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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難民聯合國」！
─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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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rich B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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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的絕大多數事物都是錯誤的，唯一正確的是我們都無一例外的在這個錯誤世界中過著「無法正確」的生活。德國左翼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努力為人類至今依然對其癲癡不醒的工業神話，作出最後的告誡與提醒。風險不是危險，更不是冒險；風險不同於自然災害，而是「人類製造的危險」。它是「危險中的危險」，是人類為自己所製造和生產出來的無法逃離或校正的生存困境，它表現為一種無法更正為時已晚之災禍的可能性。風險的恐怖性不在於危險的實現或來臨，而是對它的無知、無能與無力。但這種無知既不是愚蠢，也不是固執，而是無法被知識所理解、預測、控制和改變；換言之，風險超出了知識之外，它超出一切知識所能涵蓋或觸及的界域：
風險是人類活動和疏忽的反映，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的表現。這意味著
危險的來源不再是無知而是知識；不再是因為對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
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脫離了人的把握的東西，而是工業社會建立起
來的規範和體系[1]。
從現代社會到風險社會
有別於以「革命二分法」區分傳統與現代，貝克認定風險社會(作為「新現代性」)已取代了現代社會，但這種「取代」的過程既非啟蒙式的，也非「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式的，而是潛移默化、不知不覺、恍然失神的；風險來自於現代性與現代化社會，它寄生於現代社會又準備摧毀現代社會，它是「工業∕經濟∕科技」系統的衍生物，但它作為一種「後果」(aftermath)，又是以否定、自毀、解構現代性的前提而被生產出來的。標誌著現代社會向風險社會過渡的症候，既不是斷裂式的突進，也不是法律的公開宣示，而是一種「風險遲延」(risk
delayed)效應，這種效應─而且是滯後性的副效應─以不被察覺、不願面對、無法估算的策略，把風險社會從現代工業母體中緩緩托出。風險像是一個畸胎，它悄悄地孕育在工業社會的母體之中，而母親卻終日沉浸在「腹中育子」的喜悅之中。畸胎誕生的意義，不在驚訝它的奇形怪狀，而是證明了母體深染惡疾，但母體卻不知畸胎從何而來？
貝克把風險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2]。然而這裡所謂的「處理」並不等於「治理」，因為風險具有本質上的不可治理性，亦即不可預知性、不可計算性與不可收拾性。風險的不可治理性首先來自於非個人性，當1492年8月哥倫布揚帆離開西班牙羅塔港試圖尋找新大陸時，他當然面對著極大的「個人風險」，但在今天，諸如核災難、毒物、熱帶雨林的消失、地球暖化等等，就不只是個人的而是全球化的；然而，現代文明風險既是無人悻免、無可逃避的，但它的感知形式又只是「非眾的」、專家壟斷的，它只能存在於物理和化學的方程式之中，這些數字與符號，一般大眾看不懂。風險是一種特殊的、弔詭的情境：絕大多數的人根本不知道處於沒有一個人可以悻免的超國界、跨世代的威嚇中。正如人們不可能為尚未出生的子孫買保險一樣，風險是無法事先擔保的。從廣島核爆到車諾比事件，乃至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東北8.9級的大地震，沒有人可以預估其對後來幾代人的影響，一如今日沒有人可以預估地球緩化將在哪年哪月導致何種程度的毀滅。
風險：飛梭效應
如果現代工業社會的運轉動力是依賴財富生產與分配的邏輯，而「階級」則是這種分配的等級表現，那麼在風險社會中關於風險之分散、規避、可承受性的分配邏輯，就再也不是通過階級來表現。儘管貝克提出「風險地位」這一概念，來表達富有的人總是比貧窮的人具有較高的風險規避能力，例如富者可以用金錢去購買遠離污染的豪宅，發達國家將工業污染和生態公害轉移到落後國家，但實際上，風險社會是一個真正的「無階級社會」，但它不是公有制意義下的無階級，而是指風險受難的全球一體化。它像一塊繞著狐形軌道飛去又返回的「飛梭」，無論富國還是窮國，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勞苦大眾，無人可以逃離這種飛梭效應。
貝克說道：「貧困是等級制的，化學煙霧則是民主的」[3]，世上只有不吃不喝也不呼吸的人才能真正規避風險！在北韓上空形成的酸雨，不會只選擇它的敵國─美國落下，遠在烏克蘭車諾比的核幅射，可能使一對法國夫妻生下「隔代突變」的新生兒。在水源短缺、空氣污染、毒物泛濫、氣候突變已成日常體驗時，財富與階級的社會分化在人類歷史中第一次真正失去了意義。總體上的「生態貶值」超出了一切財富增減的計算。如果工業社會還有富人俱樂部和貧民窟的區別，那麼在風險社會中，世界已成了風險面前人人平等的「危險聯合國」。
科學對付不了風險
一如科學家可以輕易測出身體的斤兩，卻無法計算出靈魂的重量，科學家也許可以計算出人類的平均壽命，卻無法算出每個人一生當中的「平均價值」。面對風險社會，人們已無法求助科學與專家，因為對於新的文明威脅，科學完全不可能作出適當的反應，除非科學能對人類的生命價值作出量化分析。貝克藉用哈伯馬斯(J.
