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三危機─「全景監視社會」的來臨

 

《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三危機

─「全景監視社會」的來臨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11月23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9793

 

中共20大之後，中共當局不僅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甚至進一步推行所謂「電子健康碼」，藉「健康/醫療」之名，開始建立全民電子醫療大數據庫，從目前「清零局部控制」走向未來「醫療全面控制」的狀態。實際上，清零已經證明不是針對病毒，而是監控韭菜百姓，電子碼也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監控人民的身體隱私。換言之，為了防止異議份子的反抗，封堵一般公民的批評與抱怨，以及確保習近平宣稱的紅色江山「不變質、不變味、不變色」，在中國的數位監控技術已達到高智能、全滲透的狀態之下，中國將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society of panoramic-surveillance)。

 

社會控制：天羅地網、形影不離

 

歷年來，中共用於「維穩」的經費始終高居財政支出的第一位，顯示中共對內敵的防範勝於外患，對維穩的重視高於人民的溫飽。據統計，這項被中共以中性名詞稱之的「公共安全支出」(Public safety spending)，在2020年達到2100億美元，10年內增加了一倍多，比國防支出高出7%之多。另依據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2022年5月發布的估算，以每48小時接受一次核酸檢測的頻率計算，估計每年耗資可高達2.5兆元人民幣，顯示美名為「舉國之力」實則「揮霍財政」也要堅持維穩和防疫，是中共專政治理的最高原則。 

以防疫人員皆非專業的公衛人員擔任，而是由當地政法委(公安與警察)負責管理就可證明，這種以天價(維穩)經費所支撐的清零政策，已不是科學的公共衛生行動，而是為了廣泛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擁有和裝置了高達1.76億顆的監控攝像頭，這些鏡頭佈滿在街角、巷口、公路、十字路口、公園、地鐵天花板、酒店大堂和公寓樓裡，有如天羅地網，形影不離。這億萬隻「黨的眼睛」，無時無刻記錄著人們的生活蹤跡與行動意圖，探索著人們的意識與靈魂。截至目前，中共當局已經能夠成熟而精確地運用手機掃描工具、人臉識別相機、指紋與視網膜辨識系統、機器人搜索DNA生物數據庫等等，追蹤人們的手機和電腦，紀錄人們的購買行為和會面活動，緊盯人們線上聊天的話語，對人們的貼文進行政治判斷。

 

電子健康碼：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系統

 

跡象顯示，清零政策有可能逐漸進入尾聲，但清零可以緩解，監控不能放鬆；代之而起的是「全民電子健康碼」。2022年11月10日，中共《國家衛健委》宣布推行一項「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其內容包括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其操作方式是以居民身分證字號為「二維碼」(QR-Code)，也就是建立「一碼通用」的電子追蹤系統，預計在2025年組健完成所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依官方的宣布，這個台平台將採取：

「以統一權威的方式，將中國居民的健康檔案、電子病歷、人口訊息等個資寫入數據庫，與公立醫療機構互通，讓每個居民都有「功能完備的健康碼、和動態管理的電子健康檔案」。

 

以醫療為名的數位暴政

 

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美其名為「推展的醫療數位化政策」，實際上是中共20大以後，由習近平親自部署的「數位極權主義的新暴政」，也就是從「清零局部封控」進一步走向「全社會極限封控」，一種「國家駭客行為」，一種「深控制、廣滲透」的極權暴政。實際上，所謂「電子健康碼」就是「電子鐐銬」，也就是以健康管理為由，實施全民的人身監控與隱私探密。至於所謂「電子健康碼」和「防疫健康碼」有什麼不同？雖然中共官方特意強調，「不能將2025電子健康碼和現在的防疫健康碼劃上等號」，但實際上，就是等號！因為兩個系統隨時可以連結，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實現連線和串通。

 

「生命政治」的中國實驗場

 

