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三危機─「全景監視社會」的來臨

 

《宋國誠專欄》

中國即將到來的第三危機

─「全景監視社會」的來臨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11月23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9793

 

中共20大之後，中共當局不僅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甚至進一步推行所謂「電子健康碼」，藉「健康/醫療」之名，開始建立全民電子醫療大數據庫，從目前「清零局部控制」走向未來「醫療全面控制」的狀態。實際上，清零已經證明不是針對病毒，而是監控韭菜百姓，電子碼也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監控人民的身體隱私。換言之，為了防止異議份子的反抗，封堵一般公民的批評與抱怨，以及確保習近平宣稱的紅色江山「不變質、不變味、不變色」，在中國的數位監控技術已達到高智能、全滲透的狀態之下，中國將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society of panoramic-surveillance)。

 

社會控制：天羅地網、形影不離

 

歷年來，中共用於「維穩」的經費始終高居財政支出的第一位，顯示中共對內敵的防範勝於外患，對維穩的重視高於人民的溫飽。據統計，這項被中共以中性名詞稱之的「公共安全支出」(Public safety spending)，在2020年達到2100億美元，10年內增加了一倍多，比國防支出高出7%之多。另依據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2022年5月發布的估算，以每48小時接受一次核酸檢測的頻率計算，估計每年耗資可高達2.5兆元人民幣，顯示美名為「舉國之力」實則「揮霍財政」也要堅持維穩和防疫，是中共專政治理的最高原則。 

以防疫人員皆非專業的公衛人員擔任，而是由當地政法委(公安與警察)負責管理就可證明，這種以天價(維穩)經費所支撐的清零政策，已不是科學的公共衛生行動，而是為了廣泛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擁有和裝置了高達1.76億顆的監控攝像頭，這些鏡頭佈滿在街角、巷口、公路、十字路口、公園、地鐵天花板、酒店大堂和公寓樓裡，有如天羅地網，形影不離。這億萬隻「黨的眼睛」，無時無刻記錄著人們的生活蹤跡與行動意圖，探索著人們的意識與靈魂。截至目前，中共當局已經能夠成熟而精確地運用手機掃描工具、人臉識別相機、指紋與視網膜辨識系統、機器人搜索DNA生物數據庫等等，追蹤人們的手機和電腦，紀錄人們的購買行為和會面活動，緊盯人們線上聊天的話語，對人們的貼文進行政治判斷。

 

電子健康碼：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系統

 

跡象顯示，清零政策有可能逐漸進入尾聲，但清零可以緩解，監控不能放鬆；代之而起的是「全民電子健康碼」。2022年11月10日，中共《國家衛健委》宣布推行一項「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其內容包括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其操作方式是以居民身分證字號為「二維碼」(QR-Code)，也就是建立「一碼通用」的電子追蹤系統，預計在2025年組健完成所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依官方的宣布，這個台平台將採取：

「以統一權威的方式，將中國居民的健康檔案、電子病歷、人口訊息等個資寫入數據庫，與公立醫療機構互通，讓每個居民都有「功能完備的健康碼、和動態管理的電子健康檔案」。

 

以醫療為名的數位暴政

 

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美其名為「推展的醫療數位化政策」，實際上是中共20大以後，由習近平親自部署的「數位極權主義的新暴政」，也就是從「清零局部封控」進一步走向「全社會極限封控」，一種「國家駭客行為」，一種「深控制、廣滲透」的極權暴政。實際上，所謂「電子健康碼」就是「電子鐐銬」，也就是以健康管理為由，實施全民的人身監控與隱私探密。至於所謂「電子健康碼」和「防疫健康碼」有什麼不同？雖然中共官方特意強調，「不能將2025電子健康碼和現在的防疫健康碼劃上等號」，但實際上，就是等號！因為兩個系統隨時可以連結，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實現連線和串通。

 

「生命政治」的中國實驗場

 

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法蘭西講座》中提出一個「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的觀點，就是國家以人口優化、醫療管理、疾病防治、病患隔離、生育計畫…..等等為理由，對個人生命，包括遺傳基因、種族類別、體能優劣等等生命特徵，乃至宗教信仰、性格取向、文化偏好等等社會特徵，進行一種微觀的、入侵的、無遮蔽的介入與操縱，藉此達到國家權力對「生命個體」滴水不露的滲透與控制，實現國家權力對人身的精準控制。福科的觀點揭示了權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題，亦即「生命」如何成為權力規訓(discipline)與「懲治」(punishment)的集中領域，個體如何成為政治施控(manipulation)與思想教化(cultivation)的對象。 

