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7)：「不正當」的地緣政治學

 

地理的復仇(7)：「不正當」的地緣政治學

 

在繼承但扭曲性挪用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之下，20世紀出現了幾個臭名昭彰的地緣政治學家，成為野心獨裁者發動戰爭的理論依據。首先是德國的地理學家、民族誌學者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他提出了「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概念，成為希特勒侵略擴張的依據。 

「生存空間」的核心思想是：「競爭的優勝者將失敗者掃地出門。這場鬥爭延伸到人類社會，成功的種族必須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才能避免種族的衰退」(《現代心靈》(上)，頁，081)。這是一種假科學之名行種族迫害的為科學理論。在他的《政治地理學》一書中，拉采爾把國家比做生命有機體，甚至認為必須向鄰國擴張領土才是國家生存的基本法則，否則國家就會走向萎靡和消亡。 

Friedrich Ratzel(1844-1904)

Kaplan寫道：「拉采爾深受達爾文著作的影響，因此發展出一種有機的、有點生物學意味的地理學概念，認為『邊界』持續在演進，要視其周遭人口的規模及組成而定。我們把邊界視為靜態，是永恆、合法性的代表，拉采爾卻只看到逐步擴張、收縮和國家事務的變化無常。對他來講，地理彷彿有生命、會呼吸，從這裡又出現『有機－生物國家』的概念，其擴張刻寫在自然法之中」(132)。 

瑞典人魯道夫．傑連(Rodolf Kjellen)，首先創造了「地緣政治」這個字詞。傑連是一個強烈的瑞典民族主義者，痛恨俄羅斯。但斯堪地納維亞國家與人民，並不喜歡他的觀點，傑連把他的希望轉向德國，盼望德國能挺身對抗他特別討厭的俄羅斯和英國。Kaplan寫道：「傑連把人類社會依種族、生物條件分類，以人為基礎設想出的國家概念，如果能夠陽剛且活力充沛，會需要相當大的生存空間。就是因為油腔滑調和浮誇空泛的人具有拉采爾和傑連的想法，後世的殺人兇手才能加以利用來合理化他們的行動」(133)。 

另一個代表就是豪斯霍夫爾(Karl Haushofer)。Kaplan寫道：「『我的奮鬥』第十四張界定納粹的外交政策和納粹對『生存空間』的主張，很有可能受到豪斯霍爾夫的影響」(135)。豪斯霍夫爾寫了一本書《邊界》，事實上只討論如何打破邊界。Kaplan寫道：「根據豪斯霍夫爾的說法，只有國勢往下走的國家才追求穩定的邊界，並且只有衰頹國家才以永久的堡壘保護旗邊界：因為邊界是活生生的有機體，強大的國家努力興建道路。邊界只為少數國家暫時停止」(138)。

Kaplan寫道：「豪斯霍夫爾的一生，象徵空有思想卻追求名利、趨炎附勢人士之下場。德國戰敗，盟國追究他涉及的戰爭罪行之後不久，豪斯霍夫爾夫婦自殺身亡」(139)。

回望20世紀：總論 / 閱讀《現代心靈》(4)－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毒(上)

 回望20世紀：總論 / 閱讀《現代心靈》(4)－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毒(上)

 

・尼采

尼采雖然不屬於20世紀的人物，在20世紀的開端走完他的一生，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思想籠罩了20世紀。尼采的非理性主義與悲觀思想雖然受到人們的關注，但他對「力量」(power)的崇拜，以及與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進化論的結合，給20世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在他去世時，尼采幾乎是個植物人，而之前的十多年裡也一直如此。……他大聲呼喊，猛烈敲打鋼琴的琴鍵，而前一秒鐘他可能還在安靜地演奏華格納的樂曲。登門為他診療的醫生將其診斷為『心理退化』(mental degeneration)｣(頁，076)，終其一生不斷鼓吹意志、生命力，不斷鄙視、嘲笑人類之「低等」、「退化」、「懦弱」的尼采，竟以如此諷刺的疾病而告終。 

我把尼采的哲學稱之為「捕獵哲學」，把一種強者對弱者天經地義的欺凌視之為文明的進步。「尼采的主要思想(雖然他從未系統性闡述)是：所有的歷史都是兩大集團之間形而上學的鬥爭。其一是表達『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領導集團，他們是文明的基石(創造價值)所必需的重要生命力。另一集團則是缺乏『權力意志』的被領導者，主要包括由民主所造就的普羅大眾。他說『那些貧窮弱小的可憐蟲會使文化枯竭』」。(頁，076-077)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尼采高度讚揚「文明的掠奪者」，他把這種掠奪者稱為「雅利安人」(Aryans)，這是種族主義毫不掩飾的表達。尼采稱這些掠奪者是「野蠻的」，但卻又是高貴的，因為他們有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能量。尼采認為，「征服者將他們的思想強加於被征服者，這是天經地義的」(頁，077)。尼采同時也是一個「反道德主義者」，認為道德只是弱者的藉口，因為道德與生命是不能相容的，「道德否定生命」(頁，077)。「是下層階級發明的玩意」；「它從怨恨中生根發芽，滋養著畜群一樣的低等階級」。(頁，077)。 

