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紀：20世紀的心理學(1) Ronald David Laing (大衛・連恩)－2
在後期的思想發展中，Liang拒絕承認所謂「思覺失調症」(也就是俗稱的『精神錯亂』[Psychosis])的存在，Liang拒絕把這種現象稱為「病症」，而是視為一種「社會標籤」，甚至是政治控制形式強加於個人的結果。在《體驗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一書中，Liang對思覺失調症提出了他革命性的看法：
「沒有思覺失調症這種『疾病』，但標籤是個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為政治事件。這種政治事件發生在社會的公民秩序之中，對被貼上標籤的人加諸定義和後果，這是一種社會處方，使一切社會行為合理化：被貼上標籤者附屬於一些其他人，後者(即「社會的貼標籤體制」)在法律上得到認可、在醫療上獲得權力並在道德上有義務對前者負責。透過家庭、家庭醫師、心理衛生官員、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精神科社工和病友等聯盟的協同行動(「陰謀」)，被貼上標籤者開始扮演角色，進入患者的生涯｣(Iain Ferguson, 頁146-147)。
簡單地說，所謂「精神疾病」只是社會壓迫下的結果，是一群人控制另一群人的「制度性懲罰」。Liang的觀點是，所謂「精神疾病」是社會對個體的「合法性犯罪」而不是個人天生的失常；換言之，精神疾病是一種「不正常的社會控制」(甚至自認理所當然而施展政治壓迫)所導致的社會後果，而不是個體天生的生理病變。
所謂「貼標籤」(labeling)，是指對一個人或群體進行刻板定義的行為，在此情況下，「標籤」代替了個人的差異性特徵而將個人予以定型。依據「維基百科」所述，「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是一個犯罪學理論，理論分支屬於「犯罪社會學」。標籤理論被用於說明部分人如何走上越來越嚴重的犯罪之路；學者Edwin Lemert認為，人終其一生都會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偏差行為，這是正常的現象，標籤理論稱之為「原始偏差行為(Primary Deviance)或稱初級偏差行為」)。雖然如此，人卻不一定會就此走上犯罪生涯，大多仍然能夠保有良好的行為分寸。不過一旦原始偏差行為被施以某種社會控制(尤其是正式的社會制裁，例如刑罰)，行為人立刻就得到旁人施加的「社會減等標籤」(social degrading label)。行為人被貼上社會減等標籤後，遭遇到社會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例如旁人開始會以標籤描述的內容檢視及解釋行為人過去的所作所為，稱為「追溯既往的閱讀」)，終於使行為人本身也開始發生自我概念的認同轉變，而改變行為，使自己的行為更符合標籤的描述(稱為「自我預言的實現」或「邪惡的戲劇化」)。因此繼續犯下「衍生偏差行為(Secondary Deviance，或稱次級偏差行為)」，成為一個嚴重的犯罪者。
許多精神醫師會把精神患者的病因歸之於家庭。但家庭也是無時無刻不受到社會影響的個人(親人)所組成，因此無論家庭的組合呈現什麼樣態，沒有一個家庭可以脫離社會的控制之外。Liang認為，僅僅從家庭中尋找精神疾病的因素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所有的家庭都處於更廣泛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中。Liang在《體驗的政治》中說道：
「所有這一切的意義都包含在社會公民秩序更廣泛的脈絡下，也就是政治秩序下，(也就是)人們對他人行使控制和權力的方式」(Iain Ferguson, 頁147)。
然而，Liang並沒有因此向社會發起挑戰，也許他認為這是徒勞無功的，Liang反而主張人們應該以「自我療癒」來取代精神病院所有的胡作非為，Liang把這種自我療癒稱為「內在的旅程」。就連Liang自己，他在1971年前往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修道院進行長期的「禪修」，親身體驗這種自我療癒的過程。他在《體驗的政治》中寫道：
「要達到真正的心智健全，就得以各種方式消解正常的自我，因為那是錯誤的自我，只為了稱職地適應異化社會的現實。在神聖力量出現之後，傳達給我們內在的原始意象。死亡、重生，最後再建立新的自我運作。自我現在是聖神的僕人，不再是背叛者｣。
也許，激進的社會主義運動者會把Liang的最後主張視為「神祕主義」，是對「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的背叛，但在我看來，在一個錯誤的社會中，主體的自決與自由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矯飾；一個「錯誤的自我」只能依靠自我的治療而重建，而不是依賴精神醫師的藥物和手術刀。正如阿多諾(Adorno)所言，「一個錯誤的社會無法正確的生活」(《啟蒙的辯證》)，也就是說，「錯誤的生活裡沒有正確的人生」，正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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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David Laing
(1927 –19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