這種生命管理包括對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觀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對個人身體的微觀控制(身體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脈絡中，「生命政治技術」尚且具有正向的功能，是一種國家運用訓練、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養健康、有用、具有生產力的「公民人口」。但是在中共的社會控制體制下，「生命管理」不是一個增進生命素質與優化人權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城市)空間與(居民)身體如何納入黨國防疫策略與醫學干預的技術操作問題。未來這種「全民電子健康碼」就是一種「生命政治學」的運用，一種對個體的「生物性操縱」。在此意義上，個體生命只是一種「身體解剖學的存在物」，一個「醫療政治」的冰冷客體，沒有人性與人道存在的餘地。

 

一如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與哲學》中指出的，「生命管理」是把個體生命置入例外狀態、法律孤島、人道免除的狀態；這是一種主權政治對個體生命進行「政治玩弄」的骯髒遊戲，藉由保護生命而摧毀生命。實際上，記錄在「電子健康碼」上的每個公民，看似以健康之名進行數據建檔，但是在「編號」與「姓名」之間，在冰冷的數據與鮮活的生命之間，具有一種「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居民以系統形式成為電子奴隸；一方面黨國以「法外主權」進行無縫統治，也就是黨國在管理「有生生命」之時將所有公民帶向「死亡生命」。

 

一個「中國牲人」的荒漠國度

 

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主權權力與裸命》一書中，提出了所謂《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牲人」是指一個被詛咒的犧牲者，一種被挖空一切、赤裸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種被主權權力剝離身體權利並處於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賤民，一種因為染疫(或原罪)而被視為純粹的生物體，一種「去主體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 

阿甘本的其他著作，例如《奧斯威辛的殘餘者》(Remnants of Auschwitz)、《沒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等等，完全適用於描寫和對應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體制」。以長達三個月的「上海清零」為例，在鋪天蓋地的封城之中，上海完全失去了一個現代文明空間的優勢與特性，僅僅變成一個「營」(camp)，一個「全景監視」(panoptic)下的巨型監獄；至於「市民」則被假設為一個個病毒可能棲身、散播、惡化的「病體」，一個類似「牲人」概念下的「不潔之物」。實際上，在疫情爆發之際，法律就已預先對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把上海市民生活界定為「有毒的先驗狀態」，失去作為公民而享有人權保護的資格(也就是牲人待遇)，成了黨國權力監控下的「中國牲人」。

 

中國式「楚門的世界」：從動態清零到全景監視

 

一般而言，個人的身體狀況與醫療紀錄屬於個人的高度隱私，只有醫護專業人員在診療期間才能參考和運用，但是中共當局卻可以公然掌握全民的隱私，管控全民的「生物數據」。於是，「楚門的世界」這部原本屬虛構的科幻喜劇片，未來將成為中國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中被「體無完膚」的監視與操縱。 

在「電子健康碼」施行之後，一個「全景式的監獄」(a prison of panopticon)將在中國出現。「全景監獄」(panopticon)是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一種新型監獄建築，採取360度環形監視的方式，對所有囚犯進行「動態監視」。於是，中國人民下載到手機上的「電子健康碼」，就會像一個「電子發射器」，國家則是「數據收集庫」，每個人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無論你做什麼事，都在國家的監視之下，並且永遠被記錄在國家的檔案數據庫之中。一旦「電子健康碼」通行以後，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法治素質低落卻擁有高科技武器的警察國家，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一個有史以來最恐怖、最真實的數位極權國家。

《宋國誠專欄》 必須告別中國－解構中國的「詭辯五論」(4-4)

 

《宋國誠專欄》

必須告別中國

－解構中國的「詭辯五論」(4-4)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07月05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48388

 

第五論，中國的「極權詭辯」：科技納粹

 

依據《紐約時報》「視覺調查團隊」一項調查發現，中國正在原有基礎上，以空前的規模收集數量驚人的公民個人資料，手機追蹤設備隨處可見，人人一條健康碼。中國公安部門正在建立世界最大的DNA資料庫，並在其人臉識別技術基礎上進一步收集民眾的聲紋。調查指出，中國部署了5億隻攝影機，將個人隱私錄入功能強大的分析軟體，識別一個人的種族、性別以及是否戴眼鏡或口罩等等。所有這些資料都匯總並儲存到政府的伺服器之中。一份來自福建省的招標檔案顯示，這些資料規模非常龐大，每時每刻都有25億張人臉圖像被儲存。用公安自己的話來說，這些視頻監控系統的戰略目標，就是「實現對人員的管控」，換言之，中國已成為世界最龐大的數位極權主義國家。

