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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綠荷兵馬忙
―孫犁∕《荷花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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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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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荷花澱派」最重要的開路者。所謂「荷花澱派」是指以清新、唯美、浪曼的筆調，書寫歷史的苦難與人生的困境，表現人性中真摯的情感與美好願望，而此一文派的起源正是出自孫犁的代表作《荷花澱》。《荷花澱》寫於1945年的延安，是一部極短篇的抗日小說，描寫一群農村婦女自組抗日團體，英勇抵抗日寇以實現民族解放的故事。小說以唯美的景物描寫、至情的人性謳歌、濃郁的鄉土之愛、可敬的農民情操，建立了農民、婦女為主體的民族抒情史詩，向來不僅為中國官方所標舉，也是現代文學傳頌至高的佳作。
民族詩化小說
小說描寫男主人公水生告訴他在院子裡編織草席的妻子，他決定與村子裡7個男子一起從軍抗日，並囑付妻子妥善照料家中一切事物，要堅強不屈，要努力識字和生產，要等待丈夫的歸來。由於漫長的等待和思夫殷切，水生的妻子決定和村子裡的女人們一起去尋夫。當她們來到了澱裡，卻遭到日本鬼子大船的襲擊和追趕，女人們匆忙中跳入荷花澱躲命，突然，荷花澱裡傳出槍聲，水面上露出了丈夫的臉，原來是水生與區小隊的勇士們暗藏在池塘裡，成功地擊沉的日本人的戰船。一心思念的妻子遭到水生的斥責，指其視殺敵為兒戲，只顧兒女私情，卻懵懂於民族苦戰。然而這群農村婦女不甘示弱，返回村子後立即組織隊伍，練軍事、學射擊、備後勤，作男人們抗日作戰的後盾，表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勇氣與行動。
與其說《荷花澱》是一部戰爭小說，不如說是一部民族美德的生活史詩，因為通篇不見斷垣殘壁，沒有血肉模糊，沒有負傷殞命，只有底層農民之間的勇氣、深情、美感和平凡之愛。小說以清晰有致的劇情結構、唯美飄逸的景物描寫、朦朧神秘的人物呈現，構成了作品的敘事框架。在劇情結構上，小說沿著國難、參軍、送別、尋夫、遇敵、反抗、教戰、清理戰場等等脈絡依序前進，景然有致、起落有別；對景物之描寫則表現出作者卓越的微物敘事能力，使人情與風景互為哄托，人心與草木互有同感；故事雖以冀中農民抗日為背景，但全篇不見屍體和血跡，只有清風彿來，明月盈庭，只有碧水蕩漾、綠秧遍野，薄霧漫煙、荷花飄香。整部小說充滿革命浪漫的五彩奔放，表現出民族美德的淋漓盡至。
《荷花澱》被定義為詩化小說，也就是一種以詩性化、散文式語言進行唯美敘事的「詩體小說」。小說從女子編席起頭，既細膩又婉約：
月亮升起來，院子裡涼爽得很，乾淨得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
的，正好編席。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絞著柔滑修長的葦眉子
。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裡跳躍著。
小說結尾則以日常化的描寫，一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般的緩緩結束，儘管這時還處於抗戰方酣的歲月中：
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
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
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裡。
這種唯美浪漫的書寫風格，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上另類的戰爭敘事，進而樹立了孫犁飽含中國文化素質的「戰爭美學」，那就是不專注於殺戮場面和戰爭之苦的描寫，不施筆墨於身驅之勇和體力之爭，而是專注於人們在戰爭年代中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演變，專注於內在的精神力量，一種鄉土溫情和家國之愛。
陌生化與間距化
