界上的世俗批評家,他通過「反寫」策略,在西方 文化強勢主導的當代世界中,瓦解並拆穿了西方文明深處那種自我優越的假象。他建立了具有個人特色的「論述批判」,一種包括民族的、歷史的、殖民的、小說的閱讀與批評策略。其著名的「東方主義論述批判」,對各種經典文本和小說如何被運用於權力壓制與權力合法化的分析與理解,對西方的殖民事業與西方對待巴勒斯坦問題的方案,構成了強烈的質疑與挑戰。 

《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是薩依德的成名代表作。東方主義,扼要來說, 是指西方對東方的一種帝國主義論述形式,是西方知識精英建構東方世界的一種文本書寫與修辭策略;它是一種在東方現實上找不到它的對應物但卻始終是關於東方的研究與學說;儘管東方主義主要是由虛構和再現構成,但卻擁有持續的歷史威力,它助長並參與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形成,在近代歷史上,它與西方對東方的殖民統治相互輝映、相互 支持與相互運用。 

通過《東方主義》一書的寫作,薩依德開創了一個「東方論述」(Orientalist Discourse)的學術場域。所謂東方論述,我把它界定為一種為彰顯西方主體性而系統化生產出來的「服務論述」。東方論述不同於一般的歷史敘事,亦不是一種關於歷史史 料之編篡與管理的方法學,而是一種以「東方」為認識論與本體論的投射場,從中進行西方自我理解和自我建構的「扈從的歷史學」。在西方歷史發展的漫長旅程中,東方被 設定為一塊「幽黯之域」,以便襯托出西方這一「日照之源」,東方在為西方服務,東方論述則為西方主體服務,這種系統的、服務性的敘事結構,建立了西方所承認的宇宙等級制。 

薩依德說過,東方自古以來就不是歐洲的對話者,而是其「沉默的他者」。因此, 對東方論述以及其作為殖民時代有機組成部分的挑戰,就是對一種把東方作為客體並加諸其上的「緘默性」的挑戰。從這意義來說,薩依德寫作《東方主義》的目的,是從一個生存事實遭到扭曲和否定的東方人的立場,對帝國主義論述進行一場「書寫反擊」,打破百年靜寂的沉默,擺脫東方被「集體誤現」的他者地位。 

正如裴莉(Benita Parry)指出,薩依德使當今人們瞭解到(歐洲)都會文化長期以來被帝國主義意識所滲透,儘管對這一主題的研究涉及高難度的文學詮釋的方法與技巧,但薩依德仍然致力於探索文學中被隱蔽的以及至今少為人知的與帝國主義的勾聯關係(affiliations)。薩依德的研究不僅拓深了對正統英國文本的研究,也加寬了「論述 帝國」(narrating imperialism)的視角和緯度。在此以前,小說僅僅被視為對國內事務、習俗和社會存在一種孤立的道德批判,但如今批判性的關注轉向了去發掘關於奴隸交易的知識、奴隸產業、殖民地契約勞動等等殖民擴張,以及殖民統治法則如何擴展了小說的知性和對國內社會不平等、權力關係之戲劇化描寫的衝擊。 

而在薩依德自己的著作和許多關於薩依德的批評中,充滿「流亡」、「離散」、 「邊界」、「遷徙」、「局外人」、「越界」、「無家性」等字彙,但這不只是字彙而已,也不只是薩依德私人的身世與經驗,而是關聯到薩依德批評的方法論與認識論、他 的寫作風格與論述位置,乃至關聯到後殖民知識份子的共同經驗與處境。 

對這位自幼離開巴勒斯坦故鄉,任教於美國一流大學並定居紐約至今的知識份子而言,「流亡」不僅是時代背景下特殊的生活經驗,更是塑造他個人批評生涯、學術創作位置、文化立場與理論偏好的存有性基礎。在一次訪談中,薩依德表明了自己「非常分裂的身世」,一方面,他是一個文學家、批評家,在學院中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一方面,他又過著與這種職業生涯完全不同的生活;他有著完全的中東背景,對中東地區經常的訪問,對現實政治的積極介入;所有這一切都放在一個不同的盒子裏,這是一個與一般的文學家和批評家完全不同的盒子。 

顯然,薩依德並非以一個「學院學者」而受到世界性的關注,正好相反,他是以一個「公共思想家」而享譽世界。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著有「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