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紀：總論 / 閱讀《現代心靈》(4)－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毒(上)

 回望20世紀：總論 / 閱讀《現代心靈》(4)－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毒(上)

 

・尼采

尼采雖然不屬於20世紀的人物，在20世紀的開端走完他的一生，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思想籠罩了20世紀。尼采的非理性主義與悲觀思想雖然受到人們的關注，但他對「力量」(power)的崇拜，以及與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進化論的結合，給20世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在他去世時，尼采幾乎是個植物人，而之前的十多年裡也一直如此。……他大聲呼喊，猛烈敲打鋼琴的琴鍵，而前一秒鐘他可能還在安靜地演奏華格納的樂曲。登門為他診療的醫生將其診斷為『心理退化』(mental degeneration)｣(頁，076)，終其一生不斷鼓吹意志、生命力，不斷鄙視、嘲笑人類之「低等」、「退化」、「懦弱」的尼采，竟以如此諷刺的疾病而告終。 

我把尼采的哲學稱之為「捕獵哲學」，把一種強者對弱者天經地義的欺凌視之為文明的進步。「尼采的主要思想(雖然他從未系統性闡述)是：所有的歷史都是兩大集團之間形而上學的鬥爭。其一是表達『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領導集團，他們是文明的基石(創造價值)所必需的重要生命力。另一集團則是缺乏『權力意志』的被領導者，主要包括由民主所造就的普羅大眾。他說『那些貧窮弱小的可憐蟲會使文化枯竭』」。(頁，076-077)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尼采高度讚揚「文明的掠奪者」，他把這種掠奪者稱為「雅利安人」(Aryans)，這是種族主義毫不掩飾的表達。尼采稱這些掠奪者是「野蠻的」，但卻又是高貴的，因為他們有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能量。尼采認為，「征服者將他們的思想強加於被征服者，這是天經地義的」(頁，077)。尼采同時也是一個「反道德主義者」，認為道德只是弱者的藉口，因為道德與生命是不能相容的，「道德否定生命」(頁，077)。「是下層階級發明的玩意」；「它從怨恨中生根發芽，滋養著畜群一樣的低等階級」。(頁，077)。 

儘管尼采完全誤解了達爾文1859年發表的進化論，達爾文的「適者」絕不是尼采筆下強者凌駕弱者的「意志」，更沒有尼采「道德高低」的意涵，而是指生物界中繁殖能力最強、最能適應環境變遷、最具生存競爭能力的物種，但尼采的思想還是助長了20世紀的災難，也就是概括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下的極權主義、種族主義。一個鼓吹「強者生存」、長期感染梅毒、死於「生理退化」的哲學家，其畢生的貢獻就是造成人類歷史的退化。 

・史賓賽

比尼采晚三年去世的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實際上，著名的「適者生存」這句格言並非達爾文所創，而是史賓賽。他敵視國家政權，對於窮人與弱者，毫無同情與包容可言，他的「清除論」，是除了希特勒之外最無人道的理論。「他反對所有的國家援助。他說，窮人不適應社會，應該被淘汰」(頁，079)。他又主張，「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擺脫這樣的群體，將他們從世界清除出去，從而為更好的群體挪出空間」。毫無疑問，史賓賽雖然是英國人，但卻足堪德國希特勒的導師。 

・海克爾

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則是德國的史賓賽式人物，有「德國達爾文」之稱。他創造了如生態學(ecology)、親緣譜系(phylogeny)、個體發生(ontogeny)等等概念，他支持強大的國家政權，正是這個觀念，加上他好戰的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張，使人們視其為納粹的支持者。他有一句名言「政治就是應用生物學 (Politics is applied biology)」，日後更是廣受納粹支持者引用。然而他的許多理論，例如「胚胎重演律」(Recapitulation Theory)被證實為無稽之談，連達爾文本人都因海克爾而感到蒙羞。 

Ernst Haeckel，1834－1919

・羅耶

法國人克萊門斯・羅耶(Clemence August Royer，1830－1902)，羅耶非常的博學(通過自學)，但充滿叛逆與疏離，但她卻是第一位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論》翻譯成法文的女性人類學者(儘管達爾文事後撤銷了羅耶翻譯他的著作的授權)。儘管羅耶是法國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反對父權制，但她卻反對任何形式的平等主義計劃，以及讓「不適合」的人活下去的慈善或福利。她仿效達爾文，寫了一本《人類與社會起源》，「採取強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她將「雅利安人」視為優於其他種族的群體。而為了發展利益，與低等種族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頁，080)。 

・勒龐

法國人喬治・勒龐(Georges V.de Lapouge，1854-1936)則是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勒龐在對古代人類頭骨進行研究後認為，種族是處在形成過程中的物種，種族差異是『先天的，不可磨滅的』」(頁081)。他依據頭顱的大小、膚色和體型(將歐洲人口分為三大種族團體)，將種族差異標準化、定型化，反對任何種族通婚和整合，他翻譯了(法文)海克爾的作品，宣稱猶太人是雅利安人的敵人，對納粹種族和優生學說產生了直接影響。「他還主張免費供應酒類，寄望於劣等的種族可以因此縱欲無度並自相殘殺」(頁，081)。 