Habermas)的觀點，指出科學本質上是一種「提高生產力的知識旨趣」(productivity- raising knowledge interest)，因而是一種與財富生產關係而不是與風險生產關係相聯繫的知識系統，「科學的好奇心首先是要對生產力有用」[4]。科學從其誕生那一天起，就是為了解決人類生存的匱乏性(scarcity)，協助人類與貧困和饑餓進行鬥爭。但科學的使命到了20世紀已經走到盡頭，因為新的文明匱乏不再是貧困，而是富裕中的威脅與不安。只要科學依然服從財富生產邏輯，與這一邏輯相牴觸的風險威脅邏輯，就只能被科學合法地推遲或默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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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囪：風險社會的正字標記 |
嚴重的是，正是因為科學自身的特性：嚴謹性與精確性，使科學在量化風險和推遲風險的默許中，形成了與風險的共謀關係。「參照科學精確性的標準，可能被判定為風險的範圍被減少到最小，結果科學的特許暗中在允許風險的增加」。實際上，科學家總是在風險已瀕臨極度危險下才會出面發出警告，很少有科學家把時間與名譽投注在「潛在但不明顯」的風險預估，從而換來「尚未證實」的惡名。一如風險總是明顯但未必可見，在風險因果性的科學檢測中也存在一種隱秘關係。「在嚴格的科學實踐與其助長和容忍的對生活的威脅之間，存在一種隱秘的共謀」[5]。
由於風險受害不是由一般大眾的認知方式和可能經驗所決定的，風險在超出一般知識情況下，大眾根本不具有風險評估的自主權，於是風險專家就在決定或宣告「風險的可接受水平」時，建立了科學與風險之間的「共謀性權威」。「可接受值也許確實避免了最壞的情況發生，但它們同時允許對自然和人類的一點點毒害，這一點點到底會是多少？[6]」當科學家在界定風險的危害和損失標準時，同時也決定風險的容忍與合法的範圍：只要在危害底線下的風險，都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試問，如果人體對於世紀劇毒戴奧辛(Dioxins)的可容忍度是0.1ppm，那全球高達幾十萬座戴奧辛排放值在0.1ppm以下的煉鋼廠，是否都是合法可容忍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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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於孟德斯鳩那句令人費解的名言：「制度毀於它自身的成功」，貝克提出了「自反性」(reflexivity)的概念，來表達「進步可能轉化為自我毀滅」[8]的狀態，這是因為進步超出了進步本身可容納的界線，自我失去自控性而走向異化的對立面。這裡所謂的「自我毀滅」，不是指自殺或自尋死路，而是指一種類似盛極而衰、物極而返的毀滅。實際上，在貝克的概念中，自反性依然是一個演化性概念，但它與其前身─現代性─的關係既是重疊的、衍生的，但又是裂變的、對抗的；但這種對抗並不是現代性與自反性之間主客分立、前後不一的二元對抗，而是現代化的「自我對抗」，亦即作為現代性之進步與勝利的「結果」向現代性之基礎與前提進行逆反性的對抗。
自反性現代化
「自反性」可以被理解為「自我否定的辯證」，它孕育於主體之中並從中內轉為異化性客體而反身對抗主體。就「舊」的一面來說，舊主體因為自身的「鼎盛」而在其勝利成功之中走向自主性的解體和潰散，就「新」的一面來說，它運用舊主體自身的自主性和激進性而將自身蛻變為「更激進」的主體。這一蛻化過程就是貝克所說的現代社會向風險社會的過渡。
然而，這種過渡不是顯性的、暴露的，而是靜默的、無聲的；這一過渡性的動力來源，不是自反性自身的機智或敏捷，而是現代性自身的自信與疏忽。「它(自反性)出現在對自身影響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的自主性現代化過程的延續性中。後者暗中積累並產生威嚇，對現代社會的根基產生異議並最終破壞現代社會的根基」[9]。換言之，可以把貝克所說的「自反性現代化」視為一場「寧靜的革命」(或「潛藏的自我對抗」)，但這場革命並不痛苦，只是潛在的副作用；這種隱性革命的代理者既不是某一階級或政治團體，而是一種無聲的動力，一種對現代性之解放承諾的「解─解放」和「解─承諾」，其雖以「寧靜」命名，但所帶來的後果並不平靜，反而是不安、威脅和恐懼。
個性化的雙重弔詭