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法蘭西講座》中提出一個「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的觀點，就是國家以人口優化、醫療管理、疾病防治、病患隔離、生育計畫…..等等為理由，對個人生命，包括遺傳基因、種族類別、體能優劣等等生命特徵，乃至宗教信仰、性格取向、文化偏好等等社會特徵，進行一種微觀的、入侵的、無遮蔽的介入與操縱，藉此達到國家權力對「生命個體」滴水不露的滲透與控制，實現國家權力對人身的精準控制。福科的觀點揭示了權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題，亦即「生命」如何成為權力規訓(discipline)與「懲治」(punishment)的集中領域，個體如何成為政治施控(manipulation)與思想教化(cultivation)的對象。 

這種生命管理包括對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觀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對個人身體的微觀控制(身體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脈絡中，「生命政治技術」尚且具有正向的功能，是一種國家運用訓練、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養健康、有用、具有生產力的「公民人口」。但是在中共的社會控制體制下，「生命管理」不是一個增進生命素質與優化人權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城市)空間與(居民)身體如何納入黨國防疫策略與醫學干預的技術操作問題。未來這種「全民電子健康碼」就是一種「生命政治學」的運用，一種對個體的「生物性操縱」。在此意義上，個體生命只是一種「身體解剖學的存在物」，一個「醫療政治」的冰冷客體，沒有人性與人道存在的餘地。

 

一如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與哲學》中指出的，「生命管理」是把個體生命置入例外狀態、法律孤島、人道免除的狀態；這是一種主權政治對個體生命進行「政治玩弄」的骯髒遊戲，藉由保護生命而摧毀生命。實際上，記錄在「電子健康碼」上的每個公民，看似以健康之名進行數據建檔，但是在「編號」與「姓名」之間，在冰冷的數據與鮮活的生命之間，具有一種「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居民以系統形式成為電子奴隸；一方面黨國以「法外主權」進行無縫統治，也就是黨國在管理「有生生命」之時將所有公民帶向「死亡生命」。

 

一個「中國牲人」的荒漠國度

 

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主權權力與裸命》一書中，提出了所謂《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牲人」是指一個被詛咒的犧牲者，一種被挖空一切、赤裸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種被主權權力剝離身體權利並處於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賤民，一種因為染疫(或原罪)而被視為純粹的生物體，一種「去主體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 

阿甘本的其他著作，例如《奧斯威辛的殘餘者》(Remnants of Auschwitz)、《沒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等等，完全適用於描寫和對應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體制」。以長達三個月的「上海清零」為例，在鋪天蓋地的封城之中，上海完全失去了一個現代文明空間的優勢與特性，僅僅變成一個「營」(camp)，一個「全景監視」(panoptic)下的巨型監獄；至於「市民」則被假設為一個個病毒可能棲身、散播、惡化的「病體」，一個類似「牲人」概念下的「不潔之物」。實際上，在疫情爆發之際，法律就已預先對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把上海市民生活界定為「有毒的先驗狀態」，失去作為公民而享有人權保護的資格(也就是牲人待遇)，成了黨國權力監控下的「中國牲人」。

 

中國式「楚門的世界」：從動態清零到全景監視

 

一般而言，個人的身體狀況與醫療紀錄屬於個人的高度隱私，只有醫護專業人員在診療期間才能參考和運用，但是中共當局卻可以公然掌握全民的隱私，管控全民的「生物數據」。於是，「楚門的世界」這部原本屬虛構的科幻喜劇片，未來將成為中國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中被「體無完膚」的監視與操縱。 

在「電子健康碼」施行之後，一個「全景式的監獄」(a prison of panopticon)將在中國出現。「全景監獄」(panopticon)是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一種新型監獄建築，採取360度環形監視的方式，對所有囚犯進行「動態監視」。於是，中國人民下載到手機上的「電子健康碼」，就會像一個「電子發射器」，國家則是「數據收集庫」，每個人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無論你做什麼事，都在國家的監視之下，並且永遠被記錄在國家的檔案數據庫之中。一旦「電子健康碼」通行以後，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法治素質低落卻擁有高科技武器的警察國家，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一個有史以來最恐怖、最真實的數位極權國家。