・拉采爾

德國動物學家、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1844－1904)提出了所謂「生存空間」，認為所有生物體都是為了生存空間展開競爭，「競爭的優勝者將失敗者掃地出門。這場鬥爭延伸到人類社會，成功的種族必須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才能避免種族的衰退」(頁，081)。這又是一種假科學之名行種族迫害的為科學理論。在他的《政治地理學》一書中，拉采爾把國家比做生命有機體，甚至認為必須向鄰國擴張領土才是國家生存的基本法則，否則國家就會走向萎靡和消亡。 

・張伯倫

張伯倫(Huston S, Chamberlain，1855－1927)甚至認為，「種族鬥爭」是歷史語文化『科學的』重要因素。「張伯論將西方的歷史描繪成『精神和文化的創造者雅利安人，與唯利是圖、物質至上的猶太人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頁，081)。「張伯倫認為，「日耳曼民族是雅利安人碩果僅存的後裔，但也已經隨著與其他種族的雜交而衰弱了」。這是20世紀流行的「血統純正論」，這個理論歌頌「純種」，但只有純種的雅利安人才是優等的人種(2021/09/03)。張伯倫在 1923 年會見了年輕的希特勒，並寫了幾篇對他有利的文章。他的《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成為20世紀「泛日耳曼主義運動」的重要參考文獻，也是後來納粹種族政策的重要文獻來源。

Frederic Gros,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1)

 Frederic Gros,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徐麗松譯，台北：八旗，2015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1)

在成為隱士後，尼采每天要走十幾個小時的「隱士路」。他邊走路邊思考，就在1879到1889這十年間，尼采創作了她生命最重要的幾部作品。第一年夏天，他開始走路，每天獨自走路，有時長達八小時，同時也完成了《旅人與他的影子》(The Wonderer and his shadow)，其中，包括《歡愉的智慧》，我認為是尼采最好的一本書。 

Frederic Gros在《走路也是一種哲學》中寫道：

「(與康德的走路不同)……對尼采而言，走路則是創作的條件。走路不只是觸發，乃至伴隨工作，走路儼然就是創作的根本要素」。(26) 

尼采在《歡愉的智慧》中寫道： 

「我們不是那種坐在書林中才會思考的人，我們的想法不是在等待書頁的刺激時才姍姍來遲；我們的品格是在自由空氣中思考，我們走路、跳躍、爬升、舞蹈，最好是在孤寂的山巔或海畔，在那些連道路都會冥思的地方」。(27)

 

人們常說「書香」一詞，意旨博覽群籍之後散發的氣質與教養；書香還是一種「階級識別」，是區分目不識丁的文盲和書卷滿堂的貴族之家的標準。就如Frederic Gros所言，評斷一本書的標準在於它的氣味，「太多書散發著閱覽室或辦公室的沉重氣氛，那些沒有光線、通風不良的房間。書架之間空氣難以流通，充斥著霉味，紙張逐漸腐敗、油墨產生化學變異的穢氣。那是一種瘴氣」。(27) 

但是，「另一種書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戶外的鮮活空氣，高山的風，那種從高處吹來、帶著冰霜氣息敲醒我們身體的風，或南方的松林小徑上那種漾滿芬芳的清涼晨風。這種書會呼吸。它們的扉頁間不會塞滿毫無生氣的、無謂的博學」(27-28)。……「有些書則反射著高山的淨透光縣，豔陽下波光粼粼的海面。特別是顏色，圖書室是黑暗的，在那裡寫成的書也是灰暗的：字裡行間充斥著援引、參照、頁底註解、謹慎地說明、無盡的辯論」(28) 

尼采說過「伏案讀書」與「風中展讀」的區別，那是一種「書蟲」與「智者」的區別。那檯燈的熱氣，怎能和午後的暖陽相比？那椰林下的微風，豈是書房的電扇所能取代？在《歡愉的智慧》中，尼采寫到： 

「哦，我們很快就會明白作者找到書寫靈感時是不是正坐在墨缸前，沉著大腹，吊著書帶，埋首卷冊之中。他的書讓人很快就想翻過去！我們覺得腸胃馬上糾結起來，就像這稀薄的空氣、低壓鴨的天花板、狹隘的房間立刻讓人感到壓抑」。

Frederic Gros說道：「那些閉關在四壁之間，插枝在座椅之上的作者，他們寫出來的書凝重而難以消化。那些書是桌上其他書冊編纂組成的產物。那些書就像被強制餵食的肥鵝，被引述和參考的資料塞爆，被一個個註解壓得喘不過氣。它們沉重、肥胖，讀起來又慢又乏味又艱澀。他們寫書靠的是其他書，他們比較他人的文句，重複別人說的話，而那些人說的又是他們以為其他人可能會說的話。他們查證、琢磨、修改，一個句子成為一個段落，再成為一個章節。一本書成為根據某個其他人的某句話而評論一百本書的結果」。(29-30) 

Frederic Gros說道：「反之，在走路時構思寫作的人不受羈絆，他的思想不受其他書籍奴役，不讓查證的工作壓跨，不被他人思維牽制。他無須對任何人負責什麼，只需要思考、判斷、決定。這樣的思維誕生自移動、衝勁。…..思索事物本身，沒有阻絕，不受干擾，不墜入迷霧，不在文化與傳統的關卡上無所適從，那不會是條理清晰的漫長論證，而是輕盈而又深邃的思考。……相較之下，在圖書室中撰寫而成的書籍流於膚淺而沉重，終究留在因襲固有的層次」。(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