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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綠荷兵馬忙
―孫犁∕《荷花澱》
孫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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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荷花澱派」最重要的開路者。所謂「荷花澱派」是指以清新、唯美、浪曼的筆調,書寫歷史的苦難與人生的困境,表現人性中真摯的情感與美好願望,而此一文派的起源正是出自孫犁的代表作《荷花澱》。《荷花澱》寫於1945年的延安,是一部極短篇的抗日小說,描寫一群農村婦女自組抗日團體,英勇抵抗日寇以實現民族解放的故事。小說以唯美的景物描寫、至情的人性謳歌、濃郁的鄉土之愛、可敬的農民情操,建立了農民、婦女為主體的民族抒情史詩,向來不僅為中國官方所標舉,也是現代文學傳頌至高的佳作。
民族詩化小說
小說描寫男主人公水生告訴他在院子裡編織草席的妻子,他決定與村子裡7個男子一起從軍抗日,並囑付妻子妥善照料家中一切事物,要堅強不屈,要努力識字和生產,要等待丈夫的歸來。由於漫長的等待和思夫殷切,水生的妻子決定和村子裡的女人們一起去尋夫。當她們來到了澱裡,卻遭到日本鬼子大船的襲擊和追趕,女人們匆忙中跳入荷花澱躲命,突然,荷花澱裡傳出槍聲,水面上露出了丈夫的臉,原來是水生與區小隊的勇士們暗藏在池塘裡,成功地擊沉的日本人的戰船。一心思念的妻子遭到水生的斥責,指其視殺敵為兒戲,只顧兒女私情,卻懵懂於民族苦戰。然而這群農村婦女不甘示弱,返回村子後立即組織隊伍,練軍事、學射擊、備後勤,作男人們抗日作戰的後盾,表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勇氣與行動。
與其說《荷花澱》是一部戰爭小說,不如說是一部民族美德的生活史詩,因為通篇不見斷垣殘壁,沒有血肉模糊,沒有負傷殞命,只有底層農民之間的勇氣、深情、美感和平凡之愛。小說以清晰有致的劇情結構、唯美飄逸的景物描寫、朦朧神秘的人物呈現,構成了作品的敘事框架。在劇情結構上,小說沿著國難、參軍、送別、尋夫、遇敵、反抗、教戰、清理戰場等等脈絡依序前進,景然有致、起落有別;對景物之描寫則表現出作者卓越的微物敘事能力,使人情與風景互為哄托,人心與草木互有同感;故事雖以冀中農民抗日為背景,但全篇不見屍體和血跡,只有清風彿來,明月盈庭,只有碧水蕩漾、綠秧遍野,薄霧漫煙、荷花飄香。整部小說充滿革命浪漫的五彩奔放,表現出民族美德的淋漓盡至。
《荷花澱》被定義為詩化小說,也就是一種以詩性化、散文式語言進行唯美敘事的「詩體小說」。小說從女子編席起頭,既細膩又婉約:
月亮升起來,院子裡涼爽得很,乾淨得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
的,正好編席。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絞著柔滑修長的葦眉子
。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裡跳躍著。
小說結尾則以日常化的描寫,一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般的緩緩結束,儘管這時還處於抗戰方酣的歲月中:
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
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
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裡。
這種唯美浪漫的書寫風格,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上另類的戰爭敘事,進而樹立了孫犁飽含中國文化素質的「戰爭美學」,那就是不專注於殺戮場面和戰爭之苦的描寫,不施筆墨於身驅之勇和體力之爭,而是專注於人們在戰爭年代中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演變,專注於內在的精神力量,一種鄉土溫情和家國之愛。
陌生化與間距化