這種「被解構的承諾」將帶來從個人隱私到全球範圍新的不確定性。誠然，工業社會和福利制度建立了以「個人」為單位的保護系統，表面上看來，現代化過程是一種從家庭、性別、工廠、社團到政府、國家的「鍊帶組織」，它幫助每個「個人」從封建和宗教中解放出來，成為「自主性∕個性化」的主體。但是這種「現代主體」不是別的，就是「生產人」(勞動者)；他(她)只能在作為「權利∕義務」的客體(對象)才能成為主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分享物質保護和福利國家利益是以勞動參與為先決條件」[10]。人們往往以為處於集體保護中的個人將相安無事、安度一生，但卻無法體認當集體福利瓦解時，個人就一夕變成「風險主體」，一種只有自己去承擔、去受難、去哀嘆的「受創主體」。貝克指出：「個人生活中的機遇、威脅和矛盾原本可以在家族和村莊中通過求助於社會階級或社會團體而得到解決的問題，必須越來越多地由個人自己來感知、解釋和處理」[11]。
然而，面對風險，特別是全球風險，個人毫無自主權和決策權，個人完全失去了「不被影響」的影響力。個人只能逃避，而且是無法逃離的逃避。在此意義上，個人面臨了一種「福利∕風險」的過渡，貝克把它稱為「個性化」。但個性化具有雙重的弔詭性：一方面，個人一開始(作為自由個體和福利對象)就被迫參與工業社會對風險的大規模、集體化的生產，這意味著個人既是社會風險的製造者又是個人風險的始作甬者；另一方面，風險的後果和承擔最終將歸結到個人，當科學、法律、醫療、議會、教會都已束手無策時，也就是一旦失敗來臨，個性化只是意味著個人孤獨地忍受痛苦。
以婦女解放為例，傳統上以階級地位和性別分工(壓抑)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儘管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性，但它維繫著一種團結，並將個人的生涯挫折和風險遭遇吸納在家庭的集體紓困之中。在今日解放時代，女性開始從少女時期規劃自己的獨立生涯，範圍橫跨從長期教育、技藝訓練、職場關係到單親、無子關係。婦女解放從未真正解放了母職或妻職，但它確實解構了核心家庭。換言之，婦女愈解放，女性的風險就愈大。
再以醫學為例，醫療的進步延長了人類的平均壽命，但是在壽命的延長中絕大多數只是慢性病患者的增加；這裡所謂的「延長」，實際上是晚死的拉長、疾病的慢性化、痛苦的加長體驗，它實際上是耗費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延長生命的痛苦性。再以人工受孕為例，試管嬰兒技術固然造福無數的不孕女性，但在「精子庫」的商業經營下，一種被稱為「無父(名)之子」將大量產生。對這些無父(名)之子而言，「他們的雙親將被簡化為母親和一個匿名的精子捐贈者。最終，這一發展將引致保留生物學上的父親而廢除社會性的父親這樣的結果」[12]。
「亞政治」的來臨
面對風險社會的來臨，傳統的科學話語系統與政治範疇都已發生改變。「科學不再與預先存在之依賴中的『解放』相聯繫，而是與它們自己產生的錯誤和風險的界定和分配相聯繫」[13]；同樣的，政治不再等同關於憲法框架、國家法制、政治系統、形式責任、議會監督、行政管理和專業官僚所構建的剛性系統。傳統的形式責任和等級制度已經趨於模糊，曾經是工業社會中被視為非政治的，如今已成為高敏感性、爭議頻仍、對立深化的政治。貝克把這種日常化、零散化，由曾經被視為「消極受眾」所組成的人民自主的政治，稱為「亞政治」(sub-politics)。
亞政治意味著政治「主從關係」的逆轉，「政治變成非政治而非政治變成政治」[14]，也意味著行政萬能和專家神話的破滅。政治的決策不再是一種外部實施的治理工具，它必須相對考慮到風險的主觀感受、族群焦慮、大眾懷疑等等非政治的、道德評價的因素。換言之，政治不再是一種從封閉的政治系統中產出並對系統成員進行權威性管制的分配過程，而是公民自發性團體(反核、環保、同志、愛滋、人權、新社會運動等等團體)基於「風險日常化」而自行決策和加速的行動，並且表現為一種跨國、越界、超種族的多極式聯盟。
人民的自覺超越了官僚體制應變與處理的能力，這個被貝克稱為「新現代性」(
new modernity)的重要指標，使原先作為發令者的政治、議會、官僚因為失去權力的柺杖而瑯鐺倒地。人們從「公政治」所獲得的消極保護，遠不如從「私政治」領域中通過集體協商和自我立法而獲得安適感。人們不再信任舊制度，不再接受專業知識壟斷下的制度性管轄。一種「新公民」已經應運而生，他們重建了非制度性的身份認同，並以一種遊牧性的矛盾情感，向新的個性場所和身份空間遷徙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