閱讀生命政治(5)：健康，是國家治理的權力策略

 

閱讀生命政治(5)：健康，是國家治理的權力策略

 

健康，是生命政治的核心議題，因為它攸關國家政體的存亡。 

「健康從來都不是一種免於政治、意識形態、社會和心理衝突的中性價值。這些觀念從免疫邏輯來看，也適用於國家或政體對於傳染病的防衛。自16、7世紀以來，健康就一直是歐洲國家政治權力最重要的支柱，攸關人口規模、生產力以及軍事武力的發展」(楊，027) 

健康從來不是個人問題，特別是「不健康」絕對是個社會政治問題；一個看起來中性的「健康管理」一詞，實際上內含了豐富而複雜的政治意識形態。這意謂「人類生活圈」從來就不是一個「幸福家園」，而是一個「疾病共同體」，具有普遍的「集體脆弱性」，因而需要比集體性更龐大和強有力的組織，來保護這種「易受感染」的人類集體。實際上，所謂「國家治理」就是一種「醫療行為」一個進步國家意謂擁有更專業和縝密的醫療系統，人類為了免於疾病，必須依賴國家。 

「人民順從國家的統治，為的是交換國家的保護，免於病原－不論是實質的或譬喻性的、內部的或外來的－威脅。微生物病原的傳遞將人類器官和組織、動物、植物、眾多的物質連結成生化共同體，或者是一種共病系統，鬆動了既有的種族、地理、生態與物種之間的界線；國家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於準備免疫防護的戰爭，以重建或強化這些界線」(楊，027)。 

這意謂疾病構成了對國家治理的挑戰，並從根本上返回思考人類接觸的必要性與危險性，以及「健康利益分配」所導致的社會不公。「傳染病的爆發構成了國家治理的例外狀態，不僅威脅國民健康安全，更衝擊到社會凝聚和經濟利益，不同族群和階級之間生命資本的分配和使用差別激化成嚴重的社會對立，甚至挑動了「責怪他者」的集體歇斯底里或極右派的恐外症(xenophobia)和種族主義」(楊，027-028)。

 「健康作為一種道德律令，從苦難之中或重大災難之後所形成的凝聚力，儼然都是生命政治的策略，用以轉移社會內部根本性的對立與矛盾」(楊，028)。換言之，「健康管理」是國家治理重要的權力策略，一方面可以鞏固主權者的權力地位，一方面可以化解(或令人忽視)既有的社會矛盾。

閱讀生命政治(2)：生命政治/現代性暴力

 

閱讀生命政治(2)：生命政治/現代性暴力

 

「在疫情結束遙遙無期的狀態下，緊急的防護措施似乎成為日常，用阿岡本的生命政治語彙來說，『例外狀態的常態化』。換個角度來說，肺炎疫情和防護措施也深深影響我們的生命情境。…….我們似乎落入了一種無法痊癒、看不見終端、漫長而稀釋的時間軌跡，面對這樣的生命政治情境，沒有人可以確切回答，這一切到底還要多久才能結束」。(008) 

然而，如果只是期盼或等待所謂「結束」，無論是疫情還是其他的災難，卻不思考或毅然改變造成這種生命情境的結構性原因，「結束」只是幻想和遙不可及。現代性、全球化、資本主義消費、生態侵略、過度擁擠……，都是寄生性病體繁衍的環境。本來，保持距離、適度消費、潔身自愛、公共衛生……等等，都是「避毒」所必要的生活方式，破壞這些人類本應遵守的「安全守則」，疫情永遠無法結束。 

