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ah Arendt, 《政治的承諾》(2)
Hannah Arendt說道：「就歷史而言，蘇格拉底的審判和定罪，形成了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鴻溝，這件事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如同耶穌的審判和定罪在宗教史上的意義」(36)。由於蘇格拉底不能透過「答辯」－通過修辭性言說以進行政治辯論－來說服雅典城邦，柏拉圖式從此深深痛惡所謂doxa(opini on)－意見－或一般所謂的民意、公眾意見、多數意見、輿論…等等。Hannah Arendt說道：「看見蘇格拉底把他自己的意見，交給雅典人不負責任的意見去決定，然後遭到多數的否決，這讓柏拉圖鄙視意見」(37-38)。換言之，民意或輿論根本無法決定正義的標準，更與真理無涉。意見(opinion)，只是一群人在胡說八道，這群人不過以自私的利益或狹隘的偏見，來扭曲普遍有效的正義標準。
柏拉圖從此追求一種能夠超越「一群人胡說八道」的絕對標準。「人們的行為可以透過這種絕對標準而加以評斷，人類的思想有可藉此達到若干程度的可信類性」。這個絕對標準就是柏拉圖的「理念」(idea)的概念。(這點容後再說)
雅典人認為，「智者」(philosophia)只關心永恆、非人性(情感與慾望)、非政治性事物(大眾庶事的管理)，所以「城邦不需要智者」。這是蘇格拉底悲劇的本質，也就是「公眾意見的誤解」。儘管蘇格拉底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智者」，因為蘇格拉底認為，「知人之不可能為智者的那人，就是凡人當中最具智慧者」(42)，但城邦不相信蘇格拉底的謙遜，硬要他承認是一個政治上一無所用的智者。蘇格拉底深信「真理的說服力」，他那種「蘇格拉底式對話」，他那種試圖以「詰問」與「難題」使人自覺到自己的無知的作法，試圖說服眾人相信「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對一切皆無所知」的真知灼見，但他一旦接觸了群眾，他的真理就立刻降為「意見」－真正無知卻自居真理的胡說八道－，結果，蘇格拉底的真理敵不過眾人的憤怒，蘇格拉底的真理也未必比法官的判決書更具有說服力。
Hannah Arendt要說的是：與眾人不可討論永恆(eternity)。因為城邦屬於「短暫」，意見出自於「短視」。Hannah Arendt甚至嚴肅地提醒，與眾人討論真理是一件對哲學家危險的事。「只要哲學家向城邦提出他的真理，對永恆的反思，那真理馬上就化為眾多意見當中的一個意見……永恆事物一旦進入眾人當中，永恆就化為短暫」(42)。
蘇格拉底在《申辯》中對雅典人說：「神諭告誡他不要積極投身於政治」。這個神諭對柏拉圖非常重要，甚至影響了柏拉圖的哲學思想與立場，這使得柏拉圖終其一生鄙視希臘的城邦政治，那種以「眾說紛紜的路人之見」來決定城邦命運的群氓政治。Günter Figal說道：「這個思想對柏拉圖十分重要，在《理想國》裡再次被提起：與政治事務保持距離才意味著哲學的可能性」；Günter Figal緊接著說道：「在政治活動中，我們是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來一起扶持正義，所以要被迫獨自與其他『野獸』對抗，要麼與之同流合污(《理想國》，496c)，第一種情況下，滅亡的是哲學家，第二種情況是哲學。在一個野獸橫行的世界裡，充滿了爭權奪勢、腐敗、病態的野心與虛偽，人們要想進行哲學活動，只能安靜地做好分之事，『好像在冬天狂風與暴雨肆虐時，在牆角裡躲避』。《申辯》裡的也有類似的說法：誰想為公正而辯論，那就必須過一種退隱和非政治的生活，如果他想活下去的話，那怕是很短暫的一段時間」。(Günter Figal,
Sokrates, [德]君特・費格爾著，楊光譯，《蘇格拉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6，頁33)
我要說的是：眾人是不可教化的。一旦你和眾人討論真理，你就立即處於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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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拉底之死》， Jacques Louis David（17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