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四危機─人口負增長

 

《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四危機─人口負增長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1125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60004

 

根據2021年中共《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在中國已經有16個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現負增長。2020年中國人口淨增204萬人,到了2021年,中國人口僅僅淨增4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低至0.34‰,這意味中國人口總數量已非常接近峰值,幾乎等同於「零人口增長」。從人口演進來看,中國每年淨增人口在2000年首次跌入1000萬人區間,2005年跌入700萬人區間,2010年跌入640萬人。人口專家提出警告,中國大陸人口「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時代已快速提前到來,這將成為中國即將來臨的重大災難。

 


彭博新聞專欄作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估算,在「最佳狀況下」,中國人口預計在本世紀結束時會萎縮五分之一;在「最可能」的情況下,中國人口本世紀結束時將減少46%,降7.71億人;而在最糟糕的狀況下,中國人口將銳減近三分之二,這意味中國已經出現巨大的人口危機。 

 

中國人口危機的四條鎖鏈

-第一鏈:超低生育率陷阱

 

以反映婦女一生生育子女總數的「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為標準,一般而言,TFR至少要達到2.1,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一般為2.0),才不致使人口總數隨著世代更替而下降。當TFR低於1.5甚至1.3,人口學上稱為「超低生育率陷阱」;之所以稱為「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因為人口是一種「慢性變量」,其變化趨勢通常以「溫水煮蛙」的情況來顯現,往往在人口負增長持續20之後,才以「後見之明」的方式,提出有效的人口增長刺激政策。 

實際上,中國早在1990年代就已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慣性趨勢,但是在「低更替水平」已持续近30 年之後,中共當局依然固守掩蓋事實、造假自欺等等「虛榮誤國」的作風,刻意忽視人口危機的趨勢與慣性,進而失去面對和解決人口負增長的時機。 

據統計,2000年中國的TFR1.2210年之後(2010)TFR降至1.18,在此後的3年中(20112013)TFR落在1. 041. 261. 25,顯示中國已經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進入「萎縮經濟」的年代。再依據「第七次人口普查」(七普)最新的統計,2021年中國TFR1.162,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2.0,許多研究已經得出結論,2021年總人口14.126億可能已是中國人口的峰值,中國總人口將在今(2022)進入負增長時代,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降至8億甚至6億以下。

 

第二鏈:年輕世代的「三不政策」

 

過去20年來,中國婦女未婚比例不斷提高和「一孩」生育水準不斷走低,是這道「超低生育率陷阱」的特徵。 

由於教育水準的提升、結婚成本的上漲、就業難度升高、職場競爭加大、婚姻觀念變化等等因素,2020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上升至28.67歲,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9.38歲,女性為27.95歲。相較於10年前,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齡為24.89歲,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5.75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4歲,10年間,平均初婚年齡推後了近4歲。另據中共共青團202110月針對未婚青年進行的調查顯示,約有三成表示未來不會戀愛也不會結婚(不婚不戀),其中女性比例高達70% 

除了這種普遍存在的「不婚不戀」現象之外,還有「二不」,也就是「不孕」、「不生」,即使在婚姻關係中也不願意懷孕,即使懷孕也不願意生育。據統計,中國每年人工流產多達1300萬人次,這還不包括藥物流產和在未註冊的私人診所進行的人工流產數據。 

面對人口銳減的危機,中國開始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從「雙獨兩孩」(雙獨家庭生兩個孩子)放寬至「單獨兩孩」。2021 5 31 日,中共再推出所謂「三孩政策」,也就是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孩子。但「三孩」顯然抵不住青年世代的「三不」。實際上,中國實施了35 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已經產生雙重的約束作用,一是長期以來對生育行為的排斥與限制,「超生」成為一種政治罪惡;二是「一個恰恰好」的低生育觀念深入人心,形成普遍的生育態度和觀念定勢。另一方面,「三孩」政策的推出為時已晚,中國生育率反彈的時機已經喪失,「超低生育率陷阱」已無法挽回,其內捲化、固態化和剛性化的特徵已成常態化。 

依據凱恩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的「有效需求理論」,人口減少將導致有效需求下降,儲蓄和資本積累短少,進而導致產業萎縮和失業率提高,不利於經濟的穩定增長。日本自1990年代以來由於人口減少而導致經濟低迷,是為顯例。在「超低生育率」的重壓之下,中國未來至少將面臨三大後果性危機:經濟增長加速下滑、消費萎縮和總體資產的貶值。

 

第三鏈:「大國空巢」的來臨

 

依據國際統一標準,65歲以上的人口在全國人口的比例超過7%,就表示該國已進入人口老化階段。截至2019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達到12.57%,遠超過老齡化標准的7%;又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對中國人口發展趨勢的預測,到了2050 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將達到3.31億。 