儘管尼采完全誤解了達爾文1859年發表的進化論，達爾文的「適者」絕不是尼采筆下強者凌駕弱者的「意志」，更沒有尼采「道德高低」的意涵，而是指生物界中繁殖能力最強、最能適應環境變遷、最具生存競爭能力的物種，但尼采的思想還是助長了20世紀的災難，也就是概括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下的極權主義、種族主義。一個鼓吹「強者生存」、長期感染梅毒、死於「生理退化」的哲學家，其畢生的貢獻就是造成人類歷史的退化。 

・史賓賽

比尼采晚三年去世的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實際上，著名的「適者生存」這句格言並非達爾文所創，而是史賓賽。他敵視國家政權，對於窮人與弱者，毫無同情與包容可言，他的「清除論」，是除了希特勒之外最無人道的理論。「他反對所有的國家援助。他說，窮人不適應社會，應該被淘汰」(頁，079)。他又主張，「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擺脫這樣的群體，將他們從世界清除出去，從而為更好的群體挪出空間」。毫無疑問，史賓賽雖然是英國人，但卻足堪德國希特勒的導師。 

・海克爾

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則是德國的史賓賽式人物，有「德國達爾文」之稱。他創造了如生態學(ecology)、親緣譜系(phylogeny)、個體發生(ontogeny)等等概念，他支持強大的國家政權，正是這個觀念，加上他好戰的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張，使人們視其為納粹的支持者。他有一句名言「政治就是應用生物學 (Politics is applied biology)」，日後更是廣受納粹支持者引用。然而他的許多理論，例如「胚胎重演律」(Recapitulation Theory)被證實為無稽之談，連達爾文本人都因海克爾而感到蒙羞。 

Ernst Haeckel，1834－1919

・羅耶

法國人克萊門斯・羅耶(Clemence August Royer，1830－1902)，羅耶非常的博學(通過自學)，但充滿叛逆與疏離，但她卻是第一位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論》翻譯成法文的女性人類學者(儘管達爾文事後撤銷了羅耶翻譯他的著作的授權)。儘管羅耶是法國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反對父權制，但她卻反對任何形式的平等主義計劃，以及讓「不適合」的人活下去的慈善或福利。她仿效達爾文，寫了一本《人類與社會起源》，「採取強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她將「雅利安人」視為優於其他種族的群體。而為了發展利益，與低等種族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頁，080)。 

・勒龐

法國人喬治・勒龐(Georges V.de Lapouge，1854-1936)則是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勒龐在對古代人類頭骨進行研究後認為，種族是處在形成過程中的物種，種族差異是『先天的，不可磨滅的』」(頁081)。他依據頭顱的大小、膚色和體型(將歐洲人口分為三大種族團體)，將種族差異標準化、定型化，反對任何種族通婚和整合，他翻譯了(法文)海克爾的作品，宣稱猶太人是雅利安人的敵人，對納粹種族和優生學說產生了直接影響。「他還主張免費供應酒類，寄望於劣等的種族可以因此縱欲無度並自相殘殺」(頁，081)。 

・拉采爾

德國動物學家、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提出了所謂「生存空間」，認為所有生物體都是為了生存空間展開競爭，「競爭的優勝者將失敗者掃地出門。這場鬥爭延伸到人類社會，成功的種族必須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才能避免種族的衰退」(頁，081)。這又是一種假科學之名行種族迫害的為科學理論。在他的《政治地理學》一書中，拉采爾把國家比做生命有機體，甚至認為必須向鄰國擴張領土才是國家生存的基本法則，否則國家就會走向萎靡和消亡。 

・張伯倫

張伯倫(Huston S, Chamberlain，1855－1927)甚至認為，「種族鬥爭」是歷史語文化『科學的』重要因素。「張伯論將西方的歷史描繪成『精神和文化的創造者雅利安人，與唯利是圖、物質至上的猶太人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頁，081)。「張伯倫認為，「日耳曼民族是雅利安人碩果僅存的後裔，但也已經隨著與其他種族的雜交而衰弱了」。這是20世紀流行的「血統純正論」，這個理論歌頌「純種」，但只有純種的雅利安人才是優等的人種(2021/09/03)。張伯倫在 1923 年會見了年輕的希特勒，並寫了幾篇對他有利的文章。他的《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成為20世紀「泛日耳曼主義運動」的重要參考文獻，也是後來納粹種族政策的重要文獻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