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觀點: 我的《閱讀中國》筆記(7)：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

我的《閱讀中國》筆記(7)：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長達30年的時間之內存在著巨大的人口流動，歷史中不曾出現，未來也不可能發生。這30年來大規模、長期性、集中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動人口，是世界近代史上聞所未聞的。

30年走過來的道路，名為「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以以脆弱、落後的鄉村資源，利用大量、廉價的農村勞動力，為城市文明的發展支付代價與出本而獲得的，這是世界城市化史上最為危險和最不可持續的城市化進程。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造成了數百個城市和數百萬村莊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圖景；而其中，數量達2.6億且持續在增加的流動人口，是積聚並引爆這一矛盾的根源。

從「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理論來看，農民「流入」城市是通過斬斷其認同強烈的「農村社區關係」，進入認同薄弱的「城市雇傭關係」；反過來說，城市過去之所以將外來人口以鄙視之詞「盲流」稱之，就是因為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在空間、身份、情感上是分離的，形成一種「城市本位主義」和「市民優越感」。城市對農民習以為常的排斥與抵制，使得進城農民處於「經濟上接納、社會上歧視、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

我想起梁鴻，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女孩，在《中國在梁莊》一書中，開頭就寫道：

「從什麼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面？什麼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症的代名詞？又是從什麼時候起，一想起那日漸荒涼、寂寞的鄉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邊緣忙碌，在火車站奮力擠拼的無數的農民工，就有悲愴欲哭的感覺？這一切，都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又是如何發生的？它包含著多少歷史的矛盾與錯誤？包含著多少個生命的痛苦與呼喊？或許，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鄉村的知識份子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中國在梁莊》

我其實想說的是，全中國，包括政府、學者、資本家，以及所有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中國人，都對不起農民！對不起這些「扛包背袋」進城的、在城裡掙扎求生的農民工！因為他們把青春和體力帶到了城市，而城市卻把貧窮與衰老丟還給農村。是什麼因素，使中國的農村與農民，如此低下見不得人？

在澳洲學者Tarama Jacka的“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一書中，拍了一張在2001年北京海淀區農民工聚集區的照片。我此行在北京，也在海淀區拍了一張農民工居住的一條巷子。十幾年過去了，對照兩張照片，農民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了嗎？