依據中國《民政部》202210月發表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占總人口的18.9%,預計「十四五」時期老人人口總量將突破3億人;《民政部》也指出,所謂「空巢長者」,也就是沒有與子女或親屬共同居住生活的老人,已經超過老年人口的一半,在部分大城市和農村地區,「空巢長者」比例甚至超過70%。換言之,中國已存在大量長者面臨居家養老的不便或困難,甚至隱藏極高的安全風險與生命威脅。

 

第四鏈:人口紅利的下降

 

由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的流失,也就是人口老化結構所導致勞動力供給的短缺,將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危機之一。「人口紅利」並非由人口總量所提供,而是由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所決定的,它是通過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國民儲蓄的擴大、人力資本成本效益的提高等等正向要素所實現的。隨著人口老化,老年負擔比重將大幅度提高,其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勞動力的負擔加大。依目前的估算,中國在2030年以前,勞動力負擔將超過50%,人口紅利已出現下滑和萎縮。 

隨著老年人退出生產行列,中國勞動人口的高峰已在2017年達到7.58億人並開始反轉下降,這意味「人口紅利期」已在2020年提前結束,到2050年,中國1564歲的從業人員僅剩6.4億人左右,年均遞減率超過0.5%。在宏觀生產技術沒有大幅度提高之下,必然造成經濟增長缺乏勞動力的必要支持。換言之,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紅利)必將告終;在勞動供給減少、以老年負擔為主的勞動負擔加重的雙重因素之下,中國的經濟必將遭遇嚴重停滯和下滑的危機。 

另外,在勞力短缺之下,中國大陸龐大的製造業將迎來「高工資年代」,企業成本的提高將導致生產減少、出口銳減、外貿萎縮和財政赤字;在資金短缺之下,最終連帶導致醫療保險與養老基金的失血,甚至破產。

 

中國將從「崛起」走向「萎縮」

 

在「四條鎖鏈」的緊勒之下:超低生育率陷阱、年輕世代的「三不政策」(不婚、不孕、不生)、人口結構老齡化、人口紅利的下滑,中國將告別「人口大國」的地位;在巨大而無可避免的人口危機之下,中國將由「崛起」走向「萎縮」,習近平的所謂「中國夢」也將墜地碎裂、完全落空。


《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三危機─「全景監視社會」的來臨

 

《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三危機

─「全景監視社會」的來臨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1123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9793

 

中共20大之後,中共當局不僅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甚至進一步推行所謂「電子健康碼」,藉「健康/醫療」之名,開始建立全民電子醫療大數據庫,從目前「清零局部控制」走向未來「醫療全面控制」的狀態。實際上,清零已經證明不是針對病毒,而是監控韭菜百姓,電子碼也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監控人民的身體隱私。換言之,為了防止異議份子的反抗,封堵一般公民的批評與抱怨,以及確保習近平宣稱的紅色江山「不變質、不變味、不變色」,在中國的數位監控技術已達到高智能、全滲透的狀態之下,中國將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society of panoramic-surveillance)

 


社會控制:天羅地網、形影不離

 

歷年來,中共用於「維穩」的經費始終高居財政支出的第一位,顯示中共對內敵的防範勝於外患,對維穩的重視高於人民的溫飽。據統計,這項被中共以中性名詞稱之的「公共安全支出」(Public safety spending),在2020年達到2100億美元,10年內增加了一倍多,比國防支出高出7%之多。另依據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20225月發布的估算,以每48小時接受一次核酸檢測的頻率計算,估計每年耗資可高達2.5兆元人民幣,顯示美名為「舉國之力」實則「揮霍財政」也要堅持維穩和防疫,是中共專政治理的最高原則。 

以防疫人員皆非專業的公衛人員擔任,而是由當地政法委(公安與警察)負責管理就可證明,這種以天價(維穩)經費所支撐的清零政策,已不是科學的公共衛生行動,而是為了廣泛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擁有和裝置了高達1.76億顆的監控攝像頭,這些鏡頭佈滿在街角、巷口、公路、十字路口、公園、地鐵天花板、酒店大堂和公寓樓裡,有如天羅地網,形影不離。這億萬隻「黨的眼睛」,無時無刻記錄著人們的生活蹤跡與行動意圖,探索著人們的意識與靈魂。截至目前,中共當局已經能夠成熟而精確地運用手機掃描工具、人臉識別相機、指紋與視網膜辨識系統、機器人搜索DNA生物數據庫等等,追蹤人們的手機和電腦,紀錄人們的購買行為和會面活動,緊盯人們線上聊天的話語,對人們的貼文進行政治判斷。

 

電子健康碼: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系統

 

跡象顯示,清零政策有可能逐漸進入尾聲,但清零可以緩解,監控不能放鬆;代之而起的是「全民電子健康碼」。20221110日,中共《國家衛健委》宣布推行一項「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其內容包括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其操作方式是以居民身分證字號為「二維碼」(QR-Code),也就是建立「一碼通用」的電子追蹤系統,預計在2025年組健完成所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依官方的宣布,這個台平台將採取:

「以統一權威的方式,將中國居民的健康檔案、電子病歷、人口訊息等個資寫入數據庫,與公立醫療機構互通,讓每個居民都有「功能完備的健康碼、和動態管理的電子健康檔案」。

 