「從生命政治看政治，不只是國會代議制度和抽象層次的法律與權利義務規範，而是一套治理機制，深深的介入人們實質的身體、行動與生命。……生命政治總是牽涉到『界線維護』的問題：健全與病態、合宜與不合宜、公民與非公民、安全與威脅……生命政治普遍的情境，都涉及身分屬性、行動、空間與權利的劃分與限制」。(010) 

「生命政治議題，都與實質生命的保護、管理、排除、界線維護相關」。(010) 

「現代生命政治另一個顯著特質是政治和生物語言的混用，不再限定包括『民主』、『自由』、『權利』等傳統的政治哲學框架，類似『身體』、『構造』、『健康』、『疾病』等生物學詞彙成為政治語彙，生物與生物醫學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與日俱增」。(012) 

實際上，對人的生物屬性進行治理(或管理)，本身就是罪惡與暴力的根源之一。誰來決定這種(保護與清除)的「界線」？納粹有權決定猶太人是「低等」的？中國共產黨有權決定誰是「低端人口」或「分離份子」？教師有權決定誰是「資優」誰是「不優」？在我看來，政治與生命醫學的結合，正是「現代性暴力」的癥結，也就是以科學之名對人的生命價值的獨斷性診斷！ 

「但生命政治並沒有脫離和製造死亡的緊張關係，艾斯波西多也認為，當生命防護和國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發展軌跡交會，也就是說，當個體生命的防護轉移或被提升到國家和種族的層次，國家和種族的生命健康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就會把其他國家的人民和種族當成障礙，必須犧牲和清除」。(012)

艾斯波西多(Roberto Epsposito)

實際上，不只是「把其他國家的人民和種族當成障礙」，也包括本國人民。上海清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我在一篇《解構上海動態清零》一文中寫道： 

「清零」政策首先是把上海空洞化為「疫區」，一個污染之地、待罪之身；其次再把上海居民虛無化為「災民」，一個等待救援、接受淨化的無差別群體。於是，在「非必要不離滬」的禁令之下，上海不再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物理空間，上海居民不再是具備性別、年齡、職業與身分差異的個體(身體)，而是一種虛化的存在物。在此處，人權在所有「病體」上沒有任何意義。於是，一個具有歧視標籤的「城市難民營」就油然而生，一種為了隔離病毒而進行人口強制管理的空間策略；在此空間之中，「城市難民」並不具備國籍和公民身分，只是等待清除的剩餘人口。

閱讀生命政治(1)：神學救贖

 

閱讀生命政治(1)：神學救贖

我的閱讀筆記

閱讀黃涵榆，《閱讀生命政治》，臺北：春山，2021

神學救贖－巴迪烏的《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

 

黃涵榆，師大英語系教授，是一位很優秀的學者，我仔細讀了他的書，特別是這部《閱讀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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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生命控制如此極端與暴虐的年代，在一個庸俗與低智已被視為理所當然和不知羞恥的年代，有一個關於「找回信念」的命題，是自我本體必須做出的選擇；這個選擇是如此淡然，又何等急迫。 

「當代政治的研究者甚至還觀察到，我們所處的世界普遍瀰漫著對於結構性的政治改造甚至整個民主代議政治的冷感與不信任」。(275) 

「保羅對巴迪烏而言是反哲學傳統的戰將，他宣揚的基督復活超越任何事實的論證，引領信眾超脫族群與文化的特殊標記、政治體制的算計、分類與定位，以及法律、罪惡與慾望的惡性循環，透過理念、恩惠與愛將信徒們凝聚在基督的國度中。我們不需要是基督徒才能領略和接受保羅的思想實踐，我們關注的是一些跨越標記與界限的基本原則。某種程度上我們所處的世界對許多事都失去信念，跟著巴迪烏一起重讀保羅，也許可以是一趟找回信念的思想旅程」。(276) 