 

中國的「生命政治」控制

 

中國政府以所謂社會信用、健康管理、治安保障、疫情防控、維穩等理由，合理化這種「數位監控」下極其醜惡的國家恐怖主義，這就是一種「極權詭辯論」，一種「生物政治」(biologization of politics)的墮落，也就是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說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操縱與濫用。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反人道濫用，中國廣泛運用生物醫學、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核酸檢測，廣泛蒐集並介入個人身體的分子分析(深入到核酸基[nucleotide base]與酵素活動)，在生命分子的層次上對個體生命進行管理、控制、改造，以實現國家對全體人民的「敞視監控」(panoptical surveillance)，一個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一九八四》筆下的「老大哥國家」。 

以AI技術的人臉辨識和DNA檔案(生命數據庫)，廣泛運用於識別、監視、追蹤、抓捕新疆維吾爾族人。這種建立在以科技手段控制公民思想與行為的「自動化極權主義」(automatic totalitarianism)，是數位極權在中國最極端、最徹底的表現。然而，在已遭到世界廣泛抨擊之後，中國依然故我，甚至變本加厲。

 

中國對新疆的數位監控

 

在新疆，除了遍佈街道巷弄的攝影機之外，中共在新疆部署了數以百萬的警察和監察員以及數以千計的檢查崗，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資金，用來掌控維吾爾人的一舉一動。這些警察可以隨時攔下路人檢查他們手機，查看是否有依規定安裝政府設定用來監控通話和資訊的強制軟體，以及查看為何手機流量「異常超量」或為何經常購票出國？若發現敏感資訊或照片，警察可以當下刪除或沒收；這些警察可以強制維吾爾人排隊照相，以取得他們的面部特徵並載入官方的數據庫；這些警察可以針對「特定人士」並貼上「危險標籤」，一旦設定完成，他(或她)每次離開社區或進入公共場所，就會觸動警報系統，即使當事人尚未到達目的地，警察就已提前到達並進行盤問。 

至於所謂「監察員」，無論白天或黑夜，可以隨時闖入維吾爾人的住所進行盤問，進行所謂「忠誠談話」和「可靠性評分」；在新疆，有高達7000名兒童遭到拘禁，即使維吾爾人上清真寺禱告也會遭到監視，理由是想知道他們向「阿拉」說了什麼？是否向上帝密告「反黨言論」？一個維吾爾兒童被盤問：你父母讀《可蘭經》嗎？這個兒童誠實回答之後，這個家庭從此就人間蒸發。 

一位記者詢問新疆當地的警察為何要這麼做？警察的回答是：「在中國，沒有什麼為什麼！」

 

據統計，中國已經擁有近700億條記錄的數據庫，相較於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全國即時犯罪背景調查系統」只有1900萬份記錄，有如天壤之別。在新疆，只要有一張照片(或聲音)，只要有臉部紋路、視網膜、皮膚顏色等等特徵，就可以「一鍵顯示」數十億份相關記錄，列出被搜尋者的教育背景、家庭關係、交友情況、聯繫紀錄，以及什麼時候與什麼人一起出入酒店或網吧等等。除此之外，中國還把新疆監視系統進行「全國聯網」，追蹤在其他省分流動的維吾爾人，目的是防止「預謀性串連」和避免對漢人產生「惡劣影響」。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以「反恐」之名，反到深入人體血液和細胞而獲得巨大成效的國家！

 

牲人：極權統治下的維吾爾人

 

在極權統治下的維吾爾人，一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筆下的「牲人」(homo sacer，又譯「神聖人」)，這是一種任何人可以將其殺死而不必接受法律制裁的人，一種被黏貼了種族不潔的標記且完全不受法律保護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在習近平高喊「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下，維吾爾人卻是一種「中國共同體的多餘人口」，只有將這些「維吾爾牲人」隔離或逐出共同體之外，中國才能維持國體聖潔並鞏固自身的「無敵統治」。二戰時期的納粹希特勒，就是用這種方法對待猶太人。 