水生的妻子，不僅具有中國傳統婦女辛勤持家、素樸賢慧的美德，又具有革命愛國思想的覺悟；既有嬌羞含蓄的古典特質，又像不讓鬚眉的現代女性。然而，在小說中，她無名無姓、無模無樣，既不知其體型外貌如何，也沒有其衣著外相可辨，她是一個模糊、朦朧的人物。而與水生的妻子一起助夫抗日的女人，同樣也是無字無號、模糊不清。顯然，孫犁正是運用一種陌生化的間距效果，一則以「無名女子」來影射無數愛國不落旁人的中國婦女，也藉此塑造特殊的藝術效果，亦即文學書寫上想像的擴散效應和空間的展延效果。對讀者而言，這些農村婦女，有如霧裡看花、水中望月，但正是這種模糊化、間距化的疏離感和陌生性，使這些無名婦女更具有神秘性，使她們的思想和勇氣更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所謂「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既是一種語言的書寫策略，更是一種藝術表達手法。「陌生化」首先是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所提出的理論。在涉及有關藝術形式與藝術效果的討論時，什克洛夫斯基認為，藝術的審美形式不是對「物象」或「形體」直接的描述或表達，而是創造人們對藝術對象嶄新的、延續的、持久的體驗和感受。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技巧的藝術》一書中指出：「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之存在，正是為了喚醒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而不是如同你所認知的那樣……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1]。至於所謂「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是指一種藝術的加工處理形式，一種經過藝術處理之後而增加審美感受的創造性活動：「文藝創作不能夠照搬所描寫的對象，而是要對這一對象進行加工和處理。陌生化則是藝術加工和處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這一方法將本來熟悉的對象變得陌生起來，使讀者在欣賞過程中感到藝術的新穎別致，經過一定的審美過程完成審美感受活動」[2]。換言之，通過一種增加藝術感受的困難度和延遲藝術體驗的時間性，而使審美效果獲得彰顯和深化。
革命樂觀主義
人們常以「革命樂觀主義」來定位孫犁的《荷花澱》，但很少人深入討論這種「樂觀性」的來源和作者對戰爭的體悟反思。表面來看，孫犁的樂觀性似乎出自對抗戰天真和純樸的認知，實則不然，這種「樂觀性」正是孫犁運用「陌生化」策略所欲表達的旋外之音與含沙之意。戰爭豈有不殘酷，孫犁走過的歲月豈有不知戰爭之不仁？但孫犁不願書寫殘酷，不願描寫罪惡，他寧可用詩意來美化戰爭的醜惡，寧可用希望來化解殺戮的野蠻，而這種刻意避開錐心刺骨之戰爭罪惡，寧願醉心於月影星光、白荷綠塘之中，正是孫犁善用「陌生化」效果的真意所在。
於是，戰爭就像下田或外出，參軍就像暫時離家或遠遊，打仗一點也不稀奇，不過是趴在地上放槍罷了。對村子裡的婦女們來說，丈夫出征也不是什麼生離死別、天人永隔的事，組團尋夫就像一次郊遊或歷險，人們之間的對話既風趣又詼諧。在孫犁筆下，沒有生死攸關的恐怖，反而充滿歡樂和趣味。這種幾近天真的樂觀主義，是因為作者把戰爭看成黎明前的黑暗，新社會來臨前的陣痛，是民族解放必須支付的代價。與人類歷次的戰爭不同，別的戰爭帶來的是破壞和毀滅，中國的抗日戰爭帶來的是民族的復興和新生。
人性之美，超克戰爭恐怖
通過這種陌生化效果，孫犁成功地塑造了中國農村婦女高尚、堅毅、果敢的性格，她們溫柔體貼、憨厚多情、任勞任怨、熱愛國家。尤其在夫妻關係上，質樸無華、輕重有別的情感，對參軍丈夫安危冷暖的牽掛和想念，更是感人而不覺肉麻。特別是水生嫂，明事理、顧大局，是一個具有自覺性的現代婦女的化身，就當時國難當前的時代而言，確實發揮了啟蒙與激勵的作用。
小說以河北省安新縣的「白洋澱」為背景，這是一個和無數中國農村沒有兩樣的平凡村落，但卻是孫犁舞之不盡、揮之不竭的心靈故鄉。小說以一種極度反差—烽火漫天的抗日戰爭和淳美秀麗的田園風光形成了強烈對比；千萬中國人的苦難和白羊澱牧歌式的犁耕生活形成鮮明的反差。這種極致的反差，表明了孫犁對戰爭的不同的視角和詮釋。對於戰爭，孫犁看到的不是殘忍和暴力，而是人性的高貴和美德。正如孫犁在〈文學和生活的路〉一文中指出的：「我經歷了美好的極致，那就是抗日戰爭。我看到農民，他們的愛國熱情、參戰的英勇，深深地感動了我」[3]。這正說明只有人性之美才能克服戰爭的恐懼，唯有高貴的品德，才能使人超越戰爭的創傷和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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