以醫療為名的數位暴政

 

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美其名為「推展的醫療數位化政策」,實際上是中共20大以後,由習近平親自部署的「數位極權主義的新暴政」,也就是從「清零局部封控」進一步走向「全社會極限封控」,一種「國家駭客行為」,一種「深控制、廣滲透」的極權暴政。實際上,所謂「電子健康碼」就是「電子鐐銬」,也就是以健康管理為由,實施全民的人身監控與隱私探密。至於所謂「電子健康碼」和「防疫健康碼」有什麼不同?雖然中共官方特意強調,「不能將2025電子健康碼和現在的防疫健康碼劃上等號」,但實際上,就是等號!因為兩個系統隨時可以連結,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實現連線和串通。

 

「生命政治」的中國實驗場

 

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法蘭西講座》中提出一個「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的觀點,就是國家以人口優化、醫療管理、疾病防治、病患隔離、生育計畫…..等等為理由,對個人生命,包括遺傳基因、種族類別、體能優劣等等生命特徵,乃至宗教信仰、性格取向、文化偏好等等社會特徵,進行一種微觀的、入侵的、無遮蔽的介入與操縱,藉此達到國家權力對「生命個體」滴水不露的滲透與控制,實現國家權力對人身的精準控制。福科的觀點揭示了權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題,亦即「生命」如何成為權力規訓(discipline)與「懲治」(punishment)的集中領域,個體如何成為政治施控(manipulation)與思想教化(cultivation)的對象。 

這種生命管理包括對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觀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對個人身體的微觀控制(身體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脈絡中,「生命政治技術」尚且具有正向的功能,是一種國家運用訓練、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養健康、有用、具有生產力的「公民人口」。但是在中共的社會控制體制下,「生命管理」不是一個增進生命素質與優化人權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城市)空間與(居民)身體如何納入黨國防疫策略與醫學干預的技術操作問題。未來這種「全民電子健康碼」就是一種「生命政治學」的運用,一種對個體的「生物性操縱」。在此意義上,個體生命只是一種「身體解剖學的存在物」,一個「醫療政治」的冰冷客體,沒有人性與人道存在的餘地。

 

一如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與哲學》中指出的,「生命管理」是把個體生命置入例外狀態、法律孤島、人道免除的狀態;這是一種主權政治對個體生命進行「政治玩弄」的骯髒遊戲,藉由保護生命而摧毀生命。實際上,記錄在「電子健康碼」上的每個公民,看似以健康之名進行數據建檔,但是在「編號」與「姓名」之間,在冰冷的數據與鮮活的生命之間,具有一種「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居民以系統形式成為電子奴隸;一方面黨國以「法外主權」進行無縫統治,也就是黨國在管理「有生生命」之時將所有公民帶向「死亡生命」。

 

一個「中國牲人」的荒漠國度

 

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主權權力與裸命》一書中,提出了所謂《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牲人」是指一個被詛咒的犧牲者,一種被挖空一切、赤裸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種被主權權力剝離身體權利並處於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賤民,一種因為染疫(或原罪)而被視為純粹的生物體,一種「去主體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 

阿甘本的其他著作,例如《奧斯威辛的殘餘者》(Remnants of Auschwitz)、《沒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等等,完全適用於描寫和對應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體制」。以長達三個月的「上海清零」為例,在鋪天蓋地的封城之中,上海完全失去了一個現代文明空間的優勢與特性,僅僅變成一個「營」(camp),一個「全景監視」(panoptic)下的巨型監獄;至於「市民」則被假設為一個個病毒可能棲身、散播、惡化的「病體」,一個類似「牲人」概念下的「不潔之物」。實際上,在疫情爆發之際,法律就已預先對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把上海市民生活界定為「有毒的先驗狀態」,失去作為公民而享有人權保護的資格(也就是牲人待遇),成了黨國權力監控下的「中國牲人」。

 

中國式「楚門的世界」:從動態清零到全景監視

 

一般而言,個人的身體狀況與醫療紀錄屬於個人的高度隱私,只有醫護專業人員在診療期間才能參考和運用,但是中共當局卻可以公然掌握全民的隱私,管控全民的「生物數據」。於是,「楚門的世界」這部原本屬虛構的科幻喜劇片,未來將成為中國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中被「體無完膚」的監視與操縱。 

在「電子健康碼」施行之後,一個「全景式的監獄」(a prison of panopticon)將在中國出現。「全景監獄」(panopticon)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一種新型監獄建築,採取360度環形監視的方式,對所有囚犯進行「動態監視」。於是,中國人民下載到手機上的「電子健康碼」,就會像一個「電子發射器」,國家則是「數據收集庫」,每個人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無論你做什麼事,都在國家的監視之下,並且永遠被記錄在國家的檔案數據庫之中。一旦「電子健康碼」通行以後,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法治素質低落卻擁有高科技武器的警察國家,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一個有史以來最恐怖、最真實的數位極權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