水生的妻子,不僅具有中國傳統婦女辛勤持家、素樸賢慧的美德,又具有革命愛國思想的覺悟;既有嬌羞含蓄的古典特質,又像不讓鬚眉的現代女性。然而,在小說中,她無名無姓、無模無樣,既不知其體型外貌如何,也沒有其衣著外相可辨,她是一個模糊、朦朧的人物。而與水生的妻子一起助夫抗日的女人,同樣也是無字無號、模糊不清。顯然,孫犁正是運用一種陌生化的間距效果,一則以「無名女子」來影射無數愛國不落旁人的中國婦女,也藉此塑造特殊的藝術效果,亦即文學書寫上想像的擴散效應和空間的展延效果。對讀者而言,這些農村婦女,有如霧裡看花、水中望月,但正是這種模糊化、間距化的疏離感和陌生性,使這些無名婦女更具有神秘性,使她們的思想和勇氣更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所謂「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既是一種語言的書寫策略,更是一種藝術表達手法。「陌生化」首先是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所提出的理論。在涉及有關藝術形式與藝術效果的討論時,什克洛夫斯基認為,藝術的審美形式不是對「物象」或「形體」直接的描述或表達,而是創造人們對藝術對象嶄新的、延續的、持久的體驗和感受。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技巧的藝術》一書中指出:「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之存在,正是為了喚醒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而不是如同你所認知的那樣……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1]。至於所謂「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是指一種藝術的加工處理形式,一種經過藝術處理之後而增加審美感受的創造性活動:「文藝創作不能夠照搬所描寫的對象,而是要對這一對象進行加工和處理。陌生化則是藝術加工和處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這一方法將本來熟悉的對象變得陌生起來,使讀者在欣賞過程中感到藝術的新穎別致,經過一定的審美過程完成審美感受活動」[2]。換言之,通過一種增加藝術感受的困難度和延遲藝術體驗的時間性,而使審美效果獲得彰顯和深化。
革命樂觀主義
人們常以「革命樂觀主義」來定位孫犁的《荷花澱》,但很少人深入討論這種「樂觀性」的來源和作者對戰爭的體悟反思。表面來看,孫犁的樂觀性似乎出自對抗戰天真和純樸的認知,實則不然,這種「樂觀性」正是孫犁運用「陌生化」策略所欲表達的旋外之音與含沙之意。戰爭豈有不殘酷,孫犁走過的歲月豈有不知戰爭之不仁?但孫犁不願書寫殘酷,不願描寫罪惡,他寧可用詩意來美化戰爭的醜惡,寧可用希望來化解殺戮的野蠻,而這種刻意避開錐心刺骨之戰爭罪惡,寧願醉心於月影星光、白荷綠塘之中,正是孫犁善用「陌生化」效果的真意所在。
於是,戰爭就像下田或外出,參軍就像暫時離家或遠遊,打仗一點也不稀奇,不過是趴在地上放槍罷了。對村子裡的婦女們來說,丈夫出征也不是什麼生離死別、天人永隔的事,組團尋夫就像一次郊遊或歷險,人們之間的對話既風趣又詼諧。在孫犁筆下,沒有生死攸關的恐怖,反而充滿歡樂和趣味。這種幾近天真的樂觀主義,是因為作者把戰爭看成黎明前的黑暗,新社會來臨前的陣痛,是民族解放必須支付的代價。與人類歷次的戰爭不同,別的戰爭帶來的是破壞和毀滅,中國的抗日戰爭帶來的是民族的復興和新生。
人性之美,超克戰爭恐怖
通過這種陌生化效果,孫犁成功地塑造了中國農村婦女高尚、堅毅、果敢的性格,她們溫柔體貼、憨厚多情、任勞任怨、熱愛國家。尤其在夫妻關係上,質樸無華、輕重有別的情感,對參軍丈夫安危冷暖的牽掛和想念,更是感人而不覺肉麻。特別是水生嫂,明事理、顧大局,是一個具有自覺性的現代婦女的化身,就當時國難當前的時代而言,確實發揮了啟蒙與激勵的作用。
小說以河北省安新縣的「白洋澱」為背景,這是一個和無數中國農村沒有兩樣的平凡村落,但卻是孫犁舞之不盡、揮之不竭的心靈故鄉。小說以一種極度反差—烽火漫天的抗日戰爭和淳美秀麗的田園風光形成了強烈對比;千萬中國人的苦難和白羊澱牧歌式的犁耕生活形成鮮明的反差。這種極致的反差,表明了孫犁對戰爭的不同的視角和詮釋。對於戰爭,孫犁看到的不是殘忍和暴力,而是人性的高貴和美德。正如孫犁在〈文學和生活的路〉一文中指出的:「我經歷了美好的極致,那就是抗日戰爭。我看到農民,他們的愛國熱情、參戰的英勇,深深地感動了我」[3]。這正說明只有人性之美才能克服戰爭的恐懼,唯有高貴的品德,才能使人超越戰爭的創傷和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