數位極權是反文明、反人道的野蠻治理，但卻是中國自稱其體制優越性的要素之一，充分顯示中國倒轉人類文明演進的趨勢，乃至對人類文明形成「逆淘汰」的威脅。實際上，「身體權」(包括面部特徵與DNA)屬於私法、私領域的範疇，是「人身保護」的底線，然而，不僅如此，中國的數位監控還運用在對異議份子和可疑人士的追蹤與逮捕，包括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者、獨立公民記者、維權律師、文字批評家、懷有冤屈的上訪者、輟學或失業青年、閒散人員、貧困群體以及外國人等等，這種「科技的納粹化」，將中國變成一個「全景監獄」，對人權與自由進行深重的迫害。

 

必須告別中國！

 

基於保衛人類文明的立場，無論是脫鉤、遠離或圍堵，全世界都必須告別中國。因為今日之中國是人類文明演進的退化肌體，國際社會自私自利的法外集團，文化價值的偷渡客，歷史事實的篡改者，中國赤裸生命的統治者；「告別中國」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是人類集體生命與自我保存的最後一役。無人可以逃避，無人可以倖免。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中，認為自由民主體制將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實際上，民主並沒有獲勝，專制正在崛起。換言之，歷史並沒有終結，而是重新書寫。而在重寫歷史文明之際，「告別中國」必須是歷史新頁的前言和導論。

阿岡本研究(1)：關於「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

 

阿岡本研究(1)：關於「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

 

一，「阿岡本的「牲人」(神聖人)(Homo Sacer)理論

 

「Homo Sacer」是Agamben最為重要的概念之一，他於1995年開始了這一名為「Homo Sacer」的寫作計劃，迄今為止共已問世七部，分別是《主權權力和赤裸生命》(Homo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vita nuda，1995)、《例外狀態》(Stato di Eccezione. Homo sacer, 2,1，2003)、《統治與光榮：論經濟和治理的神學譜系》(Il regno e la gloria. Per una genealogia teologica dell'economia e del governo. Homo sacer 2,2，2007)、《語言之聖禮：誓言的考古學》(Il sacramento del linguaggio. Archeologia del giuramento. Homo sacer 2,3，2008)、《主業》(Opus Dei. Archeologia dell'ufficio，2012)、《奧斯維辛的殘餘：目擊與檔案》(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 L'archivio e il testimone，1998)和《最高的貧困》(Altissima povertà. Regola e forma di vita nel monachesimo，2011)。 

Agamben的方法，是福科式的系譜學，即通過對歷史上文獻的梳理和闡釋，從中找到一條理解當代政治結構的方式。Agamben試圖在更悠遠的歷史空間中，找到誕生現代政治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從homo sacer這個概念的系譜中尋獲。

 

1，「牲人」(神聖人)概念的系譜學考察

 

homo sacer是拉丁語詞匯，最早出現在羅馬法體系中。與現代法律體系不同，homo sacer甚至不是一個概念上和意義上明確的用詞，原因在於，這個詞具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含義。這個詞對應于現代英語的兩個含義：一個是「被詛咒之人」( a accused man)，另一個是「神聖之人」( the sacred man)。前者意味著這樣的人的不純潔性，在法理意義上，被詛咒之人也是可以被任何人殺死而不受法律制裁的人。另一個意義涉及宗教，即這種人不能作為犧牲獻祭於諸神。 

從詞源學來說，sacer 這個詞本義是「分隔」和「分離」，那麼homo sacer實際上應當理解為被區分開來，或者被排斥在外的人。這樣，我們便可以在古羅馬意境中進一步來理解這個詞的含義。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存在著平民(plebs) 和公民(citizens)之分，而既不屬於公民，也不屬於平民的，就是這種被區隔的人。在羅馬城邦法律中，只有公民和平民才適用於法律，對於這種被隔開的人，實際上既無法律上的適用，更不會受到保護，也正因為如此，殺死他們才不會被法律所制裁。 

然而，homo sacer不僅僅是人法的例外，更重要的是，它們也不能被獻祭。在嚴格的宗教法律上來說，人對諸神的獻祭，在根源上源於人類對諸神的誓約(如《聖經》中亞伯拉罕對上帝的誓約)，這種誓約的成立，便構成神與人之間的神法( ius divinum)。這種神聖法涉及神對人的恩澤，以及人對神的讚美與獻祭。顯然，我們獻祭於神的人或物，必須是純潔的，任何不潔的東西都會被排斥在神聖儀式之外。那麼，homo sacer 在這裡遭到了第二重排斥，也就是說，在被人法所排斥之後，又被神法所排斥，它們不僅構成了人法上的例外，也構成了神法上的例外。 

