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雜思筆記(24)
現代性反思與「人與自然」的反思
一生倡導「多元和平文化」的德國哲學家Fred R. Dallmayr，在「主體性的黃昏」(Twilight of Subjectivity)中，提出「後個人主義」(post- individualism)，以試圖矯正現代性的流弊，特別是現代性對自然、環境、生態的「掠奪性」。就現代性的根源之處，也就是在關於人對自身之意識與啟蒙的出發點之處－人性，始終是和「自然」處於「分裂性無關」的基點上被定義的。Dallmayr指出，「在近代思想中，人的人性(humanity)在任何場合之下，都被看成不僅是與「人的自然性」(human’s naturalness)毫不相關，而且是尖銳對立的」。Dallmayr指出，在笛卡爾的思想中，「我思主體」的心靈或精神，始終是分離於、對立於外在的物質世界(有機的和無機的自然)；在康德的學說中，人的意識與道德自律享有超驗的地位，完全不能從關於世界的經驗中推出，至於黑格爾，則乾脆將自然表述為與精神相對立的他物或異物。
現代性之這種「人與自然」對立和不相干的觀點，並非輕視自然、敵視自然，正好相反，它在初始之處，現代性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因為，在這些早期現代思想家看來，自然、宇宙等等，何其「碩大」！這個外於我思主體的自然，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充滿了太多我思主體無法理解的實證性，這個「外物」是一個由因果律強力控制的、自足的實體，如果不先解決人的認識能力有多少？如果不確定人的認識能力之可能性條件(康德之語)，人，又怎能進入這個宇宙之中呢？正如人不可能將自身舉起一樣，如果人只是一種自然，人又如何以人的「自然之知」去影響自然呢？
Dallmayr卓越地指出了現代性的極大「吊詭」：人既想要改變自然以取得利益與舒適，卻又想愛護自然、保護環境。我想要說的是，「人」才是最大的吊詭，人客觀上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脫離自然，何來人的本性？但如果人僅僅依據自然的戒律行事，僅僅依據一種不依人的意志而改變的因果律行事，那麼人所追求的「自由」、「自覺」、「超越」等等，乃至人的一切欲望，都將一一落空。反過來說，正是人類不甘心受制於因果律，自然的噩運就接踵而至！
Dallmayr說道：「在近代，人與自然的這種關係是以極度的敵對和悲劇性為其標誌的！將人定義為一個與自然分離的理性主體，總是伴隨著人對其環境的控制，在穩步發展的科學與技術的推力之下，這種追求最終導致人對自然的無限統治」。
然而，我認為，Dallmayr似忽避開了對人的本性的直接探討，也許，這太難了！一個從不遵守「因果律」的種類－人類主體－還有什麼好說的？但我依然要強調，人性之中就是有一個特徵，那就是「主宰性」(domination)，那就是控制自然、統治他人。Dallmayr為何不敢面對這種人性的構成呢？我認為，作為一個深知熟慮的西方哲學家，當他越深入西方哲學的內核之時，他就越能感受西方文化的深層危機，以及觸及這種危機時的心驚與膽顫。
Vico說過，「人創造歷史，並僅僅在人的歷史中認識自己」。我要說，人創造了自然的悲劇，並僅僅在自然的悲劇中毀滅自己。Vico完全忽略了一種可能，或者說根本忽略了一個已經明顯確鑿的事實，那就是：西方哲學中始終誤認了一個假設：人類通過對自然的改造將足以實現人的自由與主體性！馬克思就是最大的「誤認者」；他在批判「商品拜物」的同時，也不自覺地陷入「生產力崇拜」之中。實際上，人對自然的統治與人類實現自身的自由與意志，兩者之間毫無相干！所謂人類擺脫自然的因果律和必然性、從自然的解放中將從中獲得理性的啟蒙與自由的解放等等，這些說法根本一派胡言，人類駕馭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增長，與人類自由與幸福的擴大，兩者之間毫無關聯。Horkheimer和Adorno在其充滿憂鬱和睿智的《啟蒙的辯證》中，已經指出了啟蒙主義這種「反進化」的特徵：
人類對自然的宰制恰恰造成了人類自身的倒退，以及新野蠻狀態！
現代性，就是今日一切災難－無論是生態的、人文的、社會的－的根源。從初始階段－基於對自然的「所知有限」以致於敬畏有加並反身思考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這至少是謙卑的)，到乾脆「跳過」這個「茫然不知」的自然宇宙而致力於對它的控制與支配，最後再把這種「人類支配力」神化到絕對的、統一的、進步的、普遍的精神形式(黑格爾不就是幹這種事？)，這就是今日一切生態與生存危機的「總根源」。基督已不必再臨人間，那「末日的審判」已提前進行：人類無需借助上帝，人類可以自己了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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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R. Dallmay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