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命政治(4)：風險社會、非知識與生命政治

 

閱讀生命政治(4)：風險社會、非知識與生命政治

「風險已經不再是一種客觀現象，而是具有其自身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脈絡。…風險社會的著作也可以視為生命政治論述，對風險社會理論家來說，風險與風險管理是治理個體、群體與人口的方式，主體以『風險』作為管理生活的指標，而人民是否得以免於各種層次的風險，則成了判斷政府治理的正當性準則。廣泛地說，這些風險社會理論的『風險』指的是損害、疾病、死亡或災難的或然率」。(楊，029) 

這就意謂風險已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的危機」，作為一種「必然性」，包括自然風險與人為風險，「風險」(risk)已成為現代人無法預測也無可逃避的宿命。 

「貝克(Ulrich Beck)認為，當前的風險已經滲透到科技、經濟、自然科學、健康(從吸菸到核電的風險)、老化、交通事故、失業等範疇，不一而足，無所不在」(楊，029)。這就是所謂「風險的普遍性」或個人化。 

「風險的迅速擴散凸顯了人們對於任何超越的或烏托邦的救贖力量失去信念，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在這樣充滿風險的世界裡，知識與無知、真理與虛假、善與惡的認識論、倫理學與本體論的區分變得脆弱無比。這個狀態反映出整體後現代懷疑論與犬儒主義的時代分為，對於風險計算與管理的需求愈顯得急迫」(楊，029)。 

Ulrich Beck

楊涵榆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概念，就是「知識體系的風險化」。「風險意謂著生命受到威脅，因此透過醫學和政治措施進行的風險估算與預防總是生命政治管理的重大議題。……即便如此，當前的風險社會裡的風險已不再是被計算的客體，而是已經滲透到知識體系的內部。……風險社會理論肯定非線性的知識論。換言之，知識本身就是醞釀出風險的沃土，『非知識』(non-knowledge)成了知識否定性的核心，滲透並徹底改變了人們生命的條件，也對社會控制系統、國家主權和法律造成深遠的影響」(楊，030-031)。 

這就是說，風險社會理論儘管提出令人重視的「風險因素」，包括它的形成與後果，但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也內含高度的「風險性」－一種知識的碎裂化、反權威與非中心化。於是生命政治權力由軍隊、警察等等「超大型的壓迫性國家機器」來執行，而是提供個人專業諮詢的「生命專家」，讓「廣義的健康」成為一種知識與道德職責。楊指出：「這些專家的專業知識不僅無法消解人們的焦慮，反倒是讓那些焦慮不斷滋生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楊，031)。 

然而，楊涵榆對於「生命專家」的質疑，也就是對「專業性權力壟斷」的質疑，是否也是一種「非知識」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