換言之，「牲人」處於雙重排除的例外狀態。楊涵榆寫道：「Agamben特別凸顯文獻中牲人的矛盾特質：『殺而不罰，嚴禁獻祭』，……這表示牲人及其所代表的『聖命』同時被在人類和神靈律法之外，同時是這個範疇的『例外』。……牲人的歷史圖像不僅暴露了『神聖』的歧異性，更揭顯了人類刑法與神靈律法各自的限度，以及『神聖』與『卑賤』、宗教與律法失去區分的狀態」。(楊，《閱讀生命政治》，頁119)。換言之，「牲人」處於人法與神法的邊緣狀態，一種雙重棄置、雙重畸零化的狀態。

正如阿甘本所說：「同時將其排除於人法和神法的裁決之外，這種強制性暴力開啟了一種人類行為的既非神聖行為亦非世俗行為的領域。而這個領域恰恰是我們試圖在這裡要理解的領域」。這是一個從未被開啟過的領域，與之前談論受壓迫階級和階層的理論不同，阿甘本關注的既不是統治階級，也不是被統治階級，而是在這二者之外，被絕對地排斥在這種劃分之外的殘餘物。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1995, pp.82-83

 

2，第三領域：主權權力的領域

 

Agamben認為，Homo Sacer 概念第一次出現於古羅馬語文學家費斯圖斯(Pompeius Festus)的著作《論詞義》之中，費斯圖斯這樣定義Homo Sacer: 

「Homo Sacer 就是那些因罪被人民審判的人。此人不能被用來祭神，殺他的人卻不會被判殺人罪。實際上，最早的保民法案記載：若殺了民眾所認為的牲人，不算犯殺人罪。這就是為什麼壞人和不潔的人常被叫做Homo Sacer」。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71

 

Agamben發現，在古羅馬，Homo Sacer是一個空有名稱、卻沒有實質所指的空洞概念。只有殺戮Homo Sacer的行為出現時，這一名稱才能找到確定的指涉物件。這意味著Homo Sacer只是一個遙遠而古奧的虛構，沒有任何當代意義?或者任何被殺而沒人負責的人都可以被叫做Homo Sacer？顯然，Homo Sacer這一概念僅僅具備一個含混不清、充滿悖論色彩的定義，但是，Agamben對這一定義的外延和內涵做了相應的規定。 

Agamben首先從探究Sacer 這一詞的本意出發，通過一系列語文學材料，來把握Homo Sacer 的真實含義。在諸多探討Homo Sacer 的文字中，最先注意Sacer 含義的學者是羅馬的馬可庇烏斯，他首先認為，Sacer 必然是指屬於神靈之物，可是，他也搞不明白，為什麼「在有些民族中不可碰任何屬神的東西，卻可以殺死屬於神的人」。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p.72 

馬可庇烏斯的疑難引起了現代古典學者的探討，其中，以德國羅馬史專家蒙森和美國古典學家貝內特為代表的一派認為: Homo Sacer體現了古代社會中宗教法和刑法尚未分化的現象，正因為這兩種法律尚未分化，所以，處死Homo Sacer 就仿佛是向諸神獻祭; 以語文學凱雷尼和富勒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認為，之所以把某一部分人叫做Homo Sacer，是因為這些人是獻給一類特殊的神靈—冥界諸神的祭品，因此，他們實際上被囊括進民俗學中一個重要的範疇「禁忌」之中，因此，Homo Sacer「地位高貴而受到詛咒，令人尊敬又帶來恐懼」。Harold Bennett, “Esto Sacer”,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61, 1930； W. Warde Fowler,“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Sacer”,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1, 1911, pp. 57-63. 

匈牙利學者卡洛伊・柯雷尼( Károly Kerényi)給出了一種解釋，柯雷尼認為，之所以homo sacer是神聖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純潔，相反，他們已經受到了詛咒，因而絕不能將它們獻祭於諸神。不過，柯雷尼指出了另一個重要事實：homo sacer 不能作為犧牲的對象，原因十分簡單：sacer 意味著它們已經為諸神所擁有，另一個世界的諸神已經以另外的方式佔有了它們，因此我們不需要通過一個新的行為將它們獻給諸神。(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1995, p.73)這樣，除了純粹法律上的意義之外，homo sacer還有一個宗教上的意義，即不可能用於宗教獻祭，甚至是不能參加宗教儀式的人。而homo sacer不能獻祭，不能參加儀式的原因也十分簡單，它們已經是諸神的人了，由於被諸神所