在這個人人都在談論「主體」的年代，什麼才叫「主體」？什麼又是當代生命條件下的主體？主體豈是如此簡單？ 

「『巴迪烏的保羅』是一個被真理事件震懾，從而對事件保持忠誠的主體。可以說，巴迪烏透過保羅開展出包括有關主體、真理事件與其他相關的思想，對於反思當代的生命情境具有重大意義」。(278) 

事件與自由 

「巴迪烏談的主體由機緣的(aleatory)事件所決定，但不因此失去自由，而是有能力跳脫決定其存在的情境。這也是一種強調介入與決斷的主體論」。(278) 

信念(faith)、真理與真理程式(faith procedure) 

「但這被當做真理，在未來將達成無所不包的普遍性。用直白的語言來說，信念支撐的真理是『未來完成式』，也算是進入(朝向未來展開的)真理程式」。(278-279) 

減除(subtraction)與泛型的(genetic) 

「保羅及其追隨者不受制於任何國族、族群、文化的區分，也不受俗世與現實的法律的制約，保羅甚至宣揚『(世俗的)法律上的死亡』」(dead to the law)。(279) 

巴迪烏的保羅顯然與當前反真理與去主體化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保羅宣告「基督復活」的真理，這樣的真理是主觀的、特異的(singular)，但具有不受寄存法律與道德秩序制約的普遍性。這樣的主體位置或基督教主體也是因為「宣告」的事件才得以發/重生，在宣告前並不存在。主體本著信念與愛忠於宣告行動所開啟的真理程式，不受國家、族群、性別標記主宰，不分男女老幼身分地位，從國家與「意見機器」(apparatus of opinion)，(即國會、媒體、習俗與習慣等)當中減除。保羅所號召的主體忠於自己相信的真理，並讓真理徹底改變生命，拒絕從眾妥協。(280)

 

對純粹事務的信念(純粹事件)

 

「對應於「猶太」和「希臘」的話語，保羅所代表的「基督話語」形成了對比」。(281) 

「根據巴迪烏的解釋，猶太話語和希臘話語是「支配」(mastery)的一體兩面。先知是神蹟的代理人，站在例外的位置說話，智者代表的邏各斯(logos)是一種全面性的理性，兩者都屬於「主宰」的形象。巴迪烏不認為兩者都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因為不管是先知解讀上帝留下的徵兆，或是智者掌握的宇宙整體，都是建立在既有的權威之上，都不是真正的事件。反觀保羅宣揚基督救贖並不依賴解讀上帝的徵兆和掌握宇宙的知識，也就是說，不是建立在既有的知識權威之上」。(281) 

「門徒不代表任何權威，而是放棄權力、智慧和知識的宰制，以信念－有別於先知和智者的權威－宣揚普世價值。……基督復活作為一種事件毋須證明或反證，無關乎經驗、知識與歷史考證，那是一種純粹的事件。……顛覆既有的知識與語言體系高低、強弱、智愚的區分以及本體存在，並對這「不可能的可能」保持忠誠」。(282) 

「保羅同時還宣揚透過愛的「宣告」，開啟某種超越文字表面或形式法律的靈魂法則，召喚主體無法以經驗計算和理解的一致性。主體在「愛的宣言」事件發生前並不存在，是愛的宣言(一個信念事件)召喚了主體，並使主體對於愛的宣言保持忠誠。這樣理解的愛和自我中心或自戀式的愛－也就是主體先站在自己的立場想像他人要什麼再給出什麼－截然不同。必須強調的是，保羅式的愛(Pauline Love)不是出世的愛，而是一種在現世中進行的「愛的工作」。對於受到真理感召的主體而言，即便是世俗中各種虛幻不實的意見、習俗(文化與族群)差異，也都是普遍真理和愛的運作的場域，對此我們必須釐清，保羅絕非遊走在個別差異之中的投機主義者，而是有『群眾路線』，主張各種差異都可以統合在普遍性的真理之中」。(286)

Alain Badiou(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