有，homo sacer從諸神那裡獲得了神聖性，猶如諸神的財物一般，它們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sacer的神聖烙印。不過，柯雷尼的解釋並不讓人信服，homo sacer 的神聖性並不在於他早已被諸神所擁有，而是另有原因。或許，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解釋的可能性，即homo sacer不能獻祭的原因，不在於神已經擁有了它，而是因為諸神從一開始就不想要它，因為它是污穢，避免讓之穢亂天國，只是唯有強調在獻祭的時候不能用homo sacer。 

這裡並沒有回答「為什麼殺掉homo sacer不會被治罪？」的疑惑。兩種看起來完全不相干的含義何以在一個詞語中體現？兩個截然不同的語義背後，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在現代的政治話語中，出於某種緣故，一直被遮蔽著。 

Agamben的思考澄清了Homo Sacer的含義：儘管富勒和凱雷尼尚未澄清Homo Sacer的實質，但卻將Homo Sacer歸屬在「禁忌」這樣一種特殊的民俗學範疇之中，從而為澄清Homo Sacer 的真正含義找出了線索。 

Agamben認為，Homo Sacer的地位與一種特殊的禁忌有關，他將這樣一種禁忌叫做「禁制」(Ban)。禁制實際上是兩個對立傾向的結合：一方面，個體(無論主觀還是客觀上)處在規範之外，不受任何規則的管轄；另一方面，恰恰通過排除個體，規範本身的力量才呈現出來。 

著名的東方學家和人類學家羅伯森．史密斯(Robertson Smith)在《論閃米特人的宗教》中，詳細論述了禁制關係在古希伯來社會中的獨特功能： 

「另一種此處必須提到的希伯來語用法就是禁制，人們必須通過這種手段迅速毀滅不虔誠的罪人或共同體的敵人和他們的神。這種禁制是一種獻身於神的行動。因此，人們有時把「禁制」看作「犧牲」和「獻身」。但是在古希伯來社會，禁制不僅意味著毀滅相關人員，而且意味著毀壞他們的財產。只有經過大火淬煉之後的金屬，才能成為聖庫的財寶。甚至他們的牛也不能被獻祭，而只能殺死」。

W. Robertson Smith,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Transaction Books, 1894, pp. 453-454

 

從史密斯的論述中我們發現，在古希伯來社會，禁制的功能恰恰和Homo Sacer 所處的地位有著隱秘聯繫。首先，禁制關係體現被禁制的個人和共同體的關係，任何被禁制的個體都是共同體其他生命的威脅，必須立刻被消滅；其次，禁制關

系體現被禁制的個體與神的關係，被禁制的個體不能作為神的祭品。顯然，在這兩重關係中，被禁制的個體符合費斯圖斯對Homo Sacer所下的定義: 可以被殺死而不負責任，卻無法被看作祭品。 

Homo Sacer定義隱含了更深一層的含義：Homo Sacer 是共同體中一種有用的多餘者，通過排除這種多餘，共同體才能同時獲得世俗意義上的繁榮團結和神聖意義上的純正聖潔。這個定義清晰地勾勒了Homo Sacer在人類共同體中的地位：他被逐出了整個共同體，通過消滅他，共同體才能健康和團結；與此同時，任何共同體都必然產生，也必須擁有Homo Sacer，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內部的威脅(假想敵) ，任何共同體就沒有鞏固自身凝聚力的手段。

 

既然Homo Sacer被排斥出了共同體，他如何又成為共同體的一部分呢？ 

Agamben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在探索禁制與Homo Sacer 關係的過程中，他發現，Homo Sacer實際上只是被逐出了共同體所包含的兩大領域之中：首先，Homo Sacer不算是共同體的世俗成員，用通俗的話說，雖然從生物學的角度看，Homo Sacer是人，在法律意義上，他還沒有做人的資格，所以人們可以殺死他而不用負法律責任；其次，Homo Sacer不被神靈保護，他是神靈的對立面，是不潔淨的生命。由此，我們發現，Homo Sacer被逐出了共同體的神聖領域和世俗領域。Agamben推論：Homo Sacer 所屬的領域是共同體的第三領域，而這個第三領域，就是主權權力主導的領域。 

參見姚雲帆，《論阿甘本Homo Sacer概念的含